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言不尽意”是庄子学说中提及的一个问题，但是千年之后，奥地利著名的文学家霍夫曼斯塔尔也在其作品中表现出了对语言功能的怀疑，这就是西方文学中出现的“语言危机”。这两者虽然相隔千年，但却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语言到底能不能准确地表现思想。本文将对两者的语言观进行分析，比较他们在“言不尽意”问题上的异同。
关键词：言不尽意；语言危机；异同
所谓“言不尽意”，即：语言不能完整表达说话人/写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言不尽意”体现了语言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把人类的语言分为“能指”（语言的音响形象，即语言的语音形式。）和“所指”（形式所指代的内容，即语言要表达的概念。）“言”是“意”的“能指”，“意”即“言”的“所指”。但是“意”有多样性及模糊性的特征，而人类现有的语言符号系统在传达意义的能力上是有限的，要用有限的语言符号去表现无限多样的意义是“言”和“意”矛盾的关键。
《庄子》在阐述道家的主要思想“道”的概念时，谈到了他对语言能否完全表达意义这一问题的理解。庄子认为道不可言，但又不得不言。语言，在他看来，仅仅是一种表达的方式，但是他并不是万能的，因为，在“道”面前，语言就失去它本身的功用。但是，庄子在怀疑语言功用的同时，却留下了传世之作《庄子》，其语言之精妙，寓意之丰富，堪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楷模。
历史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千年之后，在奥地利文学史上以语言优美，文字流畅著称的霍夫曼斯塔尔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也遇到了“言不尽意”的问题，作为享誉世界的语言大师，霍夫曼斯塔尔在《钱多斯致培根》中称他无法再以语言来表达思想和情感，抱怨自己丧失了语言功能，并主张放弃语言。这封虚拟的书信被认为是20世纪初西方语言危机的代表作，但它又因流畅的语言和丰富的想像及隐喻成为文学史上的杰作。
那么，庄子笔下的“言不尽意”究竟是何意？它和霍夫曼斯塔尔在《钱多斯致培根》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危机”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一、钱多斯及庄子眼中的“言不尽意”
在《菲利普・钱多斯爵士致弗朗西斯・培根》中，菲利普・钱多斯（Philip Chandos）爵士请求友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原谅自己放弃了文学创作，并解释自己为什么“两度春秋沉默不语”（魏育青译，下同）。他之前创作德“辞章华丽，蹒跚而去德田园牧歌”享有盛誉，但现在，钱多斯认为他已丧失了用语言来描述现实的能力。对他来说，语言与世界的关联性不复存在，尤其是约定俗成的表达在他看来“纯属杜撰，全都言之无据，漏洞百出”。每当想要表达事物时就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所有概念似乎都弃他而去，他把这种情况形象地描绘成：“我伸出双臂，硕果累累的树枝就向上飞去；我口干舌燥，潺潺流水就朝后退去。”在这篇文章中，似乎语言离他而去，但似乎又没有抛弃他，因为霍夫曼斯塔尔以华美的语句叙述了自己如何丧失了“连贯地思索和表达任何事物”的能力，词汇如何像“腐坏的蘑菇一样在我嘴里烂掉了，而要作出任何判断，理所当人免不了要使用这些词汇。”如此奇怪的现象在庄子那里似乎正体现了“无为”原则在语言上的表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从一开始，庄子就承认“道”的不可言说性。与钱多斯明显不同的是庄子从未信任过语言。
二、钱多斯及庄子是如何尝试解决“言意”矛盾的
（一）途径一：借鉴和援引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经断言：“确实有不可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rüber muss man schweigen）。在《钱多斯致培根》中，虽然钱多斯的内心与世界的冲突使他丧失了驾驭语言表达自己的能力，但这种痛苦迫使他对语言的功用作出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他似乎发现了一条出路：一些“没有称呼、也许根本无法称呼的东西”赫然眼前，“像往瓶里灌水一样将高尚生活的汹涌洪水倾倒在我日常生活的某个部位。”钱多斯沉浸在一种“无穷无尽的现在”，这是种不能以语言表达的境界。而这一阶段与庄子“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的境界极其相似。
