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竹林名士嵇康生活的时代，名教沦丧、礼崩乐坏，政治、社会动荡。面对这一特殊的政治、社会情境，嵇康“默然从道，沉默无为”，将道家的“自然”和“无为”奉为圭臬，力图远离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嵇康消极避世，而是他对待不合理现实的一种无畏的抗拒和抵制：一方面，他“颉颃礼法”“越名任心”，以颓废懒散挑衅礼法俗情，以悍然不驯的态度拒绝来自政权的拉拢；另一方面，他“悠游适性”“放达自由”，与阮籍、向秀、山涛等人遁隐竹林，放弃出世济世的儒家思想。这种带有浓郁道家色彩的返璞归真、无所羁绊的做法，彰显了嵇康独特的生命样态，并由此开启了魏晋著名的“竹林之游”。
魏晋之际，朝中官员多为汉臣，对魏晋篡汉多有非议，政治、社会动荡，社会名士频遭杀害，正始玄音于是沉寂。一方面，司马氏所代表的在朝士大夫群体，遵奉礼法，严明伦理与道德教化，意图维护社会秩序，借以巩固统治政权；另一方面，司马氏也假借儒家礼教的名义，谋夺王位、诛除异己，致使名教发生异化，道德丧失其传统价值，礼教日益虚伪而与自然人性相背离。其时，受社会发展与个体生命内在涵养需求的推动，老庄思想为全社会所重视而日渐盛行。这时候的个人生命展现出独特、崭新的儒道融通风貌：自我意识代替了群体意识，士人不再汲汲于钻营名利事功，转而对个体生命高度关注，将个人的品评标准由重视道德和人格的完全，扩展并转向以个体为主的仪态之美、个人才性范围的艺能或识度，以充分绽放个人真情率性的生命风采。魏朝正始士人不仅接承了这种自觉意识之风，又身值名教异化愈烈的人文社会。于是，士人们对新道德典范真善的心灵需求和对政治社会的批判态度，自然反映于个人的行为与外显的生命风格，进而发展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生命情调。儒学的衰退，道家思想的兴盛，士人会通儒道，引发汉魏之际士风与学风的转变开新，形成了一个生命自我觉醒与解放的时代。这一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情境，蕴涵了魏晋时代的群体生命风貌，嵇康也以这个生命觉放时代为契机，发展出他个人与群体生命新的相对关系。他抗礼自得的生命形态，与群体生命的内涵同中有异，自有其独特之处。他既不像仲长统结合法家、道家思想希望协助统治者维护政权，也不像何晏、王弼兼采儒、道之长提供有助于国家统治和社会建设的政策，而是力图实践道家的“自然”思想，反抗权势统治者的仁孝礼治。嵇康一方面沉默体道，悠游以养生，展现道家“全身贵生”的生命观念；另一方面又难掩其率真的傲性，彰显出多样且独特的生命形态。
一、默然从道，沉默无为
嵇康心慕“老、庄之业，恬静无欲”而体认出“身贵名贱”（《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第十九首）不如“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1]125。于是，嵇康就由“默静少文”转向“默然从道”。这一点充分体现于其日常行为中：以嵇康为核心的“竹林七贤”在饮酒欢聚时，他高谈阔论、谐谑嘲弄，但平时对外则沉默寡言、郁郁寡欢。嵇康等竹林名士这种共同的“沉默”现象，也许不仅只为学老庄体道好静而已，恐怕更有类似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世说新语・俭啬》第三条注引戴逵言）的现实顾虑。这种“免祸”的心态与当时嵇康所推崇的“沉默自守”的隐者孙登之所言所行大致相当：“（阮）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遂归着”；嵇康也曾“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晋书》卷九十四《孙登传》）。据史料记载，孙登隐居山岩洞窟，读《易》抚琴自足于怀，玄默无辞，无喜怒颜色，不与人争，探索其沉默的原因，“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晋书》卷九十四《孙登传》）。由此可知，孙登体道的最大原因仍在于“免祸”。嵇康作为孙登的仰慕者且与其三年同游，其言行举止与处世方式受孙登的影响很大。对此，王戎曾经指出，“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世说新语・德行》第十六条）。这也间接地证明了嵇康平日十分注意自我节制，约束自身情感的外放。此外，在史传中也曾有记载：阮籍慎与人言，且喜怒不形于色，因其深沉晦智的“自我情感约束”表现，获得晋文王（司马昭）“至慎”的美称。嵇康的谨慎基于双重原因：首先，是他服膺老庄，宗奉其说，化刚直尚柔弱；其次，是他警觉自身“刚肠疾恶”的个性，极难见容于当时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深知“奉时恭默，咎悔不生”[1]31，在适应外在的政治环境的过程中不得不做调整。