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游戏( language - games) 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中一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概念，维氏后期的说理活动紧紧围绕这一概念。目前哲学家们对这一基本的说理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 1)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反私人语言论证( Anti - private Language Ar-gument) ; ( 2) 以及与此相关的遵循规则悖论( theparadox of following rules); ( 3) 除此之外，语言游戏与怀疑论等主题也被讨论较多。然而，维特根斯坦在其《论确定性》中的哲学说理却显示语言游戏还有一些其他面相( aspects) ，比如说服问题未被讨论。我们试图从维氏在《论确定性》中对经验命题的讨论来理解语言游戏之间的说服与演变。
我们将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脚手架科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之区分的角度对语言游戏这一概念进行研究，这样做有利于展示贝克和哈克的著名区分所忽略的内容; 以之为基础，我们可以深入理解语言游戏这一概念背后的一些理论难点。比如( 1) 有的研究者所提出的语言游戏与家族相似间的矛盾这一问题; ( 2) 另有论者通过研究维氏的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 forms oflife) 概念而得出的文化价值之间无法通约或者文化多元论这样的结论; 以及( 3) 本文后面将要探讨的语言游戏之间的说服与演变问题等。
对语言游戏的区分
( 一) 创建的 VS 自然的
按照维氏后期的哲学原则，我们不能对语言游戏这一概念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这种做哲学的方法虽然避免了传统哲学中的本质主义倾向及其问题，但同时也给我们深入理解语言游戏这一重要概念设置了障碍。没有完整的定义，维氏就只好诉诸各种例证，但例子与例子之间的边界并不清楚; 不仅如此，维氏各种例子还可能前后有出入，这会对他的说理造成某种似是而非的矛盾。
在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的使用中，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游戏有很多不同的样式，最为著名的是维特根斯坦自己在《哲学研究》中对语言游戏不同例证的展示:
请从下面的例子及其他例子来看一看语言游戏的多样性:
下达命令，以及服从命令按照一个对象的外观来描述它，或按照它的量度来描述它根据描述( 绘图) 构造一个对象报道一个事件
基本上，这些语言游戏各自有着自己不同的目的，彼此之间的规则也一般不会通用，比如我们不会以报道事件的方式来服从命令，也不会以唱歌的方式来猜谜等等。这些生活片段或活动彼此独立，但毫无例外都是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⑧维特根斯坦愿意将这些语言游戏之间的关系称作家族相似( family resemblance) 。
贝克和哈克( G. P. Baker、P. M. S. Hacker) 认为，维特根斯坦所列举的语言游戏可以区分为创建的( invented) 和自然的( natural) 两种类型。他们的根据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 130 节提出的参照物( objects of comparison) 这一概念:
我们的清楚简单的语言游戏并不是为将来给语言指定规则所作的预备性研究仿佛它们是向充分的规则走出的第一步，暂不考虑摩擦和空气阻力。毋宁说这些语言游戏立在那里作为参照物，它们将通过相似性以及不相似性来帮助我们领会我们的语言游戏是怎样一种情形。
贝克和哈克认为，那些被创建的语言游戏作为参照物独立于我们日常的语言游戏。这种对语言游戏的分类方法因为贝克和哈克的工作而广泛流传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者中，比如格洛克( Hans - Johann Glock) 就指出，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的使用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实际的和虚构的，从《哲学研究》开始，他就更注重实际的语言游戏而更少提及虚构的( fictitious) 语言游戏了。
创建的语言游戏这种想法比较好理解，毕竟维特根斯坦在列举很多语言游戏的时候，为了说理的目的性很可能会设想一些理想的语言游戏的样板; 比如，人们一般会提起维特根斯坦那个著名的建筑者语言游戏和小孩学习语言的例子作为发明的语言游戏的代表。它们固然是创建的，但却不是为了与自然的语言游戏相对照这一目的而创建的。维特根斯坦自己就坦言:
为了使我们的主张不致流于武断或空洞，我们就得把范本作为它所是的东西，作为参照物就像作为一把尺子摆在那里; 只有这样做，而不是把范本当作现实必须与之相对应的成见( 这是我们从事哲学时极容易陷入的独断主义)
在此，维特根斯坦明确强调了范本的意义所在揭示我们做哲学时所带有的成见: 现实必须与之对应，而上述建筑者语言游戏也正是为了这种需要而提出的。这种想法，正好是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重要内容，比如，简单对象( sim-ple objects) 就类似于引文中的参照物，维特根斯坦提出它多多少少也希望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物，否则他不会认为简单对象这一概念的困难就在于我们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物。而哈克和贝克的区分恰好忽略了参照物这一概念在维氏哲学的前后不同时期的意义变化，或者说，此处维特根斯坦更强调那些构想的语言游戏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游戏的一致性而非对照性。
这种一致性具体表现为: 被设想的语言游戏和日常的语言游戏都具备可行性或者合理性。维特根斯坦曾就产生疑问与设想一个疑问做出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
但这不是说，我们产生疑问是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疑问。我很可以设想某人每次打开家门前都怀疑门后挖出了一个大坑，而在进门前查看确实( 而且某一次也许证明他怀疑得对) ，但我却并不因此在同样的情况下产生怀疑。
