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芬兰作为北欧四国之一，拥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以来，芬兰就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自从独立以来特别是二战时期和二战后，芬兰的命运却不同于大多数波罗的海国家，是仅有的三个卷入了战争但没有被外国强权占领的国家之一。弱小的芬兰是如何造就奇迹的呢？二战后，芬兰通过分析两次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开创了一条独特的中立之路，不仅保持了民族独立还取得了经济的巨大发展，与北欧各国和西欧也开展了合作。芬兰向世人展现了积极的形象和高超的外交艺术，而“芬兰化”则成为那段历史的关键词。
关键词：芬兰;外交政策;中立;苏芬关系;芬兰化
中图分类号： D871.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3007706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芬兰独立。次年芬兰爆发国内战争，最终以代表资产阶级的护国军的胜利结束。1919年6月成立的芬兰共和国，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因此，在新共和国存在的最初几年，与她更强的邻居之间，她不处于一个很好的条件和环境中。这是自然的，俄罗斯帝国雕刻出所有位于波罗的海的边境国家之间的确定的纽带。”[1]20世纪20年代，芬兰也没有参加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缔结的反苏联的同盟，恪守着不结盟原则。1932年，芬兰与俄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1935年后，芬兰的中立化意味着避免与苏联的冲突，虽然并没有采取类似60年代到70年代间吉科宁外交政策中积极‘搭设桥梁’的方法。”[2]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联的无能，芬兰于1936年签署了由北欧五国发表的《共同中立宣言》。
一、“芬兰化”现象的形成历程
“芬兰化”一词最先由德国人理查德・洛温塔尔在1966年提出，表示一种苏联强加于芬兰的操控模式。位于苏联旁的芬兰，因忌惮苏联的威胁，在外交与内政政策上有所调整配合，另一方面这个现象又带有一定积极性。“芬兰化”这一现象的形成在二战时期就已初露端倪。
（一）1939年冬季战争为 “芬兰化”的产生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1939年10月，苏联要求芬兰租借汉科半岛的海军基地并放弃芬兰湾群岛和卡累利阿地峡等地，作为补偿，苏联以两倍不毛之地做交换。芬兰拒绝了。本来，芬兰还顽固地寄希望于瑞典的援助。但是在10月中旬，芬兰在一次北欧国家元首与外长会议上得到了“瑞典无法在具体情况下帮助芬兰”[3]的回复。11月13日，苏芬谈判彻底破裂，一场战争不可避免。《莫洛托夫―李宾特洛普条约》保证德国的不介入，这使得斯大林得以方便地对芬兰采取行动。11月26日，苏联刻意制造了一起边界事件，将芬兰描绘成挑衅者，单方面废除1932年的条约。11月30日，苏联红军发动海、陆、空军全面进攻芬兰，冬季战争爆发。鉴于双方兵力差距悬殊，经过105天的殊死搏斗，芬兰战败。虽然，正如丘吉尔所说，“芬兰展示了一个独立国家的力量”，在作战中芬兰部队也显示出极高的领导力和指挥力，但毕竟战争的结果是失败。
1940年3月12日，芬兰代表团在战争继续的背景下与苏联签订《莫斯科合约》。合约对芬兰来说是雪上加霜，芬兰被迫割让了占芬兰领土12%的土地，还要将汉科半岛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为期30年。此外芬兰还要安顿40多万失去家园的流民。可以说，1939年这场战争直接影响了1941年苏芬续战的发生。
（二）1941年苏芬续战决定了“芬兰化”的产生
1940年的合约使芬兰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芬兰被迫交出的海军基地使得苏联很容易再次入侵芬兰，芬兰时刻受到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1940年春夏两季，苏联又占领了波罗的海国家，使其成为苏维埃加盟共和国，芬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除加紧军事准备之外，芬兰还力图依靠冬季战争期间获得的国际同情，改善自己的国际环境。尽管建立北欧诸国防御同盟的计划无果而终，但德国因素的加入，使芬兰破环苏联条约系统的努力最终成功。”[4]1940年7月，德国开始筹划进攻苏联。希特勒需要芬兰实现自己的入侵计划，而芬兰“在那个时候，大多数的芬兰军事政治领导人认为德国是芬兰反对俄国唯一依靠”[5]。所以芬兰就很自然地成为了德国的并肩作战者。
