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环境看中西方法制文化差异
一、Www.LWlM.com中西方文明起源地理环境的比较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谈到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涉及价值观、人文理念、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究竟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呢？钱穆曾谈道:“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区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致不外三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农耕文化；三是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塞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① 而很多熟悉西方法学经典的人不会不注意到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中阐述过地理风貌对人文精神的巨大影响：“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热带地区的人民比较容易忍受奴役，而寒带地区的人则更偏爱自由”、“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所不给与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②历史地理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也曾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极大限制作用，并把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系统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但他明确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就是摆脱自然控制的过程。 从以上诸多学者关于地理环境对文明发展的影响的论述，不难得出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文明发展初期——地理环境对经济模式、人文精神层面甚至文明形态都有着巨大或者决定性影响，既然要探析中西方文化的诸多不同，那就少不了要从两种文明的源头进行分析。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中国的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这两种文明的发源地所处的纬度大概一致，但地理环境却有天壤之别。 （一）古希腊文明 我们先分析下产生古希腊文明的地区大致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因为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后世的西方人从不吝啬用任何优美的语言去赞美这块诞生伟大文明的土地，但事实上希腊半岛既没有风光优美的北美大草原、也没有欧洲中部那种给人无限遐想的黑森林——其实这个地区土地资源非常贫乏，而且多山少地是陆路交通变得十分困难，沿岸国家的土地也很贫瘠，总之一句话，这块土地的人们想单纯靠农业生产生存下来是非常艰难的的，正如柏拉图在《克里底亚篇》中写道，“所有肥沃松软的土壤都流失了，留给一个国家的只是皮和骨头”。③但这一地区却有着非常独特的地理环境——希腊半岛三面环海，东部的爱琴海、西部的爱奥尼亚海和亚德里亚海，只有北部与欧洲大陆相连，其地势扼欧、亚、非三大洲交通的要冲，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显然在航海贸易中拥有极大的优势，航海条件的优越性使得古希腊人放弃了难以生存的农业生产，他们最先种植橄榄和葡萄，加工成橄榄油和葡萄酒，然后通过航海与北非、西亚展开广泛贸易，与此同时古希腊的冶金、采矿、建筑、造船等行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这时候在希腊半岛便形成了一种以手工业加工为基础的工商业经济，古希腊社会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工商业经济模式最终产生了与诸如黄河文明、尼罗河文明等“大河文明”完全迥异的文明形态，这在后面还有具体分析。 （二）本土文明——华夏文明 有了以上对古希腊文明地理环境的诸多分析，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我们熟悉的本土文明——华夏文明，她起源于东亚大陆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在东亚文明诞生的早些时候，从西伯利亚带来的风沙经过一两千年的沉淀使中国中原地带积起厚厚的黄土，而黄河又时常泛滥，这样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区的土地十分肥沃。同时，由于东亚中原地带位处喜马拉雅山以东，夏季气候较湿润，雨量充沛适合农作物生长——广袤肥沃的千里平原，濒临大河优越的灌溉条件，再加上适合耕种的适宜气候，以上众多的地理环境因素决定了我们祖先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文明初期选择农耕经济作为人们生存、发展的基础显然是非常合理的，对比其他诸如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以及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可以发现“大河文明”均为农业文明的现象显然不是偶然！ 这种由地理环境决定了的“经济基础”的差异最终导致中西方文化的诸多不同，下文便有具体分析。 二、经济基础的不同最终导致文明形态全方位的差异 上面提到古希腊人因为土地贫瘠、多山少地不适合农业耕作，同时又拥有极为优越的航海条件，所以古希腊文明的经济基础为以手工业加工、对外贸易为主要经济模式的工商业文明，马克思曾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认为经Www.LWlM.com济基础不光是决定了上层建筑的诸如政治形态、法律制度等，有时还极大影响甚至决定了其它诸如价值理念、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文化内核，这在生产力极其落后、地理大发现之前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表现的更为明显！