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
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绝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
这样便形成了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派，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典学界的一座高峰。这也得益于顾颉刚的“笔”下功夫。
他读书必动笔，不动笔不读书。
顾颉刚自入北京大学前就开始做笔记，直到逝世前未停，一生共写有200余册读书笔记。第一本是《寒假读书记》，每逢读书感想书端上写不下时，便记入笔记簿中。
他在笔记小叙中说：“余读书最恶附会，更恶胸无所见，作吠声之犬。”一次朱星为编写《汉语史》请教：“周吴太伯何时离家，中经何地，发生何事，定居吴何地？”顾略一回想，便从一柜子笔记本中抽出一本，翻开给他说：“这就是吴太伯离周入吴的路线。
”正是顾颉刚多疑好学，盘根究底，孜孜以求，终成一代史学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