德国希望芬兰参与巴巴罗萨计划。“芬兰的角色是要‘制压’苏军的汉科基地，并在北方集团军向列宁格勒进军的过程中与其紧密合作，从拉多加湖的两侧同时进攻。”[6]但德军并没有告知芬兰真正的计划，直到1940年5月底的一次访问中，芬兰终于搞清楚德国很可能不久后进攻苏联。“因此芬兰，作为在战争中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之一，想要从德国和同盟国的战争中撇清自己。”[7] 1940年11月，苏德就芬兰问题进行了多回合的谈判，双方都不肯让步。“芬兰甚至比巴尔干更能刺痛它敏感的神经，因为芬兰将是未来对苏战争的重要侧翼，对德国来说有着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8]
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虽然芬兰加入了对苏联的战争，但芬兰人在这场战争中尽力保持了中立。“一旦苏联进攻芬兰，赫尔辛基政府把冲突区分为冬战的续战，不与德国结成任何联盟。”[9]芬兰的目的就是收复失地，然后转攻为守。但是一旦卷入战争，夹在两个强大国家之间，弱小的芬兰就身不由己了。直到1944年斯大林发动全线反攻，一举突破了芬军战线，迫使芬兰退出战争，芬兰才真正置身事外。同年9月，芬兰与苏联签订了苏芬停战协定。
（三）二战后“芬兰化”现象正式出现
战后的芬兰损失惨重，但政府积极进行战后重建，这其中也包括调整对邻国苏联的政策。1944年11月，巴锡基维政府上台，这位新总理努力使苏联消除疑虑。芬兰严格履行了1946年《巴黎和约》的规定，并且实施了一系列亲苏政策。在芬兰战后向和平时期转变的阶段中，由于芬兰的“努力”，芬兰与苏联终于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友好。1948年是转折的年份，捷克布拉格事件使得紧张气氛达到高潮，共产党夺权迫使资产阶级退出政府。几乎是同一天，斯大林向巴锡基维发了一个照会，想要和芬兰进行友好互助条约的谈判。1948年的苏芬友好互助条约意义重大，它是战后苏芬关系的基础。“芬兰化”现象基本产生。 于1950年3月上台的吉科宁政府继承了前任巴锡基维的对苏友好政策。吉科宁同时还看到了同苏联发展贸易的重要性。1955年苏联同意将波卡拉租界区归还给芬兰。同时芬兰也懂得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在保持东方政策的连续性前提下，1955年芬兰加入了北欧议会。1956年苏联一改过去反对态度，芬兰加入了联合国。这是苏芬关系的积极方面。当然，苏联对芬兰的威胁也是毫无疑问的。1958年的“寒夜危机”和1961年的“照会危机”是苏联控制干预芬兰的例子。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把兴趣放在芬兰上，“芬兰化”一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至此，“芬兰化”现象最终形成。
二、“芬兰化”现象的主要特点
“芬兰化”反映苏芬两国在其各自关系上的特殊性。“这个对苏联最重要的关系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模型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与别的国家相似平行的关系……这是独一无二的。”[10]通过对二战后芬兰历史和苏芬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芬兰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地缘政治和历史因素决定了芬兰的亲苏政策
从地理位置来看，芬兰位于苏联的西侧，夹在苏联瑞典两国之间。苏芬边界全长1269公里， 占芬兰陆地边界总长的一半以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芬兰远离欧洲中心，不易受西欧的控制和影响。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芬兰的命运自古以来受到瑞典、俄国和德国的摆布。12世纪到16世纪受到瑞典的统治。1700年至1721年，瑞典发起北方战争。此后，通过多次瑞俄战争和条约的签订，俄国逐步完成对芬兰的占领。1809年签订《哈米纳合约》，芬兰残余部分被沙俄吞并成为俄国的大公国，亚历山大一世成为芬兰大公，对内实行统治。在俄国对芬兰统治的前50年中不仅维持了芬兰民族的存在，还给予芬兰更广泛的自治。19世纪下半叶，由于国际局势的改变和克里米亚战争安全需要，俄国改变了对芬兰的政策，包括推行专制，实行“俄罗斯化”，将芬兰隶属于全国性法律和行政体系，如此等等。1909年芬俄关系开始彻底破裂。1917年芬兰独立。特别是与苏联的冬战和续战两次战争后，芬兰虽然保持了民族独立但国力大减。
