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五四大街路北有一幢通体都是红砖砌成的大楼，因这里曾经是北京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所在地，很多人亲切称它为“北大红楼”。北京大学的校舍原在景山东街的马神庙四公主府，1916年，学校在沙滩兴建学生宿舍楼，因大楼用红砖砌成，故称红楼。1918年8月红楼建成后，改作北京大学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室，是北京大学的文学院所在地。红楼在建成之后的多年中一直是北京城最高和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之一，但其盛名决非源自建筑本身。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是那些生活工作在这里，曾经照耀过历史的大师，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赋予了红楼更多的含义。1919年5月4日，爱国学生从北大红楼走向天安门，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这座红色的大楼犹如红色的火炬，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然而在我所查找到的有关北大红楼从1938年到1943年的文献资料，如《北京大学校史》、周作人的《北大感旧录》、冯纲的《敌伪监狱见闻》、邓之诚的《南冠纪事》等等，在这些记载中对北大红楼的总结竟用“人间地狱”一词，是什么使这座圣洁的高等学府变成了“人间地狱”呢？笔者决定到北大红楼去寻找答案。
在资料中记载，建成之初的红楼是这样布局的：一层几乎全部是图书馆，二层是校内行政部门和大教室；
三、四层均为教室。当时的北大红楼被北大的文学院所使用，称为北大第一院。现在的北大红楼已经被辟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一层作为展室，展出大量的实物，再现了20世纪20年代北大红楼的历史风貌。
笔者在红楼里想寻找到有关“人间地狱”的样子，却一无所获。无意间在大楼的入口处，看到一个很不起眼的楼梯通往地下一层。顺着楼梯走到地下室，地下室的走廊长长的，贯穿全楼，走廊的两侧是数十间面积很小的房间。虽然我去的时候是白天，但是空荡荡的走廊，依旧使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据文献记载，1938年到1943年，日军占领北大红楼，将这里作为日本宪兵队本部，而眼前的地下室就是宪兵队本部的“留置所”（拘留所）。在周作人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北平沦陷后，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天，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它的本部，直接通知二院，要他们三天之内搬家。”北大二院是北大理学院所在，二院里有很多珍贵的仪器，如果日本宪兵队进驻，这些仪器必然被毁。当时北大已经南迁，留平的教授们紧急协商，上书汤尔和。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1937年10月，日本扶植汉奸筹建统一的华北伪政权，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汤尔和为议政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汤尔和出面与日军商议，决定牺牲北大第一院给日本人，作为宪兵队本部使用。就这样，北大第一院沦入敌手，一院的地下室成为宪兵队的留置所，许多爱国志士被宪兵队逮捕并关押在这里，遭受非人迫害。
据笔者找到的从这座“人间地狱”走出来的幸存者回忆说：“留置所中间为东西纵向的通道，南北两边的房屋为刑讯室和牢房。东侧的刑讯室内放有刑具；西侧为牢房，每间有4平方米，放一个马桶，还要关押好几个人。”我打量着红楼地下室的格局，与幸存者描述无异。
在北大红楼的地下室曾经关押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大批进步教授，如邓之诚、蔡一鄂、侯仁之、蓝公武、张东荪等人。被关押在北大红楼的蓝公武教授，他1931年后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高等院校内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40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押，在狱中坚贞不屈。侯仁之是当时燕京大学的教授，据他回忆，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在日本占领北平的初期还能保持相对的平静。但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燕京大学随即遭到日本人查封，这时在燕京大学任教并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侯仁之和一些燕大教授被日本宪兵逮捕，被关押到位于北大红楼的日本宪兵队监狱。当时在押的燕大师生大约20余人，被分别关押在同一过道的不同牢房之中，与侯仁之一同关押在牢房中的是一位青年学生――孙以亮，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演员的孙道临。侯仁之在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时候，接受党组织的委派，秘密协助爱国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前往解放区或大后方，据侯仁之回忆，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仅经他负责联系前往解放区的学生便有三批。日本人在监狱中多次对侯仁之进行刑讯，但侯仁之对此闭口不提，无论日本人用何种方式对他进行威逼利诱，他都一口咬定自己是基督教大学教授。侯仁之的坚强不屈保住了燕京大学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输送学生去解放区参加抗日的秘密。
张东荪是著名哲学家，他在燕京大学教书期间即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进行抗日活动。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后，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北大红楼的日本宪兵队本部留置所，与赵紫宸一起关在第16号牢房。因为张东荪早年在日本留过学，又是当时的知名哲学家和学者，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许诺要请他做教育部长等职，都被张东荪回绝了。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又要求张东荪向在留置所中关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招供。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日本人一看软的不行，就开始对张东荪极尽凌辱，不给他饭吃，冬天用冷水浇泼他全身等等，张东荪绝不屈服，以自杀抗争。日本人无奈，关押张东荪两个月后，将他转送日本军部监狱继续关押。
同样在北大红楼宪兵队本部留置所监狱关押的还有燕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据他回忆：“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批颊，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等。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蹈腹，水从耳鼻中激射而出，最为残酷，往往有致死者。”那些被用刑者哀号凄厉，惨不忍闻。邓教授的回忆已然令人心惊胆战，而方军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中记述的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用刑的残暴，更是令人毛骨悚然。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在联席会上曾向其他部门介绍经验，他们在抓到抗日分子后，用刑时在其前面放一群狼狗，其后煮一大锅开水，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进煮着开水的大锅，不退，狼狗就会撕咬他们腿上的肉。1943年，日本宪兵队撤出，将北大红楼交还给伪北大。据资料记载，日本宪兵队虽然撤走了，但是红楼后边广场东墙下的烧人炉还在；红楼地下室的白墙上还留有关押在这里被拷打的中国人飞溅出的斑斑血迹。
这些回忆和依然矗立着的北大红楼无不是在控诉着，日军将本应是圣洁的象牙塔，变成了“人间地狱”，历史是不能忘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