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症候阅读的问题
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中首创的症候阅读模式因杰姆逊（FredricJameson）的《政治无意识》一书而在美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症候阅读模式认为，批评家必须将文本中在场的元素当作某些潜在或隐藏之物的象征，并探究导致文本的缺席、空白和省略的原因。阐释（interpretation）就意味着杰姆逊所说的“寻找显表意义背后的潜在意义”。
这种“怀疑诠释学”（hermeneuticsofsuspicion）现已成为许多批评家的第二天性。然而，症候阅读所假设的表层/深层的二元对立以及它对刺破意识形态幻象的激情，在逻辑、认识论和政治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美国研究（AmericanStudies）专家弗拉克（WinfriedFluck）指出，症候阅读就如同一个作弊的侦探，把自己的观点呈现为小心谨慎的侦查工作的结果，并为之赋予权威性，但其实这个侦探在着手调查之前就已经知道凶手是谁。
因此，症候阅读经常以重言的方式（tautologically）运作：阅读者把症候当作某种潜在真相的表达，然后又用潜在的真相来解释他们所选取的用于代表这种真相的症候。阐释的目的不仅仅是恢复已知的事物，更重要的是要去发现未知的事物。但由于症候阅读是一种“完全可预测”的阐释模式，它并不适合对于未知的探索。
波士顿学院的克莱恩（MaryThomasCrane）从认知理论的角度认为，杰姆逊对无意识的定义过于狭隘，他关于症候的论述也颇成问题。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之所以意识不到绝大部分心智过程，乃是因为这些过程太繁复、发生的速度太快。压抑导致的无意识只占我们意识不到的心智过程的极少部分。
即便是著名的弗洛伊德式口误，也早就被认知语言学家证明与压抑无关，而是和大脑中词语的存储和检索机制有关。在症候阅读理论中，症候表征着被压抑驱逐到无意识的矛盾，阅读就是去诊断症候背后的被压抑的内容。一旦压抑不存在了，那么症候也就不再指涉潜在的矛盾，症候阅读也就丧失了其逻辑和意义。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尼尔伦（ChristopherNealon）对症候阅读的文化政治进行了详尽分析。在他看来，对症候的诠释与左翼学院批评家寻找一种可以替代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或战斗行为模式有关。症候阅读模式的出现与欧美20世纪60到70年代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
彼时工人阶级已经不再能扮演马克思所想象的革命引擎的角色，在这种语境下，症候阅读就意味着以一种更灵活的方式去寻找文本中的历史性行动。除了革命行动，其他行动也可以有历史意义或美学重要性。除了这些直接针对症候阅读的发难，一些理论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充当了瓦解症候阅读可信度的“神助攻”。
酷儿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塞吉维克（EveKosofskySedgwick）曾将人文学科盛行的怀疑阐释学命名为“妄想狂式阅读”（paranoidreading）。此类批评以揭露（exposure）为信仰，以为将某些东西揭示为问题，就离问题的解决倘若不是只有一步之遥的话，也至少是在解决的路上了。对揭露的执迷还依赖于将那些观看“真相”的人设想为天真无知的大众。
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拉图尔（BrunoLatour）也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对由怀疑诠释学所驱动的意识形态批判提出了质疑。拉图尔认为，批判理论的解释结构已经和阴谋理论（conspiracytheories）越来越像，只不过前者会使用更“高大上”的原因，如社会、话语、知识/权力、力量场、帝国、资本主义，而后者总是将问题归结于人性的贪婪和邪恶。目前的批判工具只是在将批评家塑造为洞察真相的精英，而“把世界上的其他人都转变为天真的轻信者、恋物者、宰制的不幸受害者”。
二、表层阅读的操演
2009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贝斯特（StephenBest）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库斯（SharonMarcus）在《表征》（Representations）杂志上发表了《表层阅读导论》一文，针对美国文学批评界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症候阅读，正式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表层阅读”概念。贝斯特和马库斯指出，表层阅读中的表层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文本表层，如纸张、装订、印刷样式、词语念出来的声音，也不是症候式阅读所设想的一个如衣服包裹皮肤那样的具有隐藏功能的层面（layer）。表层是“文本中显而易见的、可感知的、可理解的东西；那些既没有被隐藏也没有主动隐藏的东西；那些从几何学意义上说有长度和宽度，但没有厚度，因此也不涵盖深度的东西”。
表层是“要求被看着（lookedat），而不是我们必须通过自我训练才能看穿（seethrough）的东西”。二人认为，许多阅读方式都可以归入表层阅读。比如，以物质性（materiality）为表层的图书史研究和认知性阅读，以文学语言的复杂结构为表层的新旧形式主义，以及将拥抱表层当作一种情感和伦理立场的阅读。
