从英汉语言物质结构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一、从英汉语言的文字结构看中西 医学观的差异 文字是“语言的书面形式所采用的外部建筑材料”[5]， 是语言的物质实体。英汉语言文字结构迥然不同，其对使用语言的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很大影响。汉字都是用“一些结构单位以不同方式一层一层组织起来的”[6]，是音、形、意三位合为一体的；而英语是单纯的拼音文字。也就是说，汉字是一个综合体，它所反映出来的世界是一个有组织的全方位的世界；阅读汉字的人看到的汉字所表达的语意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一个整体，阅读者是在全方位地感受，而不是在剖析；比如，“男”字，任何阅读者只要认识这个字，一个雄赳赳、力拔山河的完整的男人就展现在阅读者面前。与之相反，英语却是单纯的拼音文字，其单词的构成是由26个字母，按照一定的规则（构词法）组合而成。这种方式形成的单词，其自身无法显示其含义，是非常抽象的，需要用语音和别的文字进行解释说明，方知其具体含意。比如，“man”这个单词，阅读者首先关注到的是m、a和n这三个字母，以及这三个字母是否按照规则（构词法）正确排列拼写，然后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认识和理解“man”这个单词。也就是说，英语单词的结构所反映出来的世界，是一个把零散部件（字母）安放在它所应该在的位置上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个无血无肉的静物，阅读者首先需要对它进行剖析。由此可见，汉字是有血有肉的、活灵活现的有组织的综合体；英语的单词则是机械不动的一个组合物。 这两种语言在文字结构上的差异，正好体现了中西方“综合式”和“分析式”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也直接影响到他们医学观的形成和发展。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认为“正像数学推理非借助一套适当的数学符号不能进行一样，没有语言，思维的产生和日常运用未必更能想象” [7]。萨丕尔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语言决定思维。文字结构的差异决定了思维方式的差 异。思维方式的不同必然影响到人们对人体的生命活动与病理过程的观察和分析。中医理论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由阴阳两大类物质构成，阴阳二气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并时刻都在运动与变化之中。因此，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症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因此，中医的核心观点是“整体、辩证、综合”。而西医则是把人体当作一部机器来对待，这台机器是由一个个的部件（各种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按一定的规则（生理结构）组装而成。当某个部件出问题时，西医采取的是“头痛医头”的定位式、剖析式的治疗方法。中医强调人体调理、阴阳平衡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把人看成是有机统一、恒动、和谐的综合体；而西医侧重于人体结构的剖析，实则强调了局部、静态的分析，表现了西方典型的分析式思维方式。 二、从英汉语句子结构看中西 “法治”观的差异 句子是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是由词和词组构成的、能够表达完整意思的语言单位。英汉语句子结构的差异极大，他们的差异极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西方人“重律轻德”而我国“重德轻律”的“法治”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就句子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8]35。英语句子结构受严格的、外在的规则约束，句型基本都是围绕主谓语结构而旋转，这个主谓语之间有着强制性的一致关系。一般来讲，英语的句子结构在主谓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下五种基本句型：第一类包含一个不及物动词：He came；第二类包含一个及物动词及其宾语：He wrote letters；第三类包含一个双宾语（一个间接宾语和一个直接宾语）：He taught me English；第四类包含一个系动词及主语补语：He is a teacher；第五类包含一个宾补动词、宾语及宾语补语：We made him king. 另外，一个句子如果要增加其他的附加成分或结构，就必须借助各种关联词，该句子才能进一步延伸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英语句子不论有多复杂，它都是在“主语+谓语”这样一个主框架下运行，“印欧语的语句生成机制是以“大”制“小”，以主谓结构的框架为纲去处理各层结构单位”[9]。而且，在这个框架中，主句的动词是核心，该动词首先受制于句子的主语，其次它的性质决定着整个句型的发展变化，也就是说，一个英语句子只能有一个动词，如果需要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的动词来表达更复杂的语意时，就必须借助相关的语法规则，如连词、不定式、分词结构、从句等才能使用这些动词。而且，名词、动词、代词、形容词、副词等在句中所充当的成分也因受语法规则的约束而固定不变。英语句子结构的这些特点正好表现了西方人的法律观：他们首先设定人本性恶，认为人从本质上来讲是向恶的，所以其行为正如英语句子中的动词一样必须受语法规则的约束；如果没有规则的约束，必然会犯错，甚至犯罪。在这样的观点支配下，西方人早在古罗马时代的“十二铜表法”中，就提出了充分体现西方现代立法理论的三个重要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自由和财产所有权不容侵犯。这三大原则实际上表明的就是：任何人，不论其地位、身份、财富有多大差别，其每一步行为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都受到法律的约束；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人的一切活动均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框架下进行。这种“法治”观不正是英语句子结构中的“法治”吗？ 而汉语句子没有明显的外在的规则约束，其句型结构很难进行归纳总结。句子主谓语之间没有强制性的一致关系，句子结构的延伸和变化也不受主谓框架的限制，动词的使用不受约束，动词不是句子的核心，也不决定句型的走向和发展，动词、名词、形容词等都可以作谓语，句中词语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词序和使用虚词来表达，句子结构主要受语意的约束，随意而行。所以汉语句子结构更多地受使用者的支配，恰似王力先生所说：“中国语言是人治的”[8]35。因此我们常说：一个句子，只要达意就行。比如，元代散曲作家、词人白朴的《天净沙·秋》：孤春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作者把描述六种自然景物的名词铺排叠加：孤春、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和寒鸦就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萧瑟寂寥的秋景图。