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歌苓在其中英文系列作品中所塑造的华人新移民形象，意蕴丰富，精彩纷呈。作者依托跨文化背景，着意于人性剖析，或描摹雌性之美，或演绎两性之爱，或揭示潜在之欲，鲜活地反映了时代之特征，深刻地展现了东西方人性之沟通与融合，显示出鲜明的严氏特点，焕发出诱人的艺术魅力。这些新移民形象不仅在华人文学中独标一格，而且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严歌苓作品；新移民形象；人性剖析
2009年以来，著名导演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梅兰芳》、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归来》所获得的成功，以及《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铁梨花》《幸福来敲门》等电视剧的热播，把编剧或原著者严歌苓的名字一次次推进中国大陆观众的视线，使之在大陆声誉鹊起，成为海外华人作家中无可争议的代表人物。她的新移民小说在反映新移民生存状态的同时，也在审视生命迁移中人性的挣扎，探索文化冲突下人性的复杂。美国《西雅图时报》曾有评论说：严歌苓作品的核心，是对人性的最终理解――那种不受社会构架所控制的人之天性。
一、雌性之美
严歌苓的创作中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女性视角。首先，在体态上、行为上，她小说中的女性都有着美丽的雌性特征。或苗条如“我”，或丰腴如小渔，脸上总带有天真迷人的笑容，散发着“那貌似弱小的强大，那貌似娇嫩的坚韧”（《太平洋探戈》）的魅力。她们不用华服盛装、浓粉艳黛，在平淡的日常的生活中便自然而然地展示出雌性的美丽：
【例1】瀚夫瑞见晚江一绺头发挂下来，她“呼”地吹开它。她做事的样子非常迷人，手势、眼神、腰肢，都像舞蹈一样简练而准确，没有一个步伐、动作多余。（《花儿与少年》）
【例2】柔软而皱巴巴的麻质长裤和缀玻璃珠的凉鞋使乔红梅惊人地性感。（《密语者》）
这美丽，引来男性的倾慕和爱恋，也引来一个又一个充满了创伤与柔情、交织着欲望与伦理的故事。
严歌苓认为：“母性是最高层的雌性。”（《扶桑》）母亲对子女之爱，是雌性之美的重要层面，也是严歌苓小说展示雌性力量的重要方式。小渔是她小说里一系列母性形象的开端，她有对江伟近乎母性的宽容和关爱，有对无赖的意大利老人的善良与温厚。她与其后创作的扶桑和“第九个寡妇”王葡萄一样，都带有一种天然的“佛性”，懂得主动去爱，骨子里透露着雌性之美，是严歌苓人性理想的化身。严歌苓在《花儿与少年》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徐晚江为了给受伤住院的儿子烙几张葱花鸡蛋饼，借用医院小吃部的炊具。“小吃部经理是个越南人，她被这个中国女人讲到‘我儿子’时的绝望震住了。所有雌性生命中都有这股深深的、黑暗的绝望。越南女人太知道它的力量了。”显然，严歌苓是在借这个“越南女人”表达世人对母爱的尊重。试想，世界上哪个种族的女人不知道母爱的力量呢？哪个种族的人不会为母爱所倾倒呢？她的《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先是叙述了一段奇特的生育关系，随后便用大量笔墨细腻地描述“我”对孩子出于天性的母爱：
……我不知道怎样一来我已把菲比抱在怀前。菲比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两片柔软无比的微小嘴唇，已合拢在我的乳头上。……原来就这么天造地设，没人教她，也没人教我。
起初，亚当付钱给“我”做他孩子的母亲；当孩子残疾后，他找回“我”，再付钱给“我”以“母亲”的身份做孩子的保姆。但是“我”却以一个真正的母亲的“实心实意”的爱，心疼着孩子，呵护着孩子脆弱的生命。正是这种人类世代相传、血肉相连的母爱亲情，跨越了国家与种族的界限，让“亚当”感动和折服，让两个原本在金钱的基础上产生契约关系的不同种族的人，消除了隔阂，达成了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深厚友情。
二、两性之爱
严歌苓在美国找到了情意相通的白人丈夫，她的小说人物也在异国体验了爱情的酸甜苦辣。这其中，有毛丫与罗杰的一见钟情。即使是初次见面，也能产生心灵的默契：“他们相互间看的多，谈的少，看看，都微微一笑，心领神会。”（《花儿与少年》）有无法跨越障碍的“无属性”的爱，如《学校中的故事》中的“我”错爱上本是同性恋者的帕切克教授。还有徐晚江和洪敏无奈中渐渐失落的爱情。他们曾是天造地设的爱人，把缠绵的爱从国内延伸到国外。“他们的个头和块头一开始就搭配得那么好，所有凸、凹都是七巧板似的拼合，所有的缠绕、曲与直，都是绝好的对称体。”（《花儿与少年》）晚江走进老瀚夫瑞的家庭，把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双重生活，目的就是为了与洪敏早一天团聚，一起在美国重温旧梦。可惜的是，命运捉弄了他们：“‘错位归属’使他们不可能旧梦重温。情也在，义也在，回到原先位置却已是陌生人。彼此心灵的迁移，竟比形骸的迁移要遥远得多。”（《花儿与少年・错位归属后记》）
真爱会让人不顾一切地付出。在《少女小渔》中，小渔的一切顺从，都可以说是出自对江伟真切的爱和“心疼”，她从江伟那里也看到了他对自己的爱：“小渔突然发现个秘密：她在他眼里是漂亮人，漂亮得不得了。”是爱让她表现出了对江伟极大的宽容，她一心为对方着想，反而对自己所受的委屈无心计较：
她想哭，但见他伏在她肩上，不自恃地饮泣，她觉得他伤痛得更狠更深，把哭的机会给他吧。不然俩人都哭，谁来哄呢。她用力扛着他的哭泣，他烫人的抖颤，他冲天的委屈。
