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蒋介石的策略是
最后瓦解红军
中日两国相比，国力悬殊，要以弱国战胜强国，必须求得国际援助。蒋介石最先想到英、美等西方大国，可是，英、美却隔岸观火，采取所谓中立策略。蒋介石这才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苏联，况且，苏联当时也受到日本的军事威胁。除此之外，蒋介石还想借助苏联影响中共。
王明不在国内，对中共和红军的情况了解不多，所以，没有贸然应允邓文仪，而是让他去国内谈，并说，凡涉及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必须去和毛泽东及朱德同志谈”。
陕北红军在与东北军秘密达成谅解后，胜利地完成东征，横扫山西十多个县，兵逼河北和绥远。惊恐不安的蒋介石调集中央军进行“追剿”，红军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于1936年5月初退回陕北。这时，蒋介石又让国民党谈判代表曾养甫给中共传递四项具体条件：
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
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编，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
三、对日实行宣战，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
四、希望中共的领袖来南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
这四项具体条件不乏积极的态度，但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在解释这四项条件时，却要中共放弃对改编后红军的领导。至于红军的出路，则“最好另辟新土”，这个“新土”就是外蒙边境。此时，外蒙已成日苏的军事关注点，蒋介石把红军发配到外蒙，其用心已是不言而喻。
蒋介石：我想还是送他们到
外蒙古去吧
针对国民党的四项条件，中共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在国民党没有“停止围剿与封锁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下，中共“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之提议”。
但蒋介石在顺利解决“两广事变”后，对红军的态度又强硬起来。曾养甫十分明确地告诉中共代表张子华，国共两党达成妥协的基础是上述四项条件，而核心是“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中共“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已根本不是原先意义上的改编，而是货真价实的收编。
当时，国共代表的会谈已接近核心问题：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以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后两个问题都可以具体磋商，唯独红军问题最为棘手。蒋介石对冯玉祥说，军队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何况现在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蒋介石旧话重提，用的是借刀杀人之计，仍要将红军发配到外蒙边境，让其自生自灭。
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让其转告陈立夫，这种条件我们“无法接受”。
周恩来：我们并未从
西安事变中索取什么
之后，红军在山城堡战役中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多旅。蒋介石又改变了态度，指示陈立夫告诉潘汉年，原先只允许红军保留3000人，现在可以保留30000人，不是编遣，而是改编。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亲率众多军政要员飞赴西安，要倾其全力把红军赶到外蒙边境。
蒋介石虽将红军人数扩大了十倍，却附加了苛刻的约束条件，苏区和红军必须改制改名，统一行政和军事组织于南京政府领导之下。
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强调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协定，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之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西安事变的爆发，突然中止了蒋介石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他所希望的把红军赶往外蒙边境的设想，再也不能实现。
几乎是在事变的第一时间，张学良给中共中央拍去电报，要求中共参与事变的善后，中共中央立即派周恩来等赴西安协商。
蒋介石回答说，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中共愿意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其指挥，他将视中共军队如己出，享受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
朱德、彭德怀：立即自动改编并向全国公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为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文中明确保证：“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在此政治保证的前提下，周恩来就红军改编问题正式向国民党代表张冲提出，红军应改编四个军十二个师，以组成一路军，照中央军待遇，如果迟缓改编，每月对红军的接济至少百万。
蒋介石仍不把共产党放在平等的位置，甚至认为红军不是改编，而是投降。至于红军改编为一路军的意见，被他断然拒绝。
红军改编后的建制和人数，双方一直在磋商谈判之中，很难最后决定。而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蒋介石孜孜以求的是取消中共对改编后的红军的领导。
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对此态度非常坚决。他们认为，蒋介石对红军改编所提条件，超过我们统一战线最低限度原则，如果接受其条件，红军有瓦解的危险。他们主张，不论蒋介石同意与否，我们立即自动地改编为三个师一个军部，并向全国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