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反对的杂语
在新时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各种西方理论或者思潮中，文化研究可谓姗姗来迟；直到大众文化已然大行其道地在中国发挥着意识形态书写功能的20世纪90年代，人文学者们才发现唯一在欧美已经成为显学而国内尚无系统介绍的文化研究，认识到无论对于学院知识生产，还是对于谋取话语权的学术政治，它都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在1995年前后的被引进，不仅关乎我们旨在从学理上对新时期的新现象、新问题做出解释、分析和批判，或许更重要的是，联系着已然遭遇边缘化的人文学者的这样一种希冀：借助文化研究形塑一种“别样”未来，夺回自己的中国文化启蒙者或者建构者地位。所以，被引进的文化研究旋即获得了大批拥趸，不期然间引发了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研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强调，有效地拓展了文学批评家、理论家的研究视野，尤其是在文艺学和当代文学领域；之前被忽视甚至边缘化的东西渐次登上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殿堂，改变了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既有格局。借用华勒斯坦的话来讲，对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化研究使对于当前的社会和政治舞台的关注具有了合法性”。[3]文化研究因此获得了准学科地位，但同时遭到了“大而不当”的诟病：“不少文学理论研究者投身文化研究，关注大众文化，研究影视、音乐、广告、传媒以及时装、波鞋之类日常生活文化现象……这种越界出走，作为个体的选择，难以厚非；但若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显然已是谋求文化霸权的病态或变态发作。”[4]对此，著名文学理论家童庆炳教授不无忧虑地指出：“文化研究并不总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甚至完全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可以（说）在更多的情况下，文化研究或者文化批评往往是一种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批评，其对象与文学无关，纯粹在那里讲阶级斗争、性别冲突和种族矛盾。”[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前文提到的“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研讨会收获了不少质疑和反对之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薛毅所言――“从外围来做的研究更有意思。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更愿意把他送到文学系里面，而不是专门学文化研究”，以及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所言――“文学不能放，文学中，我们已经放掉了很多”。[6]
相较于“不甚了了者”，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的疑虑者、反对者中，很多都深知文化研究的功用甚至是文化研究的受益者；他们未必以文化研究为自己的研究命名，但他们的研究中却不乏文化研究的影子。他们批评、反对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实际上关乎学科政治和学科资源的争夺。众所周知，当下的学术知识生产已然深刻联系着各种社会权利、利益机制，“一方面框限着知识朝向专业化和日益相分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必要的界限，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12]学科划分的结果是学科制度在“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严格的方法训练”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学科因为受支配于权力和利益，成为“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为尚，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13]所以，当文化研究作为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闯入中国学界的时候，难免会遭遇文艺学等相邻学科的非难，虽然同时存在的一个事实是，在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学者中，主要来自文艺学。 实际上，一些文学理论家反对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是因为他们无力独立承担并胜任文化研究，一如从事文艺学研究的刘志友教授所言：“纯粹的文学学者很难把对人的整体生活方式的把握同对文学的把握结合起来，很难像揭示文学作品意义那样去揭示多样的生活实践的意义，很难做到撇下文本而参与到特定的文化实践中去体验、调查与做分析工作。……文学研究工作者毕竟很少能精通于文化研究所联系到的各人文社会科学部门，他们充其量只能就文化实践形式中具有的‘文学性’或者‘被生活化的’审美因素说出一点什么。”[14]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表达了类似看法。在上文提到的“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研讨会上，郭春林提出：“我们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知识储备很欠缺，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这些与文学教育完全没有关系的知识，我们都储备不足。我们目前还是在文化范畴和理论上讨论这些问题。”在王晓明看来，文化研究所需要的真正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很难，“上次知识产权的会议，请了各个学科，经济学、法学等来讨论，就会发现，专业壁垒很清楚。”[15]
反学科即非学科化？
所以，在有如此多的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物、会议的今天，担心文化研究的学科化是多余的；在文化研究尚未全面学科化、招生、申请经费依然困难的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并不是撤退抑或末途之旅，而是一种生命线。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今天的学科现代性的建制内，学科化是体制化的基本方式和标志，在中国尤其如此。尽管有不少人已经在反思这个问题，但基本格局还是没有变。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和教育部的本科生招生、研究生学位点建设等，到现在为止仍然是高度学科化的，今后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26]
结语
詹姆逊曾经指出，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27]作为一门后学科，文化研究旨在质疑现行的学科分类背后的体制的、社会的、权力的制约，拯救被学科体制有意识地排斥或无意识地遗漏的人类生活。借用曾经担任过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的话来讲，对文化研究而言，“尤其重要的是批判的重要性。我所说的是最充分意义上的批判：不是纯粹的批评，甚至不是论战，而是研究其他传统的方法，借以看出它们可能生产什么、可能禁止什么。批判涉及撷取最有用的因素，拒斥其余的因素。如是观之，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过程，是生产有用知识的一种炼金术，若给它编码，你就可能停止它的反应。”[28]所以，文化研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尤其是“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挑战“作为艺术的文学”的今天：“对于大众文化的不良影响，必须在另一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批评性思维的教学，或对大众媒介产品的意识形态地位与结果进行分析并揭示在其功能中起作用的种种影响。纠缠于哪些文学作品以及历史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争论，只能分散对下述迫切问题的注意力，即如何保证教育有利于智力的创造、传授批评性思维、细读以及对叙事结构和符号学机制的分析。”[29]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认识到并有效利用文化研究已然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取得的合法性，团结文化研究的支持者与实践者，借助文化研究原典/源点加强文化研究的课程建设，更加有效地处理或者调和前沿性与知识化的矛盾问题，积极有效地推进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设。
注释
[1]Stuart Hall （1990）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October， vol.53， p11.
[2]同[1]。
[3]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9页。
[4]卢铁澎：《文化研究：大道与歧路》，《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81页。
[5]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第56―57页。
[6]石剑锋：《“文化研究”当下遇尴尬 应学科化以争取学术资源？》，《东方早报》2008年7月29日。
[7]同[4]，第75页。
[8]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第
9、10页。
[10]同[8]，第8页。
[15]同[6]。
[17]同上。
[20]同[4]，第78页。
[22]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26]陶东风：《文化研究在中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58―59页。
[27]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页。
[28]同[22]，第4页。
[29]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