前者起于内在认知的自我节制，后者来自外在危机导致的自保意识，这种双重的自觉意识勾勒出嵇康“至慎”的面貌。针对嵇康谨言慎行的原因，王澍认为其是迫于外在严酷的政治、社会环境而非其本趣，真正有话要说时，仍是“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事实上，嵇康清高傲世、不染世俗的性格，暗含着强烈的自我期许，但此种人生理想和心态与他过于执着、刚直的性格相互纠葛。因此，嵇康平日十分注意自我节制，喜怒不形于色，这与他后来告诫儿子要谨慎言语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责是非之形着矣，故不可不慎。”[1]319由此可知，对嵇康而言，最适宜的为人处世之道则为：“若行寡言，慎备自守，则怨责之路解矣。”[1]317这与他有意要学习阮籍的“口与心誓，守死无二”“与物无伤”[1]315的处世之道相呼应。而针对嵇康与人交往喜愠不形于色的原因，有学者指出：玄学的思想修养会促使人们在追求和平宁静的人生境界过程中对个体性情产生一种“自我制约”的结果，这并非嵇康的性格使然，他的性格依然是刚直峻急的。但不管是出于环境所迫，还是玄学修养对个人情性所造成的“自我制约”的结果，嵇康喜怒不形于色的“谨慎”态度并非他的真性本趣。他沉默以体玄也因慎世而沉默，那为人称道的谨言慎行，原是他调节刚直本性的自觉表现。嵇康的沉默，或许本是自身“默然从道”的修养要求，一旦发展到人际关系上，便表现为喜怒不形于色的谨言慎行。这虽然不是嵇康的真实性格，但我们仍可借此看到嵇康内在心理与实际行事之间的差异。
嵇康拒仕沉晦、标榜“无为”、不问世事的态度，到底是表面低调还是真心“无为”？对此，我们可根据史料记载推敲出一些线索。竹林诸贤本多怀有济世志向，但由于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名教沦丧，礼崩乐坏，因而他们又多有隐士之志。依据《晋书》记载，阮籍“有傲世情，不乐仕宦”；嵇康自表“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王戎“韬晦逊退”；山涛“隐身自晦”。“竹林七贤”无一例外地都以低调、“沉晦无为”的姿态避开敏感的政局。但是以嵇康为首的这些士人在心慕道家思想的同时，并没有遗弃儒家思想，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会通儒道。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于是以一种独特的进路平行地存在于士人们的思想当中。事实上，这也与嵇康和老庄之济世的思想遥相呼应。惟其如此，嵇康等名士携手“竹林之游”，却没有抛开对世事的关注，恰是对这种看似矛盾但实则合理的现象的最好诠释。比如，山涛与阮籍凭借着对时局的敏感，辞隐而避开高平陵政变，他们的那些预见远识，少不了对政治情势的注意和观察。嵇康更是如此，他闲居不仕，固然有隐遁避世的政治考量，但他并非全然不关心现实政治，否则他就不会想协助毋丘俭反抗司马氏的权势集团：“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2]555钟会更以此事进谮嵇康，提醒司马昭不可忽视嵇康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钟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3]1373
三、悠游适性，放达自由
当时，司马氏高举名教大旗倒行逆施，肆行集权篡位而大启杀戮。目睹众多正始名士因故或见诛或遭黜，“天下名故，名士少有全者”，嵇康遂与阮籍、向秀、山涛等人遁隐竹林，放弃出世济世的儒家思想，转而遵循返璞归真、无所羁绊的道家思想，并由此开启了魏晋著名的“竹林之游”。
与当时司马氏集团专横跋扈、钳制思想自由的世风相悖，嵇康自幼“不涉经学，性复疏懒”[1]117，养成了率性由己、放任不羁的性格，而且“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晋书・嵇康传》）。老庄贵“游”，所游或“尘垢之外”，或“四海之外”，或“天地之一气”。心系老庄的哲学，嵇康与竹林之友起于志同道合，希冀自由无拘的理想世界。竹林名士各有其个体自觉的发展，各自表现出独特的生命形态，像山涛的稳重、嵇康的刚烈、王戎的简要、刘伶的昏放等，可谓人各有志。但他们之所以能够结伴作竹林之游，是因为他们共同具有超拔傲气、批判礼俗、不问世事、以放达回避政治的态度，以及自力更生、自足得意、崇尚老庄、标榜自我的逍遥人生态度，而且又都有崇尚自然的共识，向慕闲适自得的生活。