1945年召开的雅尔塔会议确立了战后国际新秩序。面对西欧的普遍衰落和苏联的强大，小国芬兰总结了战争的经验和教训。1944年，总理巴锡基维在庆祝芬兰独立日的演说中说：“我国与伟大的东方邻国苏联的关系， 是芬兰对外政策中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维系着我国人民的未来。”芬兰很清楚苏联的想法：“即苏联，主要是在其在芬兰的安全性方面有兴趣，而这些安全利益优先于苏联可能在其外交政策的任何其他野心。他的政策相应地基于这样的假设，只要在我们地区没什么濒危苏联的安全，我们将能在芬兰独立和民主的基础上与苏联继续保持关系……它已经相当清楚，承担反苏同盟的前哨的角色会一直对芬兰有着致命危险，因为在这样的位置，我们将永远是第一个在大国冲突事件之间被侵占的，但我们没有权力去影响到战争或和平问题上的决策。”[11]
基于历史地理因素的考虑，芬兰客观分析了国际环境，对苏联采取亲苏的政策来努力消除苏联的疑虑，表示不会威胁到苏联的安全，这也保障芬兰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独立，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弱小战败国面对强大邻国的无奈和妥协。
（二）以苏联为主导，以条约为基础
1948年，芬兰与苏联签订了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规定：（1）要使芬兰置身于大国冲突之外的愿望得到苏联的确认;（2）要把芬兰的承诺减少到最低限度，以消除苏联对芬兰可能与其它国家合谋进攻列宁格勒的担心为限;（3）芬兰的军事承诺将局限在一旦发生对它的攻击时，它将尽力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武装部队将不在芬兰国土之外作战;（4）保卫芬兰领土的战斗主要由芬军承担。是否需要苏军援助，由芬方决定，或由双方协议决定;（5）不得干涉芬兰的内部事务。拒绝对进行政治磋商作一般的承诺。”[12]
条约在一定程度上为芬兰提供了某种保障，芬兰特别强调“不介入大国冲突”，保持自己的中立性。“芬兰对苏联的安全需求的响应;莫斯科很好地回应了芬兰培养其与西方世界的传统关系的愿望;并通过其广泛的起作用的合作普遍积极反馈这两个国家……芬兰宣布中立的政策，在1955年苏联重新转向了芬兰的波卡拉海军基地后成为可行。从此，苏联已经基本接受了这一政策，以理解芬兰使其适应其首要地位的东部的关系……在这个框架内，芬兰的外交政策目标，特别是对国际和平的问题，往往与苏联相当重叠。这一事实有增加苏联人眼中的芬兰中立的政策的可接受性，尽管芬兰与西方关系在增长。此外，自从1950年代中期以来，一套和平共处的苏联政策关于苏联芬兰关系的模型价值，倾向于苏联提高对这些关系的政策的宽容界限。”[13]“这一条约充分标示着苏芬关系的转折点――从长期的互不信任的阶段转变到新的、互相信任的阶段。”[14]
但是条约也使苏联更加容易控制芬兰。特别是条约里含糊不清的第四条，留下了许多可能，这些可能通常同苏联的“军事威胁”、“军事侵略”有关。“双方协定”会不会变成“单方决定”呢？这的确令人担心。
无论1948年的苏芬友好互助条约是否真正给芬兰带来了好处，又或者芬兰只是苏联巨大棋盘中的一小颗棋，任人摆布，但毫无疑问的，战后的苏芬关系是以此条约为基础。此后，尽管国际局势几经变化，1948年的条约却被多次要求延长，可见条约的重要性。纵观芬兰历史，自1809年以来的苏芬关系都是以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条约为转折为基础的。
（三）芬兰对苏联的妥协表现在多方面
长久以来，无论是军事和政治，苏联的威胁都是普遍存在的。“论点是苏联军队入侵的潜在威胁从1945年以来已经笼罩着芬兰，从来没有真正实现但仍然有点吓倒了芬兰政府和人民，有时公然，在其他时候也许这样巧妙的几乎没有一个注意到它。”[15]芬兰要想在苏联威胁下生存，保持民族独立，就必须在各方面做出一定程度上的让步和妥协。芬兰对苏联的政策由巴锡基维提出和奠基，吉科宁继承和发展。因此也被称为“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 芬兰对苏联的妥协主要表现在：
政治上，“以芬苏关系为重，容许国内政治一定程度的左倾。”[16]根据1946年签订的巴黎和约，芬兰解散了其境内的德国武装，撤销了一切法西斯和反苏团体。1944年芬兰共产党合法化并在内阁中占有席位。在苏联的建议下，芬兰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具有广泛民主性质的“人民民主联盟”，共产党在民主联盟里占据关键位置。芬兰对于二战芬兰领导人的审判也极力同法西斯撇清关系，包括吕蒂、唐纳以及两名战时领导人被指控于1941年将芬兰带入战争。苏联甚至可以左右芬兰的政府。1958年秋，由于苏联不信任当时由社民党、中间党和联合党组成的联合政府，采取召回大使、冻结贸易谈判等一系列针对芬兰的制裁，迫使这届政府执政不到5个月就垮台，为此社民党连续8年在野，直到1966年改变了对苏政策，才能够参政。这一事件在芬兰历史上被称为“寒夜事件”，并在芬政治生活中首开“凡得不到苏联信任的政党不得入阁”[17]的先例。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61年，苏联以“柏林危机”为由，照会芬兰，实际上苏联对总统候选人洪卡表示不满，援引1948年的条约，最终是洪卡退出竞选，吉科宁当选。