对于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这个问题，钱多斯试图寻求解决的方法，他试图通过在古人的精神天地中搜寻克服自身语言危机的方式，他不期望以柏拉图（Platon）“形象化的思想奔放”方式为出路，而是试图利用古罗马塞涅加（Lucius Seneca）和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理论，凭借“有限的、有条不紊的概念之间的和谐”恢复表达功能。简言之，钱多斯尝试抛弃引以为豪的形象化语言道路，试图通过构建概念来寻找出路。但这些概念却无法接近：“我看见它们在我面前做精彩的表演，就像美不胜收的喷水池柱与金珠共舞。我可以围着它们转圈，欣赏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嬉戏玩耍；可是它们只是互相纠缠在一起，我思想中最深邃、最富个性的东西也无法跻身它们的行列。我站在它们身边，一种可怕的孤独感摄住了我；我感到自己似乎被关在花园里，与几尊没有眼睛的雕像作伴……”可以说，钱多斯的尝试是失败的，他们都没有走出前人所设的藩篱，只局限在了语言的概念性之中。而庄子则从一开始就拒绝援引典籍使自己的观点合法化。他认为个人经验很难通过不完美、难尽意的语言实现。《天道》中形象地展示了这个观点：轮扁与桓公论古人之书，圣人之书，证明“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正所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一方面，古人的著作不可能完全表达出作者的全部所想，另一方面，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也不可能完全从古书中了解古人想表现的完整精神世界，既然如此，所读之书，即为“糟粕”，更不用说那些经过整理和归纳了的“概念”了。 （二）途径二：言由心生
期望通过古人的语言来找到解决危机方法的尝试看来失败了，那就只能依靠自己的语言了，可是问题并不简单。钱多斯有时会觉得超越语言之外的世界在与自己对话，司空见惯的平常事物都成了“我彻悟的盛器”：无论是“一把喷壶。一柄丢在地里的木耙，一条在晒太阳的狗”，还是“一片残破的教堂墓地，一个残废人，一间小小的农舍”。这些本来并不引入注目的事物时而会呈现出“崇高感人的特征”，而要描述这一切时则是“竭尽全力也词不达意”。“一切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意味着什么”，他融入了“使人目夺神摇的、简直无涯无渚的互相作用”之中。而庄子更是从他身边的甚至是最卑微的事物蝼蚁、瓦砾、屎溺《庄子・知北游》中看见了他认为不可描述的“道”。“道”无处不在，但是却不可言传。
三、语言的功用
尽管钱多斯和庄子都能在日常的生活和卑微的事物中彻悟，但是，如何将这些彻悟的内容表现出来？语言的作用何在？既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那语言岂非可以舍弃？
在这点上，庄子是赞成“言”的，只是“言”的功用已经改变了，所谓“筌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庄子认为，达到表达意义的目的需要借助语言这一工具，但语言作为工具只是手段，是为表达思维意义这个目的服务的，发挥完了作用后，语言就可以排除了。“言”只是传达“意”的媒介，以“言”传“意”之后还有一个不受“言”制约的思维运动的过程，通过它，“意”的空间将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庄子和霍夫曼斯塔尔都认识到了世界上存在着不能用“言”表达的东西，但霍夫曼斯塔尔只在他的文章中语言详细地描述了他看到的这一种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奇怪现象，他并没有将其本质道明，而庄子则看到了语言的局限性，注意到语言与其所表达的思想之间的差别、矛盾，这是十分深刻的。
四、结语
对于“言不尽意”这一困扰人类文化多年的问题，《钱多斯致培根》和《庄子》都以自己方式作出了大胆的尝试与创新，但结果却不尽相同。庄子找到了他认为可行的方式，即“三言”《寓言、重言、卮言》来解决“言”和“意”这一对矛盾，而霍夫曼斯塔尔虽然充分利用了隐喻和象征，但似乎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钱多斯最终选择放弃文学创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这一程度上，庄子对语言的理解胜过霍夫曼斯塔尔，面对同样的问题“言不尽意”，前者“得意忘言”是一种“扬长避短”的升华，而后者的“弃言”却只能是一种无奈的逃避。
尽管古往今来诸多学者、哲人及文学家都对“言不尽意”这一语言危机现象作出了阐释，也找到了一定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但语言的局限性决定了没有最合适的方式完全消灭这种现象，它的存在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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