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现在活跃于各种文艺批评现场的文艺批评家，其言行举止大多千篇一律，虚头巴脑，讲面子，绕弯子，说大话，玩概念，令外行看了头晕，内行看了反胃。放眼当前文艺批评现场，那些游弋于其间的鬼魅影象，像鲁迅笔下的坟头磷火低飞乱舞、时隐时现。貌似可以照亮文艺创作迷途的万能手电筒式的批评，其实已经风化成了一支无力于指点创作迷津的银样猎枪头，此乃批评风习的腐蚀与批评家们向俗世缴械双向运动所致的痼疾。讽刺的是，值此骂声一片的形势之下，一些“坐稳了”的批评家，自我感觉却很像一首歌的名字《越来越好》，他们频频现身于各种文艺现场，他们的高论和妙语，让许多业界内外的人们都对现在的文艺批评有了强烈的批评冲动。
著名作家张胜友最近在参加一个闽籍文艺理论批评家聚会时，出人意料地没有在这个老乡聚会、畅叙友情的场合“唱响主旋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冷不丁地放了一炮！他是这样说的――
大家知道我只是一位作家，而不是一个文艺理论批评家。邀请我与会，因为我是福建人，在这里是一个听众、一个学习者。前面专家学者们的发言阐述了新时期闽派批评的源起、闽派文艺批评家队伍的聚合、闽派文艺批评辉煌的历史和傲人的成就，我作为一个闽籍作家也感到很荣耀、很有颜面。既然今天论坛的主旨是“变革与创新”，那么我有一个疑问，在这里提出来向各位批评家老师讨教，当然我先申明是一个外行的困惑而己。23号，也就是前几天，中国作家协会在现代文学馆举行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隆重的颁奖仪式，这个颁奖仪式也有创新，对每一位获奖作家作品的授奖词都投映在大银幕上，既新奇瑰丽又简约庄重，我一篇篇很认真地看下来，文辞华美、文采飞扬、飘逸多姿、琳琅满目，篇篇都是美文，简直目不暇接。但是看到后来，我突然间发现，风格一样、语言相近，赞美抒情都差不多，对那么多获奖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各个文学门类佳作，篇篇颂词都写得很精致，但细细一想：不知所云。我就想到，包括我们闽派批评史上的辉煌战绩，就是一针见血，见好说好，见坏说坏，一听就明白，一看就明白，观点鲜明，旗帜鲜明，给广大读者以心灵震撼。我不知道这套语言体系是后现代啊还是什么的，我也搞不清楚，文艺批评我确实是门外汉。但是现在就有一点什么感觉呢？好与不好，都有点绕口令。因为这个都是我们批评家、评论家写的，而不是一个人写的，是由很多著名的很有才华的批评家们，每个人写一篇，但为什么最后给我（一个读者）的感觉会是绕口令、不知所云呢？
对于在批评家中间存在的这股虚假溢美、怯于批评之风，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曾给以严肃批评。他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会上，习总书记打了一个生动比方――“文艺批评家要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儿。”总书记还特别强调，“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够是表扬甚至是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长期以来，文艺界鲜见真正犀利的、有份量的批评。总书记对于文艺批评的指示，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批评”二字。
我曾经撰文概括当前文艺批评存在的突出病相：一是学养断供，知识储备不足。二是言必称西，缺乏文化自信。三是匮乏真诚，批评态度虚假。四是甘为钱奴，给钱就说好话。五是言不及物，不认真读作品。应该承认，这些弊端，在我们的批评家队伍里，已经比较普遍地存在。文艺批评家的责任是培育和引领，而不是迎合和屈就。以批评家的良知和担当，本应坚持思想和艺术标准，在大量潮水般涌来的文艺作品中披沙滤金、去粗取精，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集中的精品佳作淘选出来，推介给人民大众，造就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积极健康的时代风尚，这才是批评的价值所在。那种将商业标准凌驾于艺术标准之上，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不是引领市场、引导消费，而是沦为市场的推手、金钱的奴隶的所谓批评，是与人民利益、社会效益格格不入的，本应坚决抵制。