外交上，这种来自苏联的束缚也是很明显的。“芬兰的第一次重大外交政策的让步是在1947年不参与马歇尔计划……苏联通过发出正式声明，表示会把芬兰参加会议视为敌对行为。”[18]芬兰迫于苏联的压力最终拒绝了计划。第二个让步是在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建立北欧理事会的合作上：“芬兰人曾参与其最初的讨论过程，后来被1953年初莫斯科的抗议所抑制。”[19]在联合国的表决中，芬兰投弃权票，严格恪守不介入大国冲突。“在1956年匈牙利起义中，芬兰人不得不咬自己的舌头，没有公开表达其对匈牙利的支持。芬兰人知道他们伟大的东部邻国的过敏和不可预知。”[5]59包括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尽管违背了人道，芬兰实际上站在了苏联这一边。
文化上，更多地表现在芬兰的“自我审查”和对芬兰人民的“再教育”上。芬兰的一切出版物不得含有反苏的立场。芬兰政府还积极进行苏芬友好的“再教育”。1940年10月成立了群众性组织苏芬友好协会。
军事上，1948年的条约对芬兰构成某种威胁。作为战败国的芬兰在军队的数量上有着严格的限制。
经济上，根据1948年条约苏联要求芬兰同经互会成员国加紧合作。
但凡涉及到苏联的立场，芬兰都要小心翼翼。苏联对芬兰的压力和威胁，确实使芬兰的“中立”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四）特殊性质的中立
“芬兰化”并不意味着芬兰一味听从苏联，或者苏联一味操控芬兰，这都是对“芬兰化”的误解。“芬兰化”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小国和社会主义大国成功和平相处的典范，芬兰逃脱了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她在苏联的外交关系中始终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旧的‘两大阵营’理论的倡导者很难理解，芬兰不是苏联的驯服阵营的追随者，他们并没有理解‘芬兰化’和常识性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20]那些认为芬兰的独立与主权已经受损或受到限制的看法是粗浅的。受地理的和权力的事实所限，这是芬兰要想生存的必定选择。在任何情况下，对芬兰政策的未来进程的决定仍然完全掌握在芬兰自己的手中。
芬兰的中立性质正如1948年合约那样，“这是同苏联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缔结的条约铺平了道路使他们进入卫星状态完全不同”[21]。芬兰和苏联的对话基于完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它也不同于瑞典的中立：“芬兰则与此相反，它在和平时期可以有一个自由联盟，但在战时却承担了一项协商责任，负有同苏联结盟的义务，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就像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一样。”[22]怎样理解芬兰这种特殊的中立呢？事实上，“在冷战前线，共产主义苏联和北欧芬兰的资本主义民主之间建立一种不同寻常的相互关系，双方都力图从这一关系中获得利益”[23]。1950年，苏芬签订了五年贸易协定，苏联与芬兰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也日益紧密，苏联成为芬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当然，苏联的威胁是存在的。但是芬兰人懂得如何在东西方夹缝中生存的艺术。芬兰人的形象，从这段历史来看，不是屈从于强权不敢发声，而是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自己的实力和道路，在苏芬友好的前提下，“扮演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调停者的角色”[24]，努力发展同西方的关系。1955年，芬兰加入了北欧议会。1956年，芬兰回归国际大家庭，成为联合国一员。1961年，她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1962年芬兰签署了北欧合作条约。1973年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自由贸易协定。