嵇康以老庄为师，生平“贱物贵生”，以“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1]66。在这种崇尚自然思潮的影响下，其他竹林名士也都以老庄思想为精神支撑，重视自然的精神和个体的存在，以外在的放浪形骸遗忘外在世事，表现出老庄“达生任性”的人生理念。换句话说，求生活悠游自得而遗忘外物形骸，是嵇康等名士酣畅竹林的真意。他们重视个人的志趣，像阮籍、刘伶浪形醉酒，嵇康、向秀钟情山水，莫不耽溺于所好，充分彰显出追求自我精神上的满足痛快的独特个性。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竹林名士群聚饮酒清谈，采取隐避但观察的态度。嵇康遵循“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1]49的老庄人生观，全然忽视自身所处残酷的政治、社会环境，“侍爱肆妲，不训不师”导致他的处世方式简单质朴。心慕于魏晋玄风普畅，世尚“雅远”，以“隐”为高，嵇康搜集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遗名、遁心”者百十九人，为之传赞，著成《圣贤高士传》，由此足见其内心对“雅远”的隐者充满推崇与向慕。嵇康个人对自然的向往与追求，是其早在年少时就有的愿望，成长后习染老庄学风，又经历蹇顿世路，遂使遁隐也难以得意欢心：“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因疏遂成懒，寝迹北山阿。但愿养性命，终己靡有他。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坎叭な澜蹋常恐婴网罗。义农邈已远，拊膺独咨嗟。朔戒贵尚容，渔父好扬波，虽逸亦以难，非余心所嘉。”[1]62-63
嵇康于诗中道出了“保养天命”的终生志愿，也透露出面临险恶世道内心常存有恐惧之阴影。他深叹伏羲、神农的淳朴世代因遥远而渺茫，想要遁隐避害，但容身浊世之中，即便遁世隐居顺时推移，也是违反性情的难事。既爱自然又尚雅远，“隐居”对嵇康自是一件遂志乐事，嵇康何以反以为这是难事呢？原因就在于嵇康无法做到像东方朔、渔父那样顺势应变、随波逐流。这就彰显出嵇康在崇尚逍遥游世的道家思想的同时所兼有的济世的儒家思想。汉朝东方朔在《戒子》中勉子“以仕代农”，既可“饱食安步”，又可免去劳苦；而且当官也不可认真，怀抱玩世的心态“依违朝隐”，既可享乐又可全身，所谓“依隐玩世，诡时不逄”（《戒子》）。这种观念成为两汉到隋代仕宦家庭诫子的核心思想，也是当时仕宦者自身的心态写照。竹林名士中出仕的成员如山涛，即遭孙绰鄙斥“吏非吏，隐非隐”（《晋书》卷五十六《孙绰传》）；王戎也“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但与时浮沉”（《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这些都是求容于世、隐身于朝的明哲保身法。另外，渔父也曾以“世人皆浊，何不其泥而扬其波”劝屈原“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楚辞・渔父》）。嵇康诗举东方朔和渔父二人为例，确有赞赏之意：“东方朔至清，外似贪污内贞，秽身滑稽隐名，不为世累所撄，所欲不足无营。”[1]43这样的避世全身方法，嵇康虽诗中称赏，但他不愿违反本性而为。对嵇康而言，“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1]114-115。遵循纯粹的儒家思想，既是嵇康的本性所为，亦是其入世、济世的立足所在。在《家诫》中，嵇康明确指出：“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1]315由是观之，东方朔容身朝隐、渔父混同顺世，二人之“能隐”正反衬出嵇康高蹈出世之“隐难”，既是志所不为也是性所不能为。正是如此，清代陈祚明谓嵇康，“慨世甚深，故决意高蹈，不能随世浮沉，虽逸亦已难，盖欲矫拂本性，此事诚甚难也”[1]64，只有自求放达一途了。可见，虽在嵇康悠游肆意的行为背后难以卸脱现实的牵制，但他任性放达寻求慰藉，仍是出于其自我意愿的选择。
综上所述，嵇康表面沉默寡言，内心并非真正无言；他简慢傲人、违俗抗礼，实则有过度甚或故意的倾向；他或与竹林知交酣饮肆意，或采药服养欣然自得，表面看来悠游得意、肆志自然，其实是疾世遁隐、放达自然，非单纯的欣快常志而是变调的逃避现实。这既反映了当时士人群体普遍共有的生命无奈与苦闷，又有其时代的因素和根据。需要说明的是，嵇康并不因此而与污同流，他洁身自爱而高达亮志，不甘与当世诈伪鄙俗的社会共浮沉；他内心自觉纵放，追求肆意自由，不愿受拘于礼法名教的束缚。立足于此，嵇康在“以文人的畅游方式回应了时代的紧张与冲突，以智者的处世原则推动了历史的运作与发展”[8]的过程中亦道亦儒，游心方外而又任性宇内。这使得嵇康独特的生命形态犹如一缩影，我们既可从中透视魏晋士人普遍的生存心态，也能借此对照出其中异处，从而凸显嵇康如奇葩独秀、与世殊异的生命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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