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玲：2014年，您的论文《翻译和阅读的政治――漫议“西方”“现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的调整》获得第三届唐|青年文学研究奖。评委会评价您的论文选题新颖，以译介学的政治性入手，以论带史，探讨了中国当代小说在海外传播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判标准的影响，论文由小及大，辨驳充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翻译和海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您近几年一直关注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和海外传播，由此切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在地思考。但据我所知，您最开始的研究主题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也曾涉猎中国电影的研究。请问您是怎样走上学术道路的？
王侃：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十有八九最初的理想是要成为作家。我也一样，并且是带着这样的念头进入大学中文系的。我在小学时就写过很多诗，古体的，自由体的，什么都写。小学阶段开始的记叙文的写作，大多也基于虚构，也算是小说练笔。我在高中时写的小说，其实已经很有些模样了。但上了大学之后，成为作家的梦想被“学术”剪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界正流行“美学”，我大学一年级时某次与老师的交谈中第一次听到“美学”这个词，受蛊于“美”，开始寻找和阅读一些美学论著。对于学术的最初接触就源于此。我意识到自己喜欢这个智性领域。
我最早的学术论文是有关电影的，这多少有一点学术投机的意思在里面。我真正的倾向性的爱好是文学。八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为当时的思想启蒙与思想论争提供了主要的话语和精神资源。当时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批青年才俊，让人敬佩不已，又不免让人心慌意乱。我意识到自己尚无能力介入到前沿的文学对话，而电影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拓荒式的。当然，我得承认，我的“电影研究”其实是非常文学化的――尽管我不谦虚地认为，我对“第五代导演”的研究颇有心得。1991年，我在《文学评论》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学论文，这时我觉得我应该回到文学研究上来了。
九十年代初期，偶尔读到玛丽・伊格尔顿主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以及陶丽・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书中激情四溢的批评文字很吸引我，女性主义所涉及的各种理论资源以及对诸多理论资源的调动与整合，也是极富智性的思维挑战。时值中国女性文学兴起，我对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兴趣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
郭建玲：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集束式地发表了多篇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论文，包括《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历史：合谋与批判──略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概念・方法・个案──“女性文学”三题》等;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历史・语言・欲望》考察了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的主题与叙事;您目前正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话语系统研究”也是女性文学研究范畴的。可以说，中国女性文学是您持之以恒的关注焦点。我很感兴趣的是，作为一名男性学者，您为什么选择女性文学作为研究方向？在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话语格局中，您觉得，像您这样的男性学者的研究有何特殊的意义？
王侃：上世纪初，由杜亚泉接手的《东方杂志》展开了以“二十世纪之政治问题”的理论探讨，“妇女解放”“妇女参政”等在讨论中被与“人类之解放、个性之自觉、亚非二洲之自主运动、劳动界之反抗运动、社会党之政治运动”等量齐观。1915年3月，《东方杂志》发表彭金夷题为《二十世纪之三大问题》的文章，提出：“二十世纪必须解放之最大问题有三。第一，男女问题，女子于政治上社会上，欲与男子占同等地位之问题;第二，劳动问题，资本家对于劳动者之问题;第三，殖民问题，国家与国家间之问题。以上所举三问题中，有一个共同点……即弱者对于强者之问题也。”在这个概括中，“男女问题”与“劳动问题”“殖民问题”并举，且位列首要，因此，它显然是个“政治问题”。“男女问题”等诸问题的解决，目的是要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危机”，解决人类共同的困厄。195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运动之初提出的“个人问题即政治问题”，就是吁请妇女要将视野从个人事务中解放出来，投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问题，以寻求受压迫的根源，而1960年代的女权运动则是直接从民权运动中派生出来的，这愈益说明“女性”或“妇女运动”并非是可以与历史割裂的、自我封闭的怪圈。我以为，女性文学研究所应秉持的世界观、价值观可以在上述例举中寻求到线索和答案。所谓性别政治，是对以性别为输出端口的庞大政治运行系统的理论描述，因此它讨论的不仅仅是性别框架内的男女角力。总而言之，“性别问题”不是女性所专属。