小渔和江伟的爱情与晚江和洪敏的爱情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在环境的变化之后，人性的弱点更多地暴露出来，两个人相互间距离越来越大，爱情便悄悄地疏远了。
乔红梅的爱情是失而复得的。在经历了一场充满悬念的感情出轨之后，她了解了丈夫隐藏多年的心灵创伤，终于认识到丈夫对自己浓厚的爱以及自己的真爱所在，“她心里生出那么多柔情，要给这个饱受创伤的人。……不管明天谁和谁成了敌人，谁和谁又和解，她是不变的、永恒的，她总是要爱下去”（《密语者》）。于是，她以“坚定、爽利”的步伐走向丈夫的怀抱。
三、潜在之欲
严歌苓往往能够成功地借助于再现梦境或对人物心灵隐秘深处的开掘，揭示出人的潜意识中存在的欲念。《花儿与少年》中的晚江，一方面为保护女儿而舍身去诱惑继子路易，让他为自己按摩、与自己共舞，另一方面却在这个年轻漂亮的混血青年面前几乎难以自持，在“一万种不可能”的借口下让自己悄然感受着超越伦常的情愫：一万种不可能使她和他十分安全。发生的只是肌肤和肌肤的事；肌肤偷着求欢，他们怎么办呢？
《女房东》里与申沐清同样是单身移民的老柴，在孤独中情欲无所寄托，便对一直不曾见面的女房东沃克太太一次次产生猜想、推测和揣摩。老柴所偷藏的沃克太太那件“浅粉色”的、有“凉滑、缠绵的质感”的、“半透明的丝质衬裙”，正是他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情爱与性欲的象征。在理性和情欲的矛盾中，他痛苦而无奈，茫然中“想不起哪里爱过，也想不起在哪里失落一个爱”。
《人寰》中的“我”，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道出了自己少女时代一段变相的恋父情结，让人联想起纳博科夫笔下的那个女孩洛丽塔。而这个情结恰恰可以解释她中年时期为之困惑的与老年教授相爱的深层原因。
在《抢劫犯查理和我》中，面对查理的几次抢劫，“我”的反抗是那样微弱，甚至“配合”得很好，乃至后来与他约会，半真半假地接受他的求爱，还为了替他开脱罪责而说谎……这都是因为查理有着“古典的、近于不真实的美貌”以及“听上去格外典雅柔弱”的声音，令“我”竟然感觉“他有种魔似的温存”。于是查理这个“显然是高一等的贼、混账，一只近乎完美的禽兽”，让“我”一次次迷失在女性于潜意识中对暴力既恐惧又渴望的矛盾纠缠中，一再徘徊于正常的理性和非正常的情感混乱之间，尽管她事后明白“地理方向的迷失只是最表面的一个症状，还有种种的迷失，在爱与憎，是与非，以至黑与白之间”，“我”却对天性中的“难以救药的缺陷”无力抗拒。
四、人性之通
人类内在的根本人性本无区别，有区别的只在于地域文化、价值观念、社会规则等等。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在其《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中说：“国籍标号”曾对他“意味着某种巨大地域性的，以及某种非常广阔的文化标志”。但经过多年对美国人和中国人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比以前或多或少地更加愿意去考虑它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描述性，去考虑它们能够表明某种文化性质、模态，甚至思想存在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每个人身上，可以表现出巨大无比的差异，但在芸芸众生的共同见解之中，却保持着相同的形式”。
人类的喜怒哀乐等情感是可以相通的，对于美好世界的向往和对真理的崇尚心态也往往是一样的。所以，由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差异并不是绝对不可以沟通，不可以达成一定的谅解。严歌苓跨文化的写作优势，令她笔端会流露出两种文化并存的影响。例如，她会运用文化交叉式的比喻，即把中国文化中的比喻运用到外国人物身上，而把西方文化的比喻用到中国人物身上：
【例3】舒茨夫妇……长久的厮磨和摸索，两副天性如七巧板那样一点点淘汰误差，一点点拼对如整体。（《人寰》）
【例4】她（按，指小渔）……不像别的女性，狠起来就把自己披挂得像棵圣诞树。周末，唐人街茶点铺就晃满这种“树”，望去像个圣诞林了。（《少女小渔》）
这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熏陶所赋予严歌苓的特殊能力，让她自由地游走于两种文字之间，嫁接起两种文化而不露生硬的痕迹。移民生活给了她丰富的人生阅历，令她不仅看到移民百态，体察异域生存百味，而且拥有了不同凡响的语言驾驭能力和宽阔的写作视野。在她身上，已经体现出中西文化的一种交融以及这种交融所具有的优长。
她在自己笔下的人物身上也表现出了对文化交融、人性沟通的良好愿望：《少女小渔》中，东方少女小渔和意大利老人，从利益交易的虚假婚姻关系里联结起真挚的友情；《太平洋探戈》中，中国女孩在太平洋的彼岸，找到一个志趣相投的异族青年；《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两个从人种、性情到思维习惯都曾格格不入的人，在救治女儿的相同的人性表现中达成谅解，最后真诚地拥抱；《密语者》中，华裔妻子重新认识并理解了白人丈夫的痛苦，向丈夫和家庭回归……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不同种族的相互理解、相互容纳，人性得以沟通融合的美好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