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是夏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在读屈原：一是独玉俏色圆雕的屈原立像，一是有关屈原的书。书都是已故父亲王文礼留下来的。作为小镇里小有名气的中学语文老师，年青时他曾把《诗经》背得烂熟。但屈原能不能背下来，我不知道。但在195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怀沙注释的《屈原集》里，我看到了父亲用红、蓝钢笔水标注的各种符号。比如父亲在扉页上标示“53、8、18”及“ ” 等字符，说明了购书时间和地点。这是一本竖排的繁体字的书。我知道，父亲从年轻时就要写一本书，肯定不是小说、散文、诗歌一类的。但他一生大半都在“反右”“文革” 之中惶惶不安度过，家里的书买了又烧、烧了又买，何况写书？晚年生活安稳起来，只有《屈原集》这样他所珍爱的几本书还陪伴着他。这时他开始写诗了，把简体字横排成一行一行。
屈原的一生也是颠沛流离。这尊圆雕，仅仅从额头的沟壑、高悬的颧骨、消瘦的脸庞上就能看出岁月的沧桑;而粗大的八字眉、肥大的耳垂（有点佛相）、深陷而微闭的眼睛却显示出淡定从容，也似在思考;微张的嘴，似还在诉说着什么。我想把这尊玉雕命名为“九歌”或者“天问”，还想把这尊雕像看成是农历五月初五的那天早上的一个生命的瞬间：这时的屈原，在一夜未眠之后，面对着困扰了他一生的有关大宇宙和小宇宙的诘问，面对着存在的诘问，似乎清醒无比，满怀喜悦，走向了汩罗江。这件玉雕，是河南省玉雕大师陈朋旭设计的作品。我喜欢这件作品是因为他巧妙地利用了独玉的质地，将整块玉料粗犷地琢磨或大体积的山子形状，且这山子，天然的薄薄一层的“熟透水白”;而重点突出大体积山子所烘托出的黑色头部，使黑色的墨玉和白色的透水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这尊雕像出现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玉文化的出现，早于汉字，因此就是现在，玉雕行业的因袭守旧也显得比别的地方更彻底。现代性、后现代性的社会思潮，在玉雕那里很难形成规模与时尚。相反，“马上封侯”“刘海戏金蟾” “福禄寿”等等传统造型、纹饰比比皆是。把伟大的屈原作为玉雕题材，至少在我看来是第一次。这是一件向大师表达敬意的艺术作品，这大师，中国人，历朝历代的，无人不知晓。我曾建议一个玉雕师，雕一些现代知名人物，比如鲁迅，可我至今尚未见到。
屈原无疑是中国文化顶尖人物，是诗人，更是哲学家。他的一生，是在思考与诘问里度过。也许是思考与诘问才让他的生存充满了艰涩;同样，如果没有了思考与诘问，他真的就不会是我们今天所景仰的大师了。查清代王夫之撰《楚辞通释》里，有这样的句子：屈原“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汩渊而死。”想想屈原的著述，觉得他爱兰爱草，追求的是“内美”与“修能”，是不是有着人性的洁癖。在重读屈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屈原不是诗人，是一个在焦虑不安的一生中始终在诘问生存的哲学大师，而这样的生存，直逼“内美”与“修能”。屈原的哲学行为有点像福柯，身体力行着，在努力地探询着人的生存的种种可能。
父亲留下的这几本有关屈原的书，王夫之的《楚辞通释》，怀沙注释的《屈原集》以及郭沫若撰写的《屈原赋今译》，都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出版的，那时我还未出生;都是繁体字的竖排本。这些纸张已经发黄的图书，再经若干年，也许氧化为尘埃，连同那竖排的繁体字，成为世人的无法回忆;连同那阅读竖排繁体字时所带来的古韵清香，带来的古意博大，都一同成为过去，成为后人永远不会体悟到的愉悦。
唯这尊屈原圆雕，也许还像路标一样，提醒着行色匆匆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以后的后现代性：在从前，在很远很远的从前，就有一个人，在思想着这一切。
即当时的辽宁省复县瓦房店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