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奥兰多・费吉斯 著
毛俊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
对于什么是好的人性、什么是坏的人性，一定程度上存在“普世价值”―一般来说，人们都珍视诚实、友爱、善良、勇敢与忠诚等等品质，同时鄙弃谎言、冷漠、残忍、怯懦与背叛等等。或许，从这些人性的“公理”出发，反推什么是好的政治与坏的政治，是一种更容易达致共识的方式。简单而言，如果一个制度诱发人性中那些美好的品质，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制度。
在《耳语者》中，英国历史学家费吉斯描述了一个情形：在教师沙姆苏瓦力1936年被捕之后，哪怕其亲生母亲，对其遗孀与孙辈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漠。比冷漠更可怕的，是亲友之间的相互背叛。这种背叛有时候甚至演变成残忍的迫害。
当一句话、一封信、一次会面足以毁灭一个人的一生，并不奇怪猜忌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底色―人们不再敢于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情感，“耳语”成了私人生活中最常见的交流方式，甚至，“耳语”都常常是一种奢侈，“闭嘴”成了唯一的求生策略。天空中飘浮着“大同世界”的标语，大地上发生的却是友爱的凋零与美德的朽坏。招贴画上那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对应着一个沉默而颤抖的社会。
这些故事里充满人性的丑陋―亲人的冷漠、同事的背叛、旧交的迫害……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事实上，这个问题本身也许就是一个陷阱，因为它假定了人类存在着一个固态的、统一的本质，而事实可能是，人性更像是一种液态的事物，其形状由容纳它的容器所决定，而这个容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人所置身的制度与文化。
那么，何以斯大林时代的人性呈现出如此普遍的恶？
极权政治制造恐惧，似乎是最直观的答案。灌输理想激发革命信念，是另一种直观的答案。毕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恶”，在当时很多苏联人眼里并不是“恶”，而是为了更大的“善”所做出的必要牺牲。或许，有一种机制，可以连接恐惧与热爱，使得一个人越恐惧的同时也越虔诚？
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认知冲突理论”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恐惧如何转化为信念。这个理论认为追求一致性是人的生物性本能（正如人们渴了想喝水，饿了想吃东西）。当人的行为与思想出现不一致时，人们会感到“认知冲突”，这种冲突会制造压力，使人或者调整自己的行为，或者调整自己的观念来达致认知一致性。
这个貌似简单的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无数行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从“酸葡萄”心理到“阿Q精神”都可以看到人们如何通过观念或者行为的改变来实现“认知和谐”。
就极权政治中人们的心理机制而言，这一理论的恰切之处在于：极权政治通过制造恐惧来塑造人的行为，而行为的改变带来普通人的激烈认知冲突，为缓解这种冲突，人们改变其观念―也就是强化信仰。这一“行为改变导致观念改变”的逻辑，在认知冲突理论中，被称为“诱导服从范式”。
极权政治中的恐惧在不同层面上发生。最直接的，是对生命安全层面上的恐惧―说错一句话、交错一个朋友，可能就意味着枪决;其次，是个人发展层面上的恐惧―服从，意味着进好学校、找到好工作、住好房子、得到好职位的机会大大增加，反抗则意味着你不再有“前途”可言;再次，是对在社会关系上被孤立的恐惧。保全生命的本能、寻求个人发展的愿望以及寻找社会归属的渴望使绝大多数普通人不得不选择服从―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可以表现为对同类的积极迫害;最好的情况，也体现为保持沉默。
为了缓解这种强烈的认知冲突，理论上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服从），或者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怀疑）。问题在于，行为上人们几乎没有选择。
当改变行为以缓解认知冲突这一路径被堵死之后，人们便开始改造世界观，使思想合乎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认知达致和谐状态。背叛亲友是为了成全“阶级之爱”，阿谀奉承是因为领袖集团是“正义化身”。意识形态不但提供了一个缓解认知冲突的工具，而且提升着每一个服从者的自我形象，极大程度上减少了“作恶”的心理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