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攀登：
Hagshu（6657 m，印度），北壁
Ales Cesen， Luka Lindic和Marko Prezelj（斯洛文尼亚）
神奇之旅
登山者面临的困难不仅在于漫长的徒步接近、陡峭的攀登，还有令人头疼的印度登山协会的官僚制度。普莱泽利是登山界的一杆老枪，曾两次获得金冰镐奖，履历丰富，攀登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几年前在霞慕尼的金冰镐奖典礼上，他私下大致评价了印度、中国、尼泊尔和巴基斯坦这几个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地区的主要国家在发放登山许可等方面的行政制度，其中印度的官僚位居各国之首。此次Hagshu的攀登，印度登协的各种官僚，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是我们选择了Hagshu，是Hagshu选择了我们。”普莱泽利这么形容，“我们最开始的目标是西藏的摩拉门青峰，但是西藏的许可基本没可能。然后我们只好试着去申请印度的一些山峰，这个被拒，那个有麻烦。负责联络的印度登山服务公司说，‘要不试试Hagshu吧’。然后我们就来了。”当收到印度登协的Hagshu许可时，距离计划的出发时间仅有一周时间。
“爬吧，爬成什么样是什么样。我们的心态就是这样的。”因为时间仓促，并且Kishtwar山域已经长时间处于封闭状态，普莱泽利和他的同伴们对Hagshu的了解只有一张照片。Hagshu是东Kishtwar山域最高峰，被称为赞斯卡（Zanskar，东Kishtwar山域的一处山谷）的马特洪。它有两个首登纪录，首登和官方首登。1989年，英国一支队伍从东壁登顶Hagshu，这是官方认可的首登记录。但是在这之前的一周，一支来自波兰的队伍沿东南山脊登顶，这是Hagshu的实际首登。
攀登Hagshu
从小村里继续徒步两天前往Hagshu大本营，第二天到了Hagshu冰川起点，这座山峰金字塔形的全貌才第一次进入视野。“出发之前我们完全没有时间研究Hagshu，对它的了解只是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从东壁方向拍摄的，不管是东壁还是东南山脊，看起来都太平缓，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亲眼目睹山峰时，立即被它陡峭的北壁吸引住了。这一天的徒步，Hagshu一直在我们眼前，它的最合理的路线逐渐显露，越来越强烈地吸引我们。”
大本营设在Hagshu西侧的冰川。第一天，三人就马不停蹄地徒步至北壁根部观察，同时也寻找到了一座漂亮、难度和海拔适中的山峰Lagan（5750米）作海拔适应。
第二天早上，带上装备和两天的补给出发了。将近一天的攀登之后，在5100米的一处鞍部扎营，一边准备晚饭，一边观察日落下的群山。这确实是一片很有攀登潜力的区域，不难理解Mick Fowler和他的同伴这几年一直在这片区域攀登。他们的风格是每次攀登时观察周围的山峰和可能的路线，选择下一年的目标。
第三天早上，在第一束阳光中开始攀登，从鞍部沿着山脊向上。这条路线无论是长度还是挑战性都远超预计，登顶后不久一路倒攀和绳降，直到黄昏才撤回到鞍部营地，因此不得不过了个计划外的夜晚，第四天下撤回大本营。在大本营休息了两天，普莱泽利和切岑出发前往Hagshu的前进营地，顺便观察第二座用于适应的山峰Hana’s Man（6300米）的西壁路线。攀登这条西壁路线还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视角观察Hagshu北壁和东南山脊的下撤路线。林迪奇因为有点消化问题留在了大本营休息，同一天，英国的Mick Fowler队伍也进驻大本营了。第七天，林迪奇也前往了前进营地，在那里与普莱泽利和切岑会合。
