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2013年刚刚出版的由《通用规范汉字表》课题组编写的《解读》不顾已经被国家正式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的《说明》删去的“今后表外字不再类推”的规定事实，故意在引用《简化字总表》有关类推简化的论述的时候，删去“未收入第三表的字，凡用第二表的简化字或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的话，同时曲解引用国务院1986年批示里“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话，拒绝对进入字表但是不常用的字进行简化。可见，只要有机会就有人试图缩小简化字的生存空间。这是复古潮流的一个缩影。谨慎简化汉字是指对那些原来没有规定简化的字再进一步简化要谨慎，例如“餐”是否要继续纳入简化范围应该谨慎。“一般应该同样简化”的字不属于“谨慎”的范围。谨慎更加不是把还需要对个别字简化的路堵死。
对于汉字简化的复古思潮，近年非常明显。但是，无论是全国政协委员郁钧剑、宋祖英等人2008年提出小学要增加繁体字教育，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2009年干脆主张废除简化字恢复繁体字；无论是金岷氏2012年歪曲周有光的观点然后“劫持”周有光做假“证人”到北大中文论坛“起诉”彭泽润，还是yywzw05在网上做义务辩护“律师”来给彭泽润辩护；无论是赶上了复古潮流敢于提出文字复古主张的政治人物，还是不计个人名利一生呕心沥血探索未来汉语文字的一般学者，我们都感谢他们关注汉语文字的前途和命运。
潘庆林在全国政协提案中煞有介事地认为繁体字的“”由“亲”和“见”组成，非常科学，所以责问简化字去掉“见”以后让亲人不能相见。这个推理非常可笑！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反问：自古以来“居”住的是一些“古”“尸”吗？“家”里都是一些“猪（豕）”吗？还有人责怪汉字简化把“”变成没有“心”的“爱”，导致现在一些人缺乏爱心，没有良心。如果汉字真有这样的功能，我愿意在“爱”字上写100个“心”。按照这种逻辑，简化的“爱”不是增加了“朋友”、“友谊”的“友”吗？这是原来的繁体字没有的好事吧？
一个字用什么部件用多少部件创造或者改造没有必然的理据，任何理据都不影响这个字记录的语言单位是什么。任何造字理据都是有遗憾的，字的任何形旁的理据都不能代替字记录的词或者语素的全部语义信息。例如“桥”现在都很少用“木（头）”建造，“碗”几乎没有用个“石（头）”做了。“灶”本来比繁体更加具有理据性，可是现在的“灶”也基本上跟“（泥）土”没有关系了。
为什么有人这么舍不得繁体字退出现实语言生活的舞台？繁体字的“魅力”还有哪些无形的力量在制造？
最近看到《湖南工业大学学报》，发现学报封面的名称很不顺眼，原来是两种体制的文字构成的：一个部分是用现代汉字印刷体排版的“学报”，符合国家语言法律的文字规范；一个用古代汉字手写体书写的“湖南工业大学”，里面有违背国家语言法律的繁体字“业”和“学”。合并成立不久的“湖南工业大学”居然能够请到去世多年的毛泽东题写学校名称。多奇怪的事情啊！原来是从毛泽东写过的字中剪贴出来的。中国有不少这样的大学是这么利用毛泽东的巨人影响力量，“请”毛泽东题写名称的。按照这股歪风，中国所有大学的名称都可以造假，冒充毛泽东题写的名称。这说明了什么风气呢？除了个人崇拜时代遗留下来的恶习在延续以外，就是对法定的现代汉字不自信，对能够写现代汉字书法的当代书法家和政治家不自信。其实这股社会歪风已经很长久。“湖南师范大学”是20世纪末期从“湖南师范学院”升级的，当时毛泽东也不在世了，肯定是从毛泽东真正题写的“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等名称或者其他场合书写的字中剪贴拼凑的。连《湖南师大报》的名称还要这样冒充毛泽东题名。这可以说是中国精神领域假冒产品的“光荣”典范。如果毛泽东还活着，他是否会为了维护自己的版权状告这些大学冒用毛泽东名义题写名称呢？其实我们应该学习《长沙晚报》，早就把报纸名称的题写改成现代书法家按照规范汉字题写，漂亮又规范。
