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黑人女性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是莫里森小说创作的艺术重点，莫里森笔下的黑人女性形象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又有厚重的思想启蒙价值，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广的生态意识。莫里森对黑人女性形象的塑造，充分体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美学原则和对悲剧美的倾心追求，以及对生活本真美的彰显。
关键词：黑人女性形象 多样性 思想性 审美性
美国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登上美国文坛以来，相继推出九部长篇小说，几乎每部小说的问世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对美国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生存状态的密切关注和真实书写，对她们的命运和出路的苦苦思索，以及对她们艺术形象的精心塑造，是莫里森小说创作的重中之重。本文拟以《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宠儿》（Beloved，1987）和《天堂》（Paradise，1998）为例，就人物形象塑造的多样性、人物形象具有的深刻思想性和其中所蕴含的审美性做一解读。
一、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多样性
鲁迅曾指出：“写小说，说到底就是写人物。小说艺术的精髓，就是创造人物的艺术。”①托妮・莫里森在小说创作中就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她笔下成功地塑造出了一批黑人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具有多样化和系列化的特点。从历时性的纵向视角来审视莫里森笔下的黑人女性形象，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老一代黑人女性形象，如《宠儿》中赛丝的婆母贝彼・萨格斯和她的母亲。二是中年黑人女性形象，如《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母亲波莉，《宠儿》中的赛丝和《天堂》中以康索拉塔为代表的女性形象。三是年轻一代的黑人女性形象，如《最蓝的眼睛》中的佩科拉及其同伴克罗迪娅，《宠儿》中赛丝的女儿丹芙等。这三类人物形象她们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命运归宿和不同的思想性格。其中以第二类人物形象占主体地位，是作者所着重塑造的人物形象。第一类人物形象给读者以厚重的历史沧桑感，第二类给读者以强烈的现实感，第三类给人以充满朝气的未来感。再从横向对比上对同类人物形象加以比较，就能更加明晰地看到这些黑人女性艺术形象的不同性格特征。赛丝的婆母贝彼・萨格斯和她的母亲其个性气质和性格内涵就截然不同。前者是一个历经苦难、饱经沧桑、性格坚韧、善于洞悉世事的老一代黑人女性。她六十年的人生经历，有五十年过着奴隶的生活。她前后有六个丈夫，先后生下八个孩子，最后仅留下一子，其余的都死于非命，但她却坚韧地生活了下来。在她获得人身自由后，不幸又降落在她的头上，赛丝杀婴之事又使她陷入极度的精神困境之中，严酷的现实使她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一切不幸都是白人所致。后者赛丝的母亲在小说中虽然着墨不多，但也给读者留下了清晰的面容。她的遭遇跟贝彼・萨格斯完全一样，她是被奴隶主从非洲贩卖来的，吃尽了人生的苦头，但她的性格则显得格外刚烈，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行动。作为中年女性的赛丝，应该说是莫里森所刻画和塑造的黑人女性形象的一个艺术典型。她一生历尽坎坷，深受民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备遭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却未因此而消磨她坚强的生活信念。在她身上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她冒死从奴隶主庄园出逃，在逃亡途中历尽艰险，终于实现了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当追捕的奴隶主打破了她正常的家庭生活秩序后，赛丝不惜以杀婴之举相抗，表现出一种近似疯狂的母爱之情。此后，由于宠儿的还阳，使赛丝陷入了不能自拔的长达十八年之久的精神危机之中，最后在社区邻里的帮助下她才得以解脱。在赛丝身上集受难者、反抗者和被拯救者于一体，是一个具有丰富性格内涵和人性深度的艺术典型。《最蓝的眼睛》中的波莉则是与赛丝截然不同的黑人女性，她是一个性格被异化、人性被扭曲的形象。在小说中这是一个被作者否定和针砭的人物形象。至于《天堂》中生活在修道院的中年女性，作者是把她们作为一组人物群像来加以刻画和塑造的。她们都有各自不幸的遭遇和内心的创伤，她们聚集在修道院，在康索拉塔的引领下，互帮互助，疗救心灵上的创伤，然而又被鲁比镇的男人们视为“另类”而加以铲除，她们是令人同情和悲悯的悲剧人物。在莫里森的笔下，对年轻的女性人物形象也是通过相互对比加以刻画和塑造的。《最蓝的眼睛》中的佩科拉同其母一样，她从小就深受白人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观的侵蚀和毒害，她以自己的黑发、黑眼而自惭形秽，虚妄地追求一双最蓝的眼睛，处于高度的精神危机之中，最后因其父的奸污而精神分裂，她犹如一株得不到雨露滋润，在烈日暴晒下枯萎了的幼苗。与佩科拉相对应的克罗迪娅则是一个反对民族歧视、敢爱敢恨、仗义执言、心地善良及对生活充满信心，富有朝气的阳光女孩。《宠儿》中丹芙经历了一个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在邻里的帮助下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并走向新生的道路。在这些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对年轻一代的期望，展示了黑人民族新生的力量。
二、女性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深刻思想性