郭建玲：现代以来的中国女性写作在几十年的蹒跚历程中，留洒了卓越而独异的印迹，同时也彰显了其成长道路的异常艰难。新世纪已经进入第15个年头，中国女性文学如同它所生存的社会一样，面临着空前复杂的现实裂变与文化语境。但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似乎有了停滞不前的迹象。您对此有何评价？
王侃：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沃尔特・艾伦（Walter Allen）在其出版于1954年的《英国小说》一书中论及十九世纪以来英国文学史上的女性作家时说：“虽然一些妇女作家也被文学传统所承认，例如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芙也被认为是伟大的作家，但是她们作品中关于性别的方面却受到压抑或边缘化了。”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199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尽管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张洁、王安忆等已有确定无疑的文学史地位，但对于她们的批评和研究基本或完全不涉及性别维度。但在1990年代――在这个追求并强调多元化的年代，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被“释放”的理论迅速摆脱“压抑或边缘化”，使与之相捆绑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一度成为“显学”。这不仅是指通过“性别定位”使得对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等人的意义诠疏更臻全面、通达，对张洁、王安忆、林白、陈染等人的文学阐释更为精确、有效，同时也指这些卓越的研究实绩有力地改变了当下文学批评的话语格局，使“性别”成为考量“政治正确”的刚性维度。至少，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当下的文学批评从业者已罕有其人公开表达对于性别研究的偏见和贬低。 但最近十多年的研究情况，相关的研究情况确有你所说的停滞不前的迹象。我最近在评审女性文学奖的相关成果，我发现，其中有一些研究成果是很优秀的，不仅夯实了这个领域既有的研究基础，同时也使得这项研究得以向精深处推进。但总体上看，目前的研究状况仍然让人略感遗憾。这十多年来，我个人对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成果的阅读体会是：这些作者中的大多数，其批评思维是围绕一种没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批评观”而展开的。我们有太多的批评文字，只是为批评而批评，读完之后却发现，大多数作者并不清晰地知道“批评何为”。由于没有世界观与价值观垫底，那样的批评文字通常只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轻巧游戏――这还没算上这个研究领域内危重的抄袭和剽窃之风。这是造成这一研究领域陷于困厄的重要原因。
郭建玲：翻阅您的学术简历，发现您最早的一篇论文居然是关于电影的，以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为例，探讨了八十年代文艺作品中颇受争议的伦理价值表现问题。这篇论文发表距今将近30年了，不知您还能否回忆起当初撰写这篇论文的一些细节？您在大学里曾经开设过“电影研究”的课程，对《弧光》等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有极其独到的解析，很受学生欢迎。不知为什么，您后来好像放弃了电影研究？对今天的中国电影您有什么看法？
王侃：我上大学时，所在的学校有大学生电影节。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大学生电影节。在那个电影节里，可以看到很多被票房和大众所冷落的艺术电影、前卫电影，包括当时正欲腾飞的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那个电影节有过一个很好的氛围，除了观看难以在普通电影院看到的影片外，还自办报纸，发动大学生参与影评。我对电影研究的兴趣，除了我说的“学术投机”之外，也得益于这个电影节所营造的风气，我后来也出版过一本电影研究的小册子。曾经一度，我花了大量时间看片，我看片的数量大概也是略可夸耀的。这些观赏经验的积累和整理，支撑了我一度开设的电影研究课程。
但是，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一代人在成功晋级为主流之后，迅速在艺术表现力上呈现衰竭之状，曾经让他们大获全胜的艺术优势已失去效力，已耗散殆尽。新一代人，比如贾樟柯，真有那么好吗？我就是不喜欢他的做作。与此同时，我们正面对一个让影像语言全面奇观化的时代，所有严肃的文化命题都是被粗野地捆绑在这种语言傲慢的大腿之上的，只是饰物而已。我渐渐失去对这种电影的观赏兴趣。我上过的那个大学，那个大学的电影节，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完全商业化，而且是粗鄙的商业化。它是当代中国电影史的一个隐喻。
郭建玲：您的研究文字始终给读者一种高度的张力，这种感觉可能与您对待西方文论的态度有关。您擅长调用西方文艺理论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当代作品及文学思潮，但对“舶来”的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土壤又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这或许也是您近几年在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与海外传播研究中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的潜在学理脉络。近几年不少学者都提到了大陆文学研究的“汉学心态”问题。您曾在斯坦福大学访学，您觉得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以英美为核心的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和不足是什么？