但非常遗憾的是，作家张胜友指出的现象并非个案。现在许多批评家，接受了有关方面的“盛情邀请”和“盛情款待”，并且拿了别人付给的红包、吃了主办方买单的山珍海味，于是“抹不开面儿”，只说好话，乖巧栽花。他们忘记了，批评家的天职就是说真话，求真务实是批评家的基本职业道德。即便面对一些影响很大的作家，批评家也不能采取仰视的姿态，只说好话不说缺点。可是，看看那些充斥于大报小刊的批评文章，很少有否定性的批评，有的多是表扬的文章。这点上，鲁迅的批评精神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他“论时事不留面子，砭固弊常取类型”。在这方面，当代欧洲的批评家亦可镜鉴，他们从不顾忌作家的面子，也从不和作家眉来眼去、称兄道弟，更不会加入到出版社的包装工程中去。甚至有的欧洲作家这样呼吁：“请讨论我们，请批评我们，必要的话，请得罪我们。但是保持沉默，是你们放弃了责任。”遗憾的是，就我的亲身经历，在我们的文艺现场，很难见到真诚勇敢的批评。
当下文坛，许多评论家囿于各种主观因素或外部压力，往往不敢或不愿说真话，甚至“人前唱盛，人后唱衰”，耍弄两面派的伎俩。批评因为针对具体作家作品，往往会涉及到作家个人的影响、地位、脸面、感情、关系，对作品的批评经常被作家认为是对他们个人的创作水准、地位等的贬损或否定，因而甚至还会招来官司缠身。一些作家艺术家也承认批评的使命即去伪存真，臧优否劣，然而一旦当批评落到自己身上，往往难以承受，一触即跳，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从客观上也成为批评家言不由衷、假话连篇的助推器。
有些头顶批评家桂冠且动辄高喊向鲁迅先生学习的批评家，实际上却在私底下偷偷拿自己与商贩比较，艳羡后者的获利速度与赚钱方式，懊恼批评的薄利与清苦……比来比去，比高了别人，矮化了自己，异化了人格，矮化了文格。这些人的批评，或为广告，重在推广;或为表扬稿，偏于溢美;或只管掉书袋，玩弄玄之又玄的西方理论概念，陶醉于新名词爆炸，完全忽视受众阅读心理感受和接受效果。更令人失望的是，有的批评家为了金钱、地位，以“帮忙”、“帮闲”为己任，不惜毁坏批评家和批评的名誉。
浮躁和虚荣心使得不少作家对批评的逆耳忠言产生抵触情绪，这对批评家自然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在压力面前，不少批评家选择逃避，选择说假话，且毫不脸红，心安理得。明代书法家王铎说：“文要胆。文无胆，动即局促，不能开人不敢开之口……笔无锋锷，无阵势，无纵横，其文窄而不大，单而不耸。”如果批评家面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患得患失，举棋不定，连基本的批评胆魄都没有，那就势必连文字都无法站立，哪里还能期待他（她）有什么真知灼见？这样的“批评”，哪里还有一点批评的风骨和价值可言？
法国剧作家博马舍说，“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鲁迅先生也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鲁迅生前，除了创作小说散文、研究文艺理论之外，曾经花大量时间精力，从事文艺批评，他曾经与陈源、梁实秋、穆木天、林语堂、高长虹、郭沫若、李四光、徐志摩、沈从文等人展开的论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甚至，鲁迅临死之前，说出了“一个都不饶恕”的话，鲁迅先生的硬骨头精神和韧性战斗风格，于此可见一斑。老实说，现在搞文艺批评确实很难，近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足可证明：曾庆瑞批评赵本山、韩庆祥批评范曾、李建军批评莫言、方方批评柳忠秧、文学报新批评批评名作家等，都曾遭到反击。当然，正常的文艺争鸣是好事，但问题是，反击往往带有人身攻击的性质。
西方哲学家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我们这里，批评一发声，反击就来到。有些作家、艺术家，实际上还是爱听赞美的批评，不爱听挑刺的批评。但是，正如人类不会停止思考，批评家岂能停止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