恩格斯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曾有一段经典性的论述，他深刻地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代表”②。在恩格斯看来，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一定思想倾向性的代表，是文学作品思想性的集中体现。莫里森小说中黑人女性形象所体现出的思想倾向性和认识价值是极其丰富和深刻的，其中有三个基本层面值得关注和研究。
其一，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女性形象具有强烈的思想启蒙价值。论及思想启蒙这一问题，我们自然就会联系到鲁迅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启蒙的倾向性。鲁迅出于改造国民性的需要，在小说创作上坚持“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启蒙主义主张，他小说中的人物“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
中”，通过对他们形象的刻画和性格的剖析，进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③。莫里森与鲁迅所处的时代、民族和国度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在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启蒙思想倾向性却是一致的。美国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在美国白人主流社会中是弱势群体，而且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他们长期生活在民族压迫、种族歧视的环境中，他们的民族记忆在淡化，民族性格在消解，他们不愿回忆过去悲惨的遭遇，也不敢直面正视现实，患有严重的“民族失忆症”，这正是黑人民族性缺失的主要表现。莫里森把疗救黑人的“民族失忆症”作为她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这就如同鲁迅把改造愚弱的国民性作为其创作的主旨一样。她曾指出：“长期以来，对于黑人民族有疗治心结的艺术形式是音乐，然而，那种音乐不再是我们的专利……所以需要另外一种艺术形式，那就是小说。在我看来，我们美国黑人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刻更需要小说。”④她在自己的小说中通过对众多黑人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刻画，把百年来黑人民族悲惨的血泪遭遇，艰难困苦的生存状态，高度浓缩和集中在她们的人生经历中，聚焦于她们的思想性格和精神世界里，使其成为黑人民族自我审视、自我反思的一面镜子，意在使他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 其二，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女性形象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不可或缺性。文化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其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是不可隔断的血脉，是一个民族凝聚力、自信力的源泉，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然而，正如莫里森所说，美国黑人却是被“连根拔起”的民族，他们与故土隔离，与自身民族文化断裂。在这种情况下，黑人民族又受到白人强势文化的侵蚀，可谓雪上加霜。在这方面，《最蓝的眼睛》就是这样一部值得关注的小说。主人公佩科拉以自己的黑皮肤、黑眼镜为丑陋，梦寐以求想获得一双最蓝的眼睛，结果使她陷入神经错乱、精神毁灭的境地，这正是深受白人的强势文化和审美观念的侵蚀，黑人民族文化缺失带来的悲剧。然而，《宠儿》中的贝彼・萨格斯、赛丝等人能顽强地生存下去，正是因为他们还固守着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莫里森就这样通过两种黑人女性形象的不同性格和命运的对比，深刻揭示出接续和弘扬黑人民族文化，并提高其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其三，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女性形象充分体现了强烈的生态意识。在生态学里，生态可以分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大的理论范畴。“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其自身的关系，以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⑤ 我们结合莫里森的小说来看，在《宠儿》中通过叙写赛丝的逃亡经历和贝彼・萨格斯在“林间空地”布道的活动，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了诗情画意的表达，其间充满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热切愿望。同时，通过赛丝与奴隶主庄园、黑人社区和家庭生活三重关系的描写，真实而具体地叙写出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凸显出人与社会关系的失衡与和谐的转化，进而深刻地揭示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集中笔墨展示出了佩科拉独特的内心世界及其畸形、失衡的精神生态。一方面佩科拉生来就是黑皮肤和黑眼睛，另一方面又在无望地追求白皮肤和蓝眼睛；一方面她企盼家庭幸福、和谐，另一方面看到的却是家庭的破碎和分裂；一方面她赞赏路边的蒲公英，另一方面她又视自己为一丛杂草。在她的心目中，对美与丑的认识完全是失衡的，作者就这样写出了人物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态，表明主人公人生悲剧的结局与其精神生态的失衡有着直接的关系，使读者深刻地体味出保持精神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三、女性人物形象所蕴含的审美性