王侃：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与当地的华人作家、电影导演有接触，并开始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在阅读中，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发现一个问题：在他们的观念中，美国是某种“彼岸”，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途径――尽管他们未必会如此直白地表露。我在斯坦福大学观看姚树华执导的电影《白银帝国》以及听取她的导演阐述时，这样的感觉愈发明显。至少，我会认为他们把“中国问题”想得过于简单化了。尽管他们当然也认为美国是有问题的，但他们还是会认为美国的问题是另一层面的、更为高级的问题，“中国问题”则相对低级。这触发我思考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中，是否存在一种以“西方”阉割中国、以“现代”阉割传统的误区，这些误区是如何发生的并又是如何让我们习焉不察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我去寻找和阅读一些新的资料，这其中包括美国和欧洲的汉学，以及翻译学的理论。这些阅读和思考，开启了我的一些新思路。
郭建玲：您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特别是有关余华、莫言、格非等当代作家论的文字，多次出现“中国经验”类似的表述。您认为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继续向海外“挺进”的过程中，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评价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王侃 ：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你前面提到过的《翻译和阅读的政治》，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现代以来我们的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尤其是文学批评如何地被“西方”和“现代”所重构、所塑造。实际上，在“现代”“西方”的叙事框架内，中国文学要么完全不被理解和接受，要么被彻头彻尾地被予以差评。比如《红楼梦》在西方世界的评价度就很低，西方文学界其实对这部在中国奉为至高经典的文学作品相当漠然。不要说普通西方读者，就是西方的作家，也极少有人通读《红楼梦》《水浒传》的。像赛珍珠这样得益于中国古典小说、使用“中式思维”写作的作家，在美国的评价度非常低――虽然她也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在当下全球文学格局中，中国文学完全没有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成绩辉煌，即便有莫言获奖也不可能改变这样的定局。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学被限定在一个生硬的评价体系内，无法获得充分的、正确的、有效的阐释。所以，如何反省、批判、调整我们现有的文学批评体系、文学史叙事框架，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文学命题。我在这篇文章里说过：一百年的中国新文学是从“反传统”开始的，但中国新文学的新纪元需要从“反现代”开始。
当然，我希望这是一个辩证的批判。我希望对“中国话语”的任何一种倡导，都有对“何为中国”的学理辨析作为知识前提，并且不滑入到简单粗暴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泥沼里。
郭建玲：“历史”与“记忆”是您的文学批评难以回避的话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您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家和文本对话时首先调用的个人资源。像您这样生逢1968这个特殊年代的批评家而言，你觉得历史记忆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文学批评之于您个人是否有着某种非同寻常的意义？
王侃：有一位长辈，是一位民间的哲学爱好者。他写了一本书，自费印刷，讨论恩格斯。我在收到这本书时，首先感动于他这么多年来对于哲学、对于马列的热情和不间断的阅读、修习，我觉得这源于他们那代人内心里的一种信仰。由此我想到我们这一代人的信仰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所遭遇的信仰困惑，即使不是空前绝后，至少也超过我们的父辈以及成长中的儿辈。我们为此承受的痛苦，在岁月中凝结成了我们这一代特有的怕和爱。我常常回想我的青春岁月，回想那些迷惘时光。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一样地上学受教育，一样地上班工作，一样地买菜做饭，一样地恋爱结婚，生活似乎和别人没有两样。但问题在于，我们的生活其实没有方向。这种没有方向感的生活，至今影响着我的情感、思维和判断。
毫无疑问，信仰的混乱与我们的哲学有关。我们的哲学出了问题。从小学到大学，那些给予我们世界观引导的政治或哲学老师，我至今能清晰地记得他们每个人的音容。在他们那儿，我们得到了关于这个世界的一系列混乱不堪的、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阐释。在他们的课堂里，充满了对从苏格拉底到笛卡尔，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戏弄、轻侮与嘲讽。那些不经论证的批判与否定，让有史以来的最高智慧蒙羞。我常这样形容我荒芜的青春：一片孤城万仞山――那个与思想与信念有关的城头，猎猎作响的旗帜忽黑忽白，变幻不定。黑白不定中，我不得不进入了失措、失语和失信的命定里。失信的时代，造就了无耻的人群。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一群没有立场的人，忽白忽黑，可青可紫，看不见底线，而我们的底色则是冷漠、虚浮、脆弱以及丑恶的猜忌。
我愿意这样来理解我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它使我得以用“批评”的名义发声，因此不得不秉承理性与自省;在此基础上，它使我得以用自我检讨的方式进入文学，进入历史和记忆，进入个人与现实、与时代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检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