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寻求新的发展，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围绕着有利于生存而不断变化，在经过七易落脚点之后，中央红军最终选择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关键词：红军长征 落脚点 选择
1934年，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寻求新的发展，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武装割据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各路红军被迫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一、红军长征七易落脚点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被迫率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长征伊始，首要问题便是生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红军只得围绕生存而选择落脚点。中央红军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的围攻，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湘西一带是中央红军的第一个落脚点计划。
1934年12月，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危急关头，毛泽东决定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从12月11日开始，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黎平、猴场政治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议强调放弃原定北上湘西的计划，转兵西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的第二个落脚点计划。
1935年1月上旬，中央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前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对川黔边地区形成了新的包围圈。在此情况下，刘伯承、聂荣臻提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建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的第三个落脚点计划。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积极准备从宜宾附近北渡长江。蒋介石急令刘湘集中兵力在长江南岸堵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土城一役失利，红军西渡赤水，进入川滇边的长宁、筠连等六个县。2月7日，中共中央在云南扎西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原定渡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2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川滇黔边根据地是中央红军的第四个落脚点计划。
二渡赤水后，红军取得桐遵大捷。在这之后，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进行机动作战，南渡乌江，从而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随后，佯攻息烽，逼近贵阳，同时假装东出湖南，利用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向云南急进。4月29日，中央红军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决定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的第五个落脚点计划。
中央红军在会理会议之后，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实现会师。根据国内抗日形势的变化以及川西一带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而张国焘却主张向地广人稀的西康发展，以保存实力。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1]这是中央红军的第六个落脚点计划。
其后，两河口会议确定集中主力北进、创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随后，右路红军渡过草地，到达川北的班佑等地区，攻下包座，为实现北上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南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改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经过游击战争，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9月17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这时，中共中央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毛泽东当即决定，首先前往陕北，同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把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是中共中央关于长征落脚点的第7次改变”[2]，这也是长征途中最后一个落脚点计划。
从上可以看出，长征途中红军为了摆脱敌人，保存自己，依据敌情变化，在长征中逐步地摸索，不断地改变建立落脚点的计划，努力地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选择。
二、最终选定陕甘根据地作为落脚点
193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9月22日，聂荣臻、左权正在这里浏览部队收集来的报纸，他们突然看到了一张侦察连在筹粮时搞到的国民党《山西日报》，其中有一条消息，阎锡山的部队正在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部队。聂荣臻、左权等都感到很惊讶，陕北还有红军在战斗！说明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聂荣臻说：“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
通讯员马不停蹄跑到了哈达铺关帝庙。毛泽东看到这张报纸后，不由得喜形于色。他翻着报纸，把这条消息看了好几遍，便立即让秘书把报纸送给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等领导同志传阅。几个人立即召开了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宣布不在洮河流域停留了，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有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后来，毛泽东让周恩来把贾拓夫等人找来一起了解情况，这才知道西北红军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分别领导武装起义时创立的。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北红26军、27军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解放了延长、延川等六座县城，苏区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90万。
经研究，毛泽东与张闻天决定派贾拓夫携电台与李维汉去寻找陕北红军。然后，毛泽东在关帝庙里召开了第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给大家鼓劲说：大家要振奋精神，为了红军和中国革命胜利，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继续北上，从这里到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只不过七八百里了！大家要不怕苦，不怕难，不怕牺牲，坚决北上！
榜罗镇会议决定红军落脚陕甘根据地后，党中央即率领陕甘支队从榜罗镇出发，袭占通渭城，翻越六盘山，经过庆阳，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边根据地的吴起镇。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为发展的主要区域。陕甘根据地“成为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也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3]
三、陕甘根据地成为落脚点的原因
红军长征途中前后七次改变落脚点，前六个落脚点由于种种原因均未能实现。最终选定的落脚点陕甘根据地，与红军生存发展、抗日救亡及指挥全国革命的奋斗目标相吻合，并且陕甘根据地具备红军落脚的最基本条件。
第一、“仅存根据地”是红军长征落脚陕甘的必然结果。长征途中红军根据变化的情况多次改变战略方针，其中前六次确定的落脚点都是到新的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红军在一年的长途跋涉中，既要应付敌人的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又要克服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险阻，因此要在一个新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人力物力都是有限的，其难度可想而知。“虽然说陕甘边区仅仅是一个局部的、农村的政权，但它却是唯一的‘硕果仅存’”[4]，所以红军非常需要一个可以使之得以休整的、现成的根据地，而党中央选定的第七个落脚点，与前六个落脚点的本质区别就是陕甘根据地是当时全国“唯一存在”的根据地，其现成性恰好适合红军的急需要求。经历了千难万险的红军最终找到了陕甘根据地这样一个落脚点，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第二、“地缘政治”是红军长征落脚陕甘根据地的优越条件。红军长征最后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因为当时唯有陕甘革命根据地具备红军落脚的最基本条件。首先其地缘优势有利于红军生存抗日。陕甘革命根据地“境内重峦叠嶂，梢林密布，沟壑纵横，地势险要，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苦难深重，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场所”[5]。其次政治氛围有利于红军发展壮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地处大西北，贫穷落后，历来反动统治野蛮残暴，人民群众不得不为生存而进行反抗斗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方面陕甘地区一大批早期共产党人，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另一方面陕甘根据地的创建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和武装斗争，所以群众基础很好，利于革命发展。
第三、“抗日救亡”是红军长征落脚陕甘根据地的内在动力。红军长征时，全国抗日民族运动进一步高涨，民族危机加深，中国共产党表明了坚定不移的抗日立场。1935年6月，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际，中央军委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重申了抗日救亡的政治方针。1935年9月，党中央就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问题同张国焘发生严重分歧后，始终将北上抗日作为制定战略方针的根本指导思想，并不惜冒着孤军北进的巨大危险，为实现中央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而斗争。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指出：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这就是说红军北上抗日救亡的政治目标使长征红军最终走向了陕甘根据地。
红军长征落脚陕甘根据地，实现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党中央立足陕甘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页.
[2]刘晶芳，李东朗.《长征全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页。.
[3]陈永恭、秦生.《星火燎原燃西北―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
[4]习仲勋.《陕北高原革命征程・历史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1页
[5]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