文学的审美性具体地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人物与环境及其文学语言等方面。在此结合莫里森的小说，就其黑人女性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所表现出的审美性加以阐述。其一，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体现出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统一的美学原则。文学作品是既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一种审美形态。鲁迅在论及他小说创作的经验时，曾生动、深刻地指出：“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的一个，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⑥鲁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采用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的艺术手法，塑造出众多典型的人物形象。莫里森对黑人女性形象的塑造与鲁迅塑造人物形象的路径基本上是一致的。莫里森曾坦言：“身为黑人和女性，我能进入到那些不是黑人、不是女性的人所不能进入的一个感情和感受的宽广领域。”⑦所以，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多采自她所最熟悉的社会底层黑人女性，比如《宠儿》中的赛丝就以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加纳（Margaret Garner）的黑人妇女作为原型，她面对奴隶主的追捕，以极端的方式用斧子砍死了自己的孩子。赛丝这一艺术典型就是在这一原型的基础上，经过拓展、充实和艺术加工而塑造出来的。《最蓝的眼睛》中的主人公佩科拉同样也有生活依据。据说，这是作者的一个女友曾给她袒露心机时说希望自己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以此为因由，通过生发与艺术概括塑造而成的。《天堂》中修道院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是在作者调查黑人社区生活的基础上，提炼、加工而成形的。这些女性形象既体现出了生活的真实性，又体现出了艺术的真实性，二者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尽管这两者都是美，然而后者比前者更集中、更典型、更具有普遍性，更能体现美的本质。
其二，通过对黑人女性形象的塑造，又体现出作者对悲剧美的倾心追求。莫里森对悲剧情有独钟，她曾说，“我写的东西我想可以称作悲剧形式，里面有净化和启示。”⑧《最蓝的眼睛》和《天堂》可以说就是“悲剧形式”的代表作。作者之所以倾心追求悲剧艺术，这是因为在美国黑人社会中，女性的悲剧时时在上演，不时牵动着她的心，她有责任把它书写出来。这两部小说，充分体现了悲剧的艺术美。恩格斯曾指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⑨鲁迅也言简意赅地概括到，“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⑩ “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就是美，美的毁灭也就是一种悲剧。《最蓝的眼睛》中的主人公佩科拉原本是一个幼稚、纯真的黑人女孩，她具有一颗美丽而善良的心，期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并能得到社会对她的公正对待。这一良好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人的“必然要求”。然而，事与愿违，家庭、学校和社会强加于她的却是无端的歧视和无情的摧残，加之白人文化对她精神上的严重侵蚀，最终导致她精神世界的彻底毁灭。佩科拉的悲剧说到底就是一种美的毁灭，这一形象具有强烈的悲剧冲击力。《天堂》也是一部叙写悲剧的力作，它从大处落笔，写出了鲁比镇黑人社区因自我封闭，盲目排外，由盛而衰，最终解体的悲剧。更从小处着眼，写出了女修道院女性们的人生悲剧。作者笔下的这些善良的黑人女性，她们都有自己的不幸遭遇，内心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创伤，她们在修道院过着自力更生、与世无争的生活，修道院是她们精神上的伊甸园，然而却遭到了鲁比镇男人们的突然袭击，酿成了骇人听闻的悲剧。这两部作品给人以强烈的悲壮感和沉重的悲悯感，并取得了使人的灵魂得以“净化”，思想得到“启示”的艺术效果。
其三，通过黑人女性形象的塑造，彰显了生活的本真美。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同时也要深刻揭示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活中的光明面与黑暗面的对立统一是其本真美的主要表现。《宠儿》中写出了贝彼・萨格斯、赛丝和丹芙等人所深受的苦难，也写出了他们的觉醒与抗争及走向新生的道路。《最蓝的眼睛》中，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示出了主人公精神毁灭的悲剧，同时另一方面又着意刻画出了阳光女孩克罗迪娅动人的形象，她是新生力量的代表，在她的身上透射出希望与理想的亮光。《天堂》中在写出修道院女性令人惊心动魄的悲剧的同时，也昭示出她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使鲁比镇的人们在痛苦中觉醒，坚定了走向新生的信念，展示了美好生活的未来。这一切都是生活本真美的体现，这正符合了艺术创造的辩证法则。
① 转引自南台：喜剧电影与喜剧小说[N].文艺报，2013-3-15.
③⑥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选集（第三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189，190.
④ Toni Morrison. “Rootedness： The Ancestor as Foundation”. In Evans，M.（ed）. Black Women Writers：A Critical Evolution[M].New York：Anchor Press/Doubleday，1984：340.
⑤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57.
⑩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选集（第二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