“芬兰已经能够提供它自己的二十世纪的社会和经济模型。这个模型的一个特征是，像瑞典，留在欧洲主要政治团体之外。的确，与苏联的友好互助条约表示一定程度的取向，但它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个权宜之计的文件。它的颜色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立的确切形式……芬兰在欧洲的角色应该是中立的，它应该获得自己的商业。”[25]芬兰同时也维护了世界和平。
三、“芬兰化”现象的主要影响
通过对“芬兰化”的形成和特点的分析，特别是对芬兰二战以来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芬兰化”对芬兰本国的影响有利有弊，但从长远来看，“芬兰化”对芬兰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以下是它对芬兰的几点主要影响。
（一）为芬兰创造了战略机遇期
1948年的条约规定，苏联在苏芬双方确认下再出兵。芬兰自己力量不够，可以受到来自苏联的援助。由于芬兰的亲苏，美国和西欧等西方国家也不敢轻易左右、控制芬兰。芬兰在1952年完成了对苏联的战争赔偿。“因此，不仅苏联没有反对芬兰战后试图增加其军事潜力，实际上它帮助了芬兰。苏联从来没有解释巴黎和平条约限制的人力和设备，禁止后备力量的训练和武装……”[18]276苏联在一定程度上为芬兰提供了军事和领土保障。“芬兰化”为芬兰创造的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也使芬兰社会内部较为安定。二战结束以来，芬兰境内就没有发生过全国性的战争、动乱、政变和遭受外来侵略。芬兰可以利用稳定的外部大环境把重点放在战后恢复和经济社会建设上来，做好战后战略的调整，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二）为芬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芬兰在战后20年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在这一阶段，芬兰的工业生产增长了5倍，农业人口比重由41.1%锐减至12.2%……形成以森林工业和金属工业为经济支柱，以化工、纺织、食品工业为补充的现代化国民经济结构。”[26]这离不开“芬兰化”。1946年《巴黎合约》对芬兰军费开支有限制，因此政府对经济投资比重很大，避免了大搞军备竞赛。科学家、技术人员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发、生产和销售。战争的赔款为芬兰提供了国际市场。“从农民和林农的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最初是受到交付给苏联赔款的要求带来的帮助。此前，芬兰的制造业主要是针对满足国内市场狭小的需求。斯大林，对船舶和工程产品的需求，通过他的小邻居的赔偿逼迫着芬兰产业化的步伐……当赔偿在1952年结束，苏联继续在自由市场上购买芬兰货物，芬兰扩大的产能为进入世界市场铺平了道路。”[21]2091950年，芬苏签订五年贸易协定后，出现了大量与苏联的合资企业。苏联为芬兰供应天然气等原料发展芬兰工业，芬兰则成为苏联的市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芬兰与苏联的贸易额占芬兰贸易总额的20%以上。
（三）导致芬兰在文化舆论上的主权受到限制
文化上的“自我审查”制度虽然避免了苏联的猜忌和疑虑，但是苏联对芬兰报纸和学术出版物进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优秀的、正视历史的作品。“它描述‘自我审查’制度的规格，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被内部称为芬兰化。一般来说，作家或翻译知道自己的极限。出版商他们更加明白，作为一项规则，服从遵守着它们。除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图书馆也选择不购买这些类型的书籍……除了作者的自我审查，书籍必须经过发布者的审查以及严格的库检查。”[27]因为“芬兰化”，芬兰的整个舆论自由都要受到限制。同时，评价一本书好坏的标准不是艺术价值而是有没有反苏思想。
甚至，文化上的“芬兰化”还导致一些历史细节的删减：“这一切，我们被告知已经被删减审查了。印象最深的批评直指前领导人斯大林的政权剥夺了我们许多血腥事件的知情权。因此保留无用的作为政治无意识的一部分，被后代所继承……它忽视了普遍的信息规律。”[27]55“芬兰化”通过文化渗透到芬兰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亲苏成为芬兰社会的一个共识。舆论是苏联控制芬兰的手段之一，但这确实对芬兰的下一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对历史的认知和批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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