其原因在于在人类文明发展初期因为生产力的极端落后，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还处于幼稚阶段，人类的生产、生活受到周边自然环境极大制约和影响，再加上航海技术的落后使得世界各文明民族之间的交流变得极为困难，所以处在人类文明发展初期的人们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很容易由其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而一个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又是由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就不难理解，古希腊文明和华夏文明为何因为经济基础的属性不同导致了文明形态全方位的差异，以下稍举几例来分析经济模式的差异为何影响甚至决定了文明的文化内核，以便读者更容易理解其后将要谈到的社会本土资源对法治社会形成、发展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一）西方人的理性思维与中国人的感性思维 随着手工业和航海贸易的长足发展，古希腊形成了全民经商的社会氛围，在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商人阶层，由于商业贸易需要一定的应用数学和会计核算技术，手工业的发展又需要很严谨抽象的统筹安排，所以古希腊人逻辑、抽象思维极其发达，他们很早就掌握了大量应用数学知识；而欧亚大陆版图另一端的中国情形则截然不同——农业社会的基础在于农业生产，农民对生产的安排来源于长期对季节更替、气候变化的观察和感悟，比如中国指导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这都不是靠逻辑抽象思维推理得来的，而是经过长期经验积累的不断总结得出的成果，所以传统中国人感性思维多于理性思维、形象思维多于抽象思维。 （二）两种世界观——超验主义和经验主义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中，我们的世界观首先不可能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而是学着怎么与自然和谐相处——农民的生产安排，多是根据长期对自然变化的观察、感悟和不断总结，也就是需要一代又一代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是一种经验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导致古中国的科学很难形成理论体系和系统传承，各种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规律无法探析，比如中国人虽然偶然发明了火药、但始终无法弄清楚火药具体的化学组成，我们记录了哈雷彗星四十来次，但没人能总结出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一个英国人获得了此项发现权。 而在工商业社会中，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自然、挑战自然，从对诸如橄榄、矿石等自然产品的再加工，再到把手工业制品运输到千里之遥的海外，这些都需要严格的统筹、预算，商人长期的海外旅行同样需要规划——他们如果向某地推销商品，就需要对航行路线、地理风貌、风土人情甚至市场容量等相关信息做相关分析，所以商人必须从中筛选大量信息、从多变的事物中根据理性分析得来做出的客观判断，然后指导生产安排、贸易路线以及贸易范围。这个过程仅依赖经验是靠不住的、需要理性的实证分析，这就是超验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直接催生了自然科学发展所需的一些方法论——如模型、假说、归纳、演绎、类比等等，从机械唯物主义到原子理论，从蒸汽机的发明到计算机的诞生，从人体内部解剖到细胞的发现，这些真理的发现都是先有了相关理论和大胆猜想，然后经过多种科学方法论的验证才获取的，这些都是超经验主义世界观的体现！ 三、中西方法制文化的分野——契约型社会和伦理型社会 对以上中西方文化在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几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文明的很多差异随着两种文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了，有了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法制文化产生分野的逻辑主线是：古中国和古希腊迥然不同的地理环境使得两种文明在诞生之初就选择了不同的经济模式（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而两种差异很大的经济模式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即西方的契约型社会和中国的伦理型社会。 在西方传统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生存、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是“商品交换”，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人们之间的利益诉求只能通过“契约”来实现，“契约”要求交换双方意思“自由”、地位“平等”，既然“契约”是工商业社会中经济活动的最基本要求，那么契约精神中所包含的“自由”、“平等”等理念成为商品经济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人文精神成为了必然，而契约的有效性往往只能通过“法律”才能得到根本性保障，这种经济基础决定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模式直接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本社会形态——“契约型”社会。 而在农业社会中，以家族为单位、聚族而居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在一个自然村里，绝大多数人家往往都有血缘关系，从中国大多数自然村以姓氏命名就看出这种特点，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便形成了“以一定地域为范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生产组织。这就比较好理解在这种社会形态里如何调节、规范宗族内部成员的行为关系成了熟人社会头等的大事情，对于不太容易出现的、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关系显然被边缘化了。 稍作总结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的“礼治社会”是建立在宗族伦理观念之上的等级秩序和权力崇拜的一种伦理型社会，其主要表现为关系社会、人情社会；西方的“法治社会”是建立在自然权力观念之上的平等秩序和权力制衡的一种契约型社会。中西方文明关于这两种社会形态的历史选择其实是基于最初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而恰恰是不同的社会形态直接决定了法制文化的根本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