有人说，古代的“集字书法”的现象并不罕见。做为一种纯粹的书写艺术，甚至只是一种练习，书法是可以“集字”的。作为诗歌创作，也可以“集句”。但是，作为宣传信息甚至商业信息使用的文字，就不能集字。即使把书法家的字当作字库使用，也应该建立在书法家自愿提供这种义务服务或者商品服务，而且必须按照国家语言法律书写“规范汉字”。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一生不会说普通话，不会写简化字，不会用汉语拼音，有时也可以说是不习惯这些。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他在“为人民服务”的主张中推广了普通话、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我们必须向他们致敬！普通话、简化字和汉语拼音，这3个语言现代化成果，已经在2000年用专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进行了保护。
汉字固然还会持续使用一定的时期，因此我们应该继续优化它，更好地释放它的能量。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同时充分挖掘汉语拼音的潜力，帮助汉字渡过最后的难关，也不影响我们探索拼音给汉字接班的有关文字技术和社会条件的准备工作。希望那些对汉语文字新生事物有偏见的人去做一个社会调查：今天还有几个人能够离开汉语拼音生活呢？有哪些人不是在通过汉语拼音在手机和电脑上使用书面汉语呢？我们不应该享受着汉语拼音的好处却咒骂着汉语拼音！汉语拼音的威力不会因为咒骂退出现代汉语生活，也不会因为激进的呼吁立刻取代传统汉字。我们应该让汉字和拼音长期和谐相处再做自然选择。
虽然拼音已经像空气一样在我们身边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有人讨厌汉语拼音，甚至认为是它造成了电脑输入中的汉字别字。其实在电脑时代，麻烦的汉字要经过编码或者手写识别输入才能进入电脑，而且无论用什么方法也会带来遗憾：用拼音编码会因为语音相近，导致写“版主”，出现了“斑竹”；用字形编码会因为形体相近，导致写“土地”，出现了“士地”；用手写识别会出现因为形体相近，导致写“好的”，出现了“妈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遗憾去责备一种输入方法。同样，也不能因为个别汉字的理据可能产生误解导致我们去否定这个字的科学性，甚至否定跟它相关的一批字。
周有光虽然到了50岁才从金融专业改行研究文字，但是他比有些连字和词都不能够区分的“专家”要清醒：区分“词字”和“词素字”，就是区分一个字记录的词（成词的语素）和一个字记录的词素（不成词的语素），而不是混淆文字单位和语言单位，说字就是词（或者语素）。因此，我们不能误解周有光的观点，以为他在关于字和词的观点上跟彭泽润的观点是背道而驰。周有光不仅探索汉语的拼音文字，而且对拼音文字拼写的汉语的词有清醒的认识。
彭泽润、秋冬的文章《现代汉语词典和字典编写思想的现代化》在上海的《辞书研究》2003年第6期第一篇的位置发表，由《语文现代化论丛5》（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转载。这篇文章也强调要严格区分字典和词典中的词和非词，建立真正意义的词典。
汉语拼音不仅能够给记录普通话的“规范汉字”注音（当然不能给方言准确注音），而且能够直接代替汉字“拼写普通话”，用于书面语交际，成为汉字的得力助手。
可是，面对以上事实和认识，有人偏偏闭上眼睛认为汉语拼音离开汉字什么都不是。他们甚至为了把自己的主观错觉上升到“理论”层次，歪曲客观规律，认为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汉字不是记录汉语的，文字是直接记录思想的。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视觉符号如果能够离开语言表达思想，那就不是文字了，而是图画。口语表达思想，文字转写口语，使语言从听觉形式转换成视觉形式。虽然在转写过程中要对口语进行适当加工，使语言更加简洁、顺畅，提高语言表达效率，但是这些并不妨碍口语是书面语的基础。否则，书面语会变成没有生命力、降低效率的书面语。例如文言文，虽然用了几千年，但是只有个别人消耗大量时间才能掌握和使用。只有废除文言文，建立高效率的跟口语一致的书面语，才能实现全民使用书面语的局面。像文言文、拉丁文那样后来脱离口语的书面语只是古代社会存在的效率低的书面语，现代社会已经绝迹。
台湾当前的局面是3套拼音并用：注音字母，通用拼音，汉语拼音。其中汉语拼音是在拒绝了50年以后的2009年才最终接受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启发，进步的东西拒绝也只是暂时的。遗憾的是当大陆的道路指示牌等按照国家标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拼写地名的时候，小学《语文》教材却一直拒绝教学正词法知识，一直机械地按照汉字注音方式使用拼音，出现“yīhuìer（一会儿）”这样的错误注音，正确的注音应该是“yīhuìr”。