图书史审视书籍的阅读、出版和流通，把书籍当作联结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的物品。文学的认知性研究关注大脑在阅读过程中的物质性运作。新旧形式主义坚称理解文本的关键在于文本本身，特别是其形式特征。
拥抱表层意味着接受、遵从文本，而不是怀疑和攻击文本，拒绝把文本的表层当作欺骗性的伪装。马库斯本人2007年出版的专著《女人之间：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友谊、欲望与婚姻》就是表层阅读的一次有益实践。该书通过对1830—1880年间的日记、书信、回忆录、传记、小说、行为指南（conductbooks）、时尚杂志、儿童文学、法律论争、人类学研究等各类文本的历史性考察，详细分析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女性中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论证了女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性别、性态（sexuality）、婚姻和家庭的历史的重要性。
为了取代症候阅读，马库斯提出了“只是阅读”（justreading）的阐释方法。在解读文本时，她关注的不是文本深处隐藏的东西，而是那些在表层就呈现出来的、却被批评家所忽略的东西。马库斯发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婚姻情节（marriageplot）实际上依赖于“女性和睦情节”（theplotoffemaleamity）。
在这类故事情节中，女主人公通常很早就确定了与其他女性的友谊，但她在男女恋爱关系中却遭遇到各种误会和障碍，多亏女友的帮助和成全，才最终实现其结婚的梦想。马库斯认为，女性和睦情节是维多利亚小说中“失窃的信”，正是因为它就藏在光天化日之下，反而被批评家们视而不见。斯坦福大学的柯恩（MargaretCohen）关于海洋冒险小说（seaadventurefiction）的研究可说是表层阅读的另一个范例。
柯恩认为，一种批评方法总是从一套特定的研究对象中衍生出来的。杰姆逊及其后继者的症候阅读主要针对的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叙事，对于不符合上述两种范式的小说，如她所关注的海洋冒险小说，这种阅读模式就会无的放矢。柯恩通过阅读大量海洋冒险小说以及同时代的有关航海的非虚构文本，提炼出这一文类所特有的信息操演（informationperformance）的美学模式。
她注意到海洋冒险小说的情节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行动的操演展开的，这种操演要求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水手/航海者，具备一种利用高超的技术和精细的实用理性来应对险境的能力。读者与小说人物的互动多为分享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并依靠小说和周遭世界所提供的信息在想象的层面解决这些问题。柯恩还从海洋冒险小说的视角出发，对文学现代主义的发生进行了饶有趣味的重新阐释，得出了与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和症候阅读颇为不同的结论。
杰姆逊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普遍认为，现代主义小说表达了文学的危机，引发这一危机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抽象、碎片化和劳动的降格。由于这一危机，现实主义的总体性立场不再可能，因此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小说家逐渐放弃了用镜子映射世界的计划，从现实主义撤回到审美主义。柯恩指出，这种常规的看法没有指出劳动的特定性，把劳动当成了一种“去语境的抽象”。
她通过考察海洋冒险小说的演变提出，麦尔维尔、康拉德等早期现代主义作家的审美转向是在回应一种具体的被贬低的劳作，即因蒸汽轮船代替帆船而导致的航海技艺的衰落。那些从海洋冒险小说中发明出现代主义的作家其实是在探索现代性的边缘，为小说寻找新的冒险地带。换言之，文学现代主义代表的不是一种后撤，而是对现代性的未知边疆的探索。
三、争议与发展
罗格斯大学的维多利亚文学和文化研究专家考齐（JohnKucich）认为，对怀疑阐释学的攻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呼吁“常识性的”研究路径和纯粹探究文学的美学价值，二是试图效仿社会科学的严密性。前者有可能导致文学研究在学院体制中进一步被边缘化，后者则瓦解了人文学者独特的阐释技能。贝斯特和马库斯对杰姆逊的“永远历史化”的信念的否定，也让考齐感到不安，称他们“与怀疑阐释学的论战因此滑入了对政治导向的拒绝”。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莱利（ArianaReilly）同样对表层阅读背后的政治态度深感焦虑。在她看来，表层阅读的拥护者并非是对现有的批评方法感到不满，而是对批判理论的许诺与当代世界现实之间的落差感到失望。表层阅读会培养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将导致政治静默主义（politicalquietism）。
雪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巴特罗维奇（CrystalBartolovich）也对表层阅读所隐含的失败主义政治提出了异议。她认为，表层阅读转向“文本自身”的诉求标志着文学批评从政治和理论领域的撤退。在世界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刻，人文学者更有责任回应主流经济学家忽视的大问题，以此来重申人文学科的价值。