第八天早上，三人先用了三个小时到达Hana’s Man峰西壁根部。起步是一段陡峭的沟槽，良好的雪况使得三人可以快速地攀登，很快便到了6000米。接着是一段肋部岩石，岩石十分紧实，攀爬起来比较舒服，不费太多力气就到了6200米。在这里设立了一处营地，用来观察似乎近在咫尺、触手可及的Hagshu北壁。第九天早上，很快就到达了Hana’s Man顶峰，并沿东北壁下撤回到大本营。
休息三天，两座适应性山峰的攀登，感觉十分良好，可以以快速阿尔卑斯式攀登Hagshu。三人带了一个轻型帐篷，两条睡袋和三天的补给，于凌晨3点动身。两个多小时后，陷入了从北壁上吹下的深深积雪中。挣扎着攀爬了一个小时，雪况终于允许快速攀登了。起步路段采用无保护攀登，直到一段十分陡的冰壁。由于小型雪崩的落雪打磨，以及寒冷的天气，冰变得极其光滑且坚硬，攀登异乎寻常的困难，进程相当缓慢。时间在流逝，但这样的条件下想找个适合宿营的地方也不太可能，只好不停地往上攀登。直到凌晨两点，连续23个小时的攀登后，终于到达北壁顶部，在6320米高度的狭窄山脊上找到个合适的地方搭建帐篷。最后一段都是岩石地形，太早出发无益于攀登，而且前一天累惨了，需要休整，因此一直到中午时分，太阳把岩石晒暖和了才开始最后的冲顶。很快就到了Hagshu北峰的顶部，接着是在山脊上不断的下降又上升，终于在9月30日下午5点到达Hagshu顶峰。舒适的天气把三人留在了顶峰下宿营，况且时间也不早了。10月1日，沿着波兰队首登的东南山脊下撤，碰到陡峭的地形，选择绳降的时候，不得不感叹，当年波兰队的攀登，干得真的很漂亮。 回到Hagshu南侧，然后转向东侧，沿着Hagshu和Hana’s Man峰之间的冰川往大本营下撤。为了在冰川裂缝中寻找一条安全的通道，一直沿着左侧行走。然后被引到一段陡峭的冰壁上，两段绳距后，越过了一条背隙，又绳降了两段和部分倒攀路段，在月光下的裂缝之间曲折迂回，终于平安到达前进营地。
这次备受官僚主义困扰的远征攀登最终还是带着累累硕果结束了，三名登山者在攀登前后状态都十分良好，天气也很帮忙。在结束了Hagshu的攀登之后，休息数日便离开大本营，踏上归程。在大本营期间还有个小插曲就是，熊出没，注意。一只熊每到晚上就出来寻找食物，几天之后彼此都对对方的存在习以为常了。
： 马可，这是你第三次获奖了。而且这次不再设立提名，每个来霞慕尼的登山者都获得了金冰镐奖。你有什么感想吗？
普莱泽利：还是很奇怪。你知道我一直都反对给登山评判高低。不仅是提名得奖，所有的攀登都没什么可比较的。所以我觉得金冰镐奖就该弄成一个登山节的形式。值得颁奖的只有终身成就奖。
： 马可，说说你们这次的攀登经历吧。
普莱泽利：攀登Hagshu就是个巧合，我们想要攀登的是摩拉门青峰，在西夏邦马峰地区，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没戏。后来一连串的碰壁，最后是我们的服务公司建议我们去的Hagshu，也算是Happy accident吧。
： Mick Fowler和Paul Ramsden原先的计划也是攀登北壁，被你们捷足先登了。你们和他们有过沟通吗？
普莱泽利：路线是我们选择的，不过沟通还是有的。他们计划和我们的路线差不多。观察一个壁面，最先选择的都是最合理的logicalline。所以路线近似也很正常。他们当然不愿重复我们的路线，所以选择了东北壁的路线攀登。
： 印度Bhagirathi，马卡鲁西壁，你都和年轻人一起攀登。你是否也有个类似Steve House一样的Mentor Project（导师计划）？
普莱泽利：是的，不过我比他的早，哈哈。我发起的导师计划每期大概有九名队员，持续约三年。我们在一起攀登是为了让年轻人更有攀登的动力。我们和Steve或者法国的（编者注：法国登山联合会FFCAM的青年培训项目le GEAN）、德国的（编者注：德国登山协会DAV的青年远征培训项目Expedkader）不同，我们不做技术方面的教学。在入选这个导师计划的时候，那些年轻人已经具备足够的攀登技术。我们主要是学习如何筹备，如何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培养一个登山者所需的社交经验。所以我们两年前和日本的登山者搞了个交流项目，今年又和法国人一起，让这些年轻人多接触不同的攀登文化。同时学习一些组织攀登的方法，比如物资、创意、历史等等。我在这个项目里和年轻人都是平等的，只是运用我的经验给他们一些建议。