有人甚至因为汉字中的形旁和声旁是可以通过《说文解字》找到理据的，就否认索绪尔的“语言的任意性”的符号理论。这完全是不懂“任意性”的本质。索绪尔说的任意性是从语言的根本实体口语来说的，说口语的形式声音和内容意义的结合在本质上是任意性的。即使我们可以找到“蜂窝煤”（方言说“藕煤”）里面的词素和词结合的理据，也不能否定这些词素和词的之间的任意性。“蜂窝煤”和“藕煤”能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就说明声音和意义没有必然关系，它们的结合具有任意性。即使把这个原理应用到字的结构分析中，我们同样可以说字和部件（形旁、声旁）没有必然关系，是具有任意性的。因此不能把繁体字的结构理据当做必然关系，用这样的错误理论去否定汉字简化。如果字的结构没有任意性，汉字的繁体也不可能从甲骨文以后不断变化出来。
相反，音素文字极大地提高了文字的理据性，因为它们在口语的语音系统的最小要素上寻求理论，语音系统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单位（音位）一般只有30个左右，因此只需要大约30个字就可以记录语言。汉字的形旁要从词语的意义上寻求理据，因此很复杂很不方便，所以单纯依靠形旁理据的象形字、会意字、指示字的造字能力非常有限，而利用了语音理论的声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得形声字成为汉字的主流。但是，由于声旁利用的语音理据不是最小的语音单位，也不是一个声音一个声旁的节约模式，因此声旁数量大。这些缺陷，使得汉字跟世界上其他已经被表音文字取代的类似汉字的表意文字一样，数量庞大，结构复杂。
因此，我们不能说，汉字简化就是破坏汉字的理论，也不能说采用表音文字就是破坏文字的理据。世界上的现代文字几乎都用表音文字就是找到了理据性更好的更加有效率的文字道路。连曾经使用汉字的越南、朝鲜等国家的语言也放弃汉字采用了表音文字。中国20世纪新设计的少数民族文字没有例外都采用表音文字。中亚一些国家采用斯拉夫字母记录汉语西北方言，叫做“东干文”就是已经有效使用了半个世纪的音素文字。湖南江永女书就是当地妇女几百年来使用的类似日语假名的记录汉语当地方言的音节文字。这些就是活生生的证据。
即使在文字演变和改革中出现理据的淡化或者消失也是正常的，只要理据性换来了价值性。在符号的理据性和价值性的矛盾中，我们应该尊重价值性。价值性就是符号能够高效率地传递信息。其实任何理据都是遗憾的，因为我们往往只能在众多理据中寻求一个，而且这个理据有时还会过时。也许“chairman（椅子上的男人）”在男女不平等的时代是符合理据的，现在不符合理据了，于是有人想用“chairperson（椅子上的人）”甚至更加简单的“chair（椅子）”取代，都没有成功。这并不影响“chairman”表达女性的“chairman”。
至于不少人找到一些汉字能够区分拼音不能区分的同音词的例子来说明表音文字不如表意文字，有些接近瞎子摸象。由于汉语书写中没有把词标记出来，因此很多人不知道汉语的词是什么，于是把同音的词和非词堆放在一起来当作汉语的同音词。“马上”和“上马”在马年成为玩文字游戏的例子，真的只是颠倒一下顺序吗？不是。“马上”的理据是“马的上面”，“上马”的理据是“人从马的下面上去”。因此，颠倒的只是视觉形式上的表面的字。即使是“叹口气”和“探口气”这样的极端例子，它们真的同音吗？不是！“叹口气”是“叹气”这个离合词中间插入了量词“口”，语音上是一个整体。“探口气”是“动词（探）+名词（口气）”构成的述宾词组，语音上允许在两个词之间有较大的停顿。何况文字区分同音词只是削足适履的做法，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例如“期中”和“期终”最终被“期中”和“期末”取代，这样才从根本解决了同音词问题。口语不同音，文字必然不同形；相反，文字不同形无法改变口语同音。这说明语音表现的口语是语言的根本，文字表现的书面语只是为口语服务的。其实，任何语言都有同音词，而且都不会多得影响语言交际，因为语言有自我调控能力。不能用错觉中产生的“同音词”问题来反对汉语拼音“拼写普通话”的功能。
在地球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大量从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演变的例子，但是无法找到一个从表音文字向表意文字演变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