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两次，其实是前后脚，是两位皇帝被宦官裹挟着做出的下三滥事。公元166年和168年，三年间，当年的一大批文化精英或被砍头，或自尽，或入狱，或发配边陲。直接办的案子有700多人蒙难，受牵连者数千人，“制诏州郡大举锢党”，具体细节已无从考据，“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后汉书・孝灵帝记》），“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这样的史载记述，颇有点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右扩大化的悲凉世态。
这两次文化暴行，史称“党锢之祸”。短短几年间，辽阔的疆域内，再无清醒者的声音，却也直接动摇了汉朝的根基，“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东汉是公元220年终结的，但大约从190年起，国家形态就开始被不断地“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施暴的起因是权力的角逐，宦官与外戚、贵族争权，知识分子们站队在外戚贵族一列，但宦官那一边有皇帝当领队，文化精英们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罪名是，“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互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说白了，就是文人们嘴欠，妄议朝廷。
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冬十二月，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诬为党人，并坐下狱，书名王府”。“书名王府”的意思，是把个人资料信息输入王府公簿，以示永不录用。
168年正月，汉桓帝继位，刚十二岁，还是个孩子。九月，再开杀戮，“中常侍（东汉官职，宦官首领）曹节矫诏（假托皇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后汉书・孝灵帝记》）。陈蕃、窦武、尹勋、刘瑜、冯述，还有前边引文中提到的李膺，均为当年的文坛领袖，“皆夷其族”，即满门抄斩。一个月后，“冬十月”，又一批名士“下狱，死者百人，妻子徙边（妻儿老小发配边陲），诸附从者，锢及五属（殃及五族）”。
汉代儒学是核心，是显学，一枝独秀。读书人讲求“经明行修”，以忧国忧民舍生取义为己任。党锢之祸是一个分水岭，自此后，中国的文学开始与社会政治疏离，自觉地保持一定距离。魏晋的道学，以及再之后的佛学，兼容进入中国人的文化血液，成了儒释道一锅煮的局面，做实了孟子的那句话，“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在汉代，读书人无论达与不达，都是以兼济天下为先的。后来宋代振兴的儒学，已是理学，升腾为哲学层面。而汉代的儒学，在社会学范畴。
《古诗十九首》，是伴着这场文化浩劫相生的一组文学作品，与汉代文风最显著的分别，是文人们不再言志，文化对政治不再抱幻想，文学人生隐入日常也守常。《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东城高且长》《生年不满百》《孟冬寒气至》《明月何皎皎》……十九首诗名字放在一起，实在是一座高耸的锦灰堆。在汉代，太坏的政治，彻底革了一把中国文化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