普林斯顿大学的中世纪研究专家普尔（SaraS.Poor）则从学科差异的角度提出，对于英语文学研究来说，“返回表层阅读或许是必要的”，但这种回归对于拒绝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等深层阅读，很少涉及历史语境的德国中世纪研究来说却是“无稽之谈”。面对表层阅读所引发的争议，贝斯特和马库斯选择了继续探索。2016年，他们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性别研究教授海瑟爱（HeatherLove）联手又为《表征》杂志主编了一期名为“跨学科的描述”的特刊。
在导言《建构更好的描述》中，三人围绕描述（description）这一横跨多个学科的学术实践，提出了一些区分描述好坏的标准。比如，不再假设描述者能够轻易地用词语来描述世界，而是意识到这种描述的困难，以此来重新构想世界与词语之间的关系。其次，通过给予描述者与被描述对象同样多的关注，来回应描述的客观性问题。
三位作者称，“当我们摆脱了任何东西都必须和宏大的理论联系起来或是生产出剩余知识的要求”，就能更好地理解描述，哪怕是重言式的描述。这样的描述行为不太可能生产出学院体制所熟悉的学术文类，却可以产生“对于世界和工作的鲜活性（liveliness）而言至关重要的形式、数据和洞见”。
结语
表层阅读的提出与当下美国文学研究所遭遇的各种外部和内部危机密切相关。和国内中文系一样，美国英文系向来是人文学科的大系。然而，过去十年间，美国英文系的毕业生数量正在明显减少。
生源的减少不仅直接导致了办学经费和教师编制的压缩，也为学科的发展埋下了隐患。鉴于整个人文学科都在高校体制内逐渐被边缘化，美国学界对症候阅读和批判理论的清理，无疑有重塑学院批评与大众阅读的关系、重新恢复文学对年轻世代读者的吸引力的目的。其次，批判理论30多年来在学院的惯例化操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部分活力的丧失。
毕竟，如赛义德（EdwardSaid）所言，“即便是最激进的理论和批判动作在无休止的、空洞的重复之后，也会变成陷阱”。随着美国右翼保守势力的东山再起，信奉自由、解放的左翼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批判理论在当下语境中的有效性。而表层阅读的提出恰好顺应了这一政治潮流的变化。
另外，表层阅读理论也是对数字人文大潮的回应。如马库斯指出的，随着量化和计算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美国文学批评正在从缓慢的细读转向高速的远读，从对隐含意义的挖掘转向对显表意义的解读，从少量代表性文本转向大型语料库。在大数据时代，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症候阅读显然不再可能继续维持其主导地位。
自张江教授在2014年提出“强制阐释论”以来，中国学界正在展开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全面反思。不过，表层阅读及其他非批判性阅读理论在美国的兴起似乎表明，西方学者也已经意识到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所面临的困局，并正在积极探索新的研究路径。或许，中国学者更需要做的是反省本土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症候阅读、意识形态批判是否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主导模式？这种深层阅读模式是否也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是否也需要寻找新的阅读方法，以适应当下不断变化的文学图景和阅读公众？我们中的很多人所秉持的批判立场，是否也是因为批判能够唤起权力和能动性的幻象？在学院批评日益圈子化、边缘化的今天，这种指点江山、俯瞰众生的快感是否依然值得迷恋？为什么学院批评家对流行文本的解读总是与粉丝读者的解读大相径庭，仿佛二者阅读的不是同一个文本？我们是否有责任对这种差异做出解释，与阅读公众进行更平等的沟通？我们可否暂时摈弃以“仇恨、嫉妒和焦虑”为标志的妄想狂式的阅读立场，用更谦逊的态度对待文本，尤其是我们知识结构之外的大众流行文本？在热切地赶制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之前，我们是否可以拿出一些耐心和专注来描述本土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为什么我们总是推崇大而泛之的理论推演，而对具体的、细致的现象描述不屑一顾，仿佛只有理论的建构才是最高等的智识活动？在《小说的准备》中，罗兰巴特花费了大量篇幅来讨论日本俳句。他认为这种短小的形式能够“让世界、文字和体验精巧地并存”。在解释俳句的缺乏阐释性（或对阐释的挑战）时，巴特引用了著名的禅宗公案“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
在他看来，第一阶段是愚蠢的阶段，傲慢、反智的重言；第二阶段是阐释的阶段；第三阶段是自然性，也就是俳句的阶段。俳句反复告诉我们的是：“‘真理’存在于差异中，而非化约（reduction）中”，“不存在普遍的真理”。假如我们也可以用这桩公案来类比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那么文学阐释，特别是“看山不是山”的症候阅读似乎只是一个中间过渡阶段，而抽象、化约性的理论似乎也并非最高境界。
那么，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究竟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