： 刚才说起的马卡鲁西壁，你还有想法吗？
普莱泽利：这个就要看情况了，它的难度放在那里，只有天气、个人状态、方方面面都达到最佳状态才有成功机会，充满了不确定性。但登山的美就在于不确定性，我每次登山之前都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登顶，如果还没开始就已经知道结局了，就没意思了。
： 阿列什，你来自一个高山向导家庭，从中有什么受益的？
阿列什・切岑：我的父亲和叔叔都是登山者和高山向导，所以我从八岁就开始了攀登，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登山了。从他们那里，我首先学习到的就是如何安全地攀登。安全意识是我特别注重的。
： 那你说说这次Hagshu的攀登吧，攀登许可的麻烦给你带来的是什么？
阿列什・切岑：攀登许可虽然麻烦，但我们心态很放松。没有期待，没有压力，反而起了积极正面的作用。我们想的只是，这会是一次探索。
： 卢卡，你今年26岁，在你刚满20岁时就和马可一起远征印度巴吉拉提山域（编者注：2009年普莱泽利、林迪奇和RokBlagus在Bhagirathi群峰中连续开辟了三条高难度新路线），很多人都对你的攀登经历很好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登山的？
： 你能说说大量中低难度路线的收获吗？在你攀登生涯里，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谁？
卢卡・林迪奇：对于登山者来说，大量的攀爬能很好地训练效率，让你更快的攀登。速度就是安全。大量的攀登也可以获得在山里的感觉，在第一时间里感知风险，这点只有通过在山里的观察才能获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Silvo Karo（2014年金冰镐奖评委，在巴塔哥尼亚有多条新路线攀登）和马可。
： 斯洛文尼亚国家很小，但为什么能有一代又一代的高水平登山者呢？
卢卡・林迪奇：我想这是得益于我们这里的登山文化和群众基础。我是从当地一个叫Celje的登山俱乐部起步的。那里有很多老一代的登山者，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我们离阿尔卑斯山很近，开车10分钟就有岩场，一个小时就有想要的一切，登山、攀冰等等。
： 梅斯纳尔最近说，他所付出登山探索的努力已经失败了。从我的感受，现在的登山者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已经不如过去了。例如库库奇卡年代，或者胡马这样的。
普莱泽利：我倒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胡马不是个正面的例子，他会觉得，这条路线他有20%的生存几率，所以他要爬。这个非常不好，他让公众对登山留下了非常负面的印象，觉得登山就是在玩命。但事实上登山并非如此。
阿列什・切岑：我同意你的看法。胡马我接触不多，但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个非常危险的登山者。现在的登山者对风险的承受力变低了，这也许是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但我觉得这是好事。另一方面，现在的登山者对不成功的风险承受力低了。他们为了更高的成功率而选择一些不确定性低，比较短的路线。很多大山就没人愿意尝试，这点非常不好。
卢卡・林迪奇：对此我也有同感。以前，20岁就参加远征攀登在斯洛文尼亚是很常见的，现在越来越少了，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选择可控的活动，比如运动攀、竞技攀或抱石。生活方式在变化吧。我自己更愿意挑战远征攀登。我也会害怕，但不是惊恐。惊恐会让你怀疑自己，害怕会让你更集中思想。但是我不会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