当然汉语句子的结构并非真的就完全随意而行，无拘无束。实际上，汉语句子也有其遵循的规则，只不过其规则不像英语句子那样，有外显的、明确的语法规则，汉语句子遵循的是隐性的有弹性的规则。而且这些所谓的规则常常需要使用者通过感悟才能体会到。比如，句子结构要求语意通顺连贯，形散而神不散，整体和谐完美等。汉语句子结构的这些特点也反映和影响了中华民族对法律和道德的取向，汉民族不是重律轻德，而是重德轻律。因为汉文化坚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既然是善良的，那么人的行为，就像汉语句子中的动词不用明确的规则约束一样，也不需要靠强制的规则——法律来约束，而是通过行为人的自省和反思来规范的，指导其自省和反思的是“仁、义、礼”等道德理念[10]。而这些道德理念不是强制性的法律条文，他们对人的行为的约束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规劝性和感悟性的，是通过行为人主观上的自身修养来达到的，需要行为人通过对汉文化的感悟才能去体会。故汉民族重德轻律。 三、从英汉语文章的语篇结构看 “All of the soci al sciences are interested in patterned regularities in human social behavior. The distinctions among the social sciences are chiefly in the kinds of regularities of interest. Economics focuses on patterns in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Political science investigates the ways people govern themselves or are governed； the primary concern is with pattern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participation in formal organizations； Sociology is concerned with people and with rules of behavior that structure the way in which people interact. Psychology occupies itself principally with patterns of learning， motivations and mental disorders. Anthropology has traditionally limited its inquiry to small， preliterate societies and has tended to focus on culture and cultured system” 这段文字材料是从一篇介绍社会科学所属各学科的文章中摘选出来的。该短文的第一句：Al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re interested in patterned regularities in human social behavior （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对人类社会行为的模式化规则进行研究。）是主题句，它为整段发展搭建了严密的逻辑框架，并以之统领和约束整段的语义范围，随后针对“人类社会行为的模式化规则”这一主题，作者分别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所研究的对象进行阐述，所阐述的内容有序衔接、条理清晰、层层推进， 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语义场，全面地阐述了本段的主题句。 而汉语的语篇结构与英语不同， 汉语语篇常常是首先对主题有关的外围话题进行分述，然后据此归纳出主题，这就是汉语语篇的“先分述后总结的所谓中文螺旋式” [12]469的思维方式。我们以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一段话为例：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里司马迁不是首先表明主题，而是引经据典，列举了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历史典故，把这八个跌宕起伏、充满悲情壮怀的故事，一一展现给读者，一气呵成地使读者在万千的思绪中，自然而然地来到了本文的主题：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通过对以上两篇中英文短文的对比和分析我们不难看到，英汉语篇结构差异很大。这些特点和差异反映在中西方思维方式上，就好像是中西方人在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引领下所下的两盘不同的棋：一盘是西方人酷爱的国际象棋，另一盘是中国人的国粹——围棋。尽管两种棋的目的都是为了赢棋，但行棋的思维方式却不一样。国际象棋这篇文章毫不隐晦，直截了当地就摆出“主题句”——杀死对方的主帅，然后，针对这一主题，以一系列一环扣一环的、极富逻辑推理的连珠妙招，诸如“将王”和“送吃”等战术手段完美地演绎了主题句。这样的行棋方式，恰似一篇典型的英语语篇段落写作的思维方式。再看看围棋，它可不像国际象棋一开局就进入主题句，而是首先谋篇布局，从外围入手，以各种跌宕起伏、错综复杂的“手筋”、“打劫”等战术手段，渐渐地展现自己的“主题句”——或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赢得胜利，或以强势追杀对方一大片子而赢得胜利。所以围棋的博弈反映的是典型的、符合汉文化螺旋型思维方式的语篇结构。 除了以上三大区别以外，英汉语之间许多细微的差别，都能体现出中西文化的差异。比如，汉语重人称，英语重物称，所以，汉民族看待世界就是以人为本，而西方人则是轻人重物；汉语的字与字的组合能力极强，英语的单词却常常是单兵作战，一词多意。所以汉民族崇尚整体，讴歌集体主义，而西方人则突出个人能力，颂扬个人奋斗；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在英语句子中的分工非常明确，谓语就只能由动词充当，名词和形容词就没有充当谓语的功能，因而不同词性的词只能各司其职，才能形成一个正确的句子；而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在汉语句子中却没有这么明确的分工，它们均可在句子中作谓语，因此衡量汉语句子正确与否就不能以词性为标准，而更多的是看句子是否通顺、和谐；英汉民族就餐方式上的不同也正好反映出英汉语言的这一特点，汉民族习惯用筷子，两只筷子，没有明确的分工，只要用得和谐顺畅，就能夹菜进餐；西方民族却喜欢用刀、叉、勺，刀、叉和勺的分工就十分明确，只有当刀、叉、勺都各司其职，其进餐才能完成[13]。 四、结语 综上所述，英汉语言的特点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语言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来看，尽管人类思维的形成先于人类语言的形成，但只有在人类有了语言后，其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的结构和内容才有了质的飞跃，因为人们是通过语言来观察和认识世界的。由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人们习得语言时，也就从语言中习得了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从而形成了基于本族语言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