基本上，维特根斯坦所列举的语言游戏都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找到与之对应的情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设想某个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反驳传统哲学中的怀疑论，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这种怀疑论的语言游戏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实例，我们无法以之行事。从维氏后期哲学的角度看，传统怀疑论也是一种创建出来的语言游戏; 但我们反对它的基本理由就在于它和日常语言游戏无法兼容，或者它无法容纳我们的实践生活。所以，从可行性这个角度看，所谓自然的语言游戏与创建的语言游戏家族相似。
( 二) 科学的 VS 日常的
从维特根斯坦对科学研究与哲学研究做出严格区分的角度，我们会理解语言游戏这一概念的更多面相。
自 1932 年起，维特根斯坦就开始使用语言游戏这个术语了。这是他从游戏的角度理解语言所带来的哲学后果之一。最初，维氏将语言游戏与微积分学( calculus) 互换着使用。他的这一使用大概是想强调语言和游戏之间的相似之处，正如微积分凸显了语言和形式系统之间的相似性一样。但由于微积分的规则过于严格和死板，不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游戏规则灵活多变的特征，于是维特根斯坦最终抛弃了微积分与语言游戏的类比。
维氏对微积分学这一概念的抛弃意味着他后期逐渐认识到了科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区别。说到底，微积分代表了一种经过充分定义的符号系统，这种科学的语言只有外延没有内涵，或者说，科学研究并不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意义( meaning) 维度。
维特根斯坦对微积分这一隐喻的抛弃，意味着他对语言游戏这一概念的考察更多地集中在了日常生活领域。但科学领域中的语言游戏仍会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层面，在这种情况下，维特根斯坦并不能对二者进行深入分析，这也是他将举例作为方法论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尽管如此，维特根斯坦对科学的语言游戏与日常的语言游戏之间的区别仍有所察觉:
考察一下下面两个语言游戏:
a. 一人命令另一人做某些特定的手臂动作或取某些身体姿势( 体操教练和学生) 。这个语言游戏的一个变种是这样的: 学生对自己下命令，然后执行。
b. 某人观察一些合乎规律的过程例如各种金属对酸的反应然后对某些特定情况下将出现的反应做出预言。
这两类语言游戏之间有显而易见的亲缘，也有根本区别。这两种情况里都可以把说出来的话称作预言。但请比较一下导向第一种[作预言的]技术的训练和导向第二种[作预言的]技术的训练!
很显然，维特根斯坦上述例子中的两种语言游戏分别对应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游戏与科学中的那些专业的语言游戏，维氏只是认为这两种语言游戏有亲缘但也有重大区别。两种语言游戏对未来情况预测的不同精确程度对应于日常语言与微积分之间的区别; 二者之间的区别也类似于通常意义上的自然规律与生活规则的区别。所以，将语言游戏区分为科学的与日常的更符合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的指导性原则; 并且，这样的区分有利于我们理解后文讨论语言游戏之间的说服时对不同经验命题的区分。
确定性与语言游戏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语言游戏之间说服的例证，我们还有必要对语言游戏的确定性特征进行讨论。从维氏在《论确定性》中对语言游戏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 确定性( certainty) 是语言游戏天生的特征，人们关于世界、生活的种种困惑都能在某种语言游戏中得到解答和理解。我们从小就被某种语言游戏赋予了某个特定的世界观，并通过这种世界观来看待世界，属于这种世界观的东西就能被我们注意和理解，反之则被忽视。
这一点在维氏论述小孩习得语言游戏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小孩习得某种语言游戏是被训练的结果，这一过程类似于训练小孩对某个语词做出自然反应; 而这种反应实际上在语词与小孩的行为之间构造了某种因果关联，也即维氏所谓的遵循规则的盲目性。尽管这种因果关联并不像自然规律那样无法被改变。
与上文中的那些琐碎的体现生活片段的语言游戏相比，维特根斯坦在讨论确定性的时候所涉及的语言游戏就范围来说要大得多，或者说维氏在讨论确定性的时候所预设的语言游戏与文化或者生活形式( forms of life) 等概念无异。相应地，包含在日常生活或者各种生活形式中的那些琐碎的语言游戏自然也带有确定性的特征。
语言游戏的这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不会轻易地怀疑自己所在的语言游戏的合理性，事实上，与某种语言游戏相关的质疑和检验早已发生在这个语言游戏之中:
有关一种假设的一切检验、一切确证或否证都早已发生在一个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并不是我们进行一切论证时所采用的多少带有任意性或者不太可靠的出发点，而是属于我们称之为论证的本质。
语言游戏的存在总是充满各种假设和前提，对之的检验和质疑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对于一个独立的语言游戏而言，其内部信念的相互关联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论证( argument) 。所以，任何对语言游戏的质疑都能在其内部找到一个合理的解答。正如维氏所言: 语言游戏作为一个信念系统的整体是没有理由的( groundlessness)，也就是说任何理由都依赖一个使之发生作用的语言游戏的存在。
那么，语言游戏的这种确定性是其自身的特点还是人为赋予的呢? 毕竟，语言游戏在现实生活中分属于不同的人群，这在维氏的相关讨论中是一个稍显复杂的问题。根据上文的分析，语言游戏作为一个信念的整体，其自身毫无疑问具有确定性; 但这种自身的确定性仅仅对于生活在某种语言游戏之中的人们有效。
如果我们将语言游戏中的信念看作其中的人们所依之行事的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就取决于我们的承认。一个人将某种信念系统作为自己的知识体系，他就不会承认任何作为反面证据的经验。维氏举例说道:
天主教徒也相信一张圣餐饼在某些环境下完全改变其性质，与此同时一切证据都证实情况正好相反。所以如果摩尔说我知道这是酒，不是血，天主教徒就会反对他。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某个语言游戏起作用的前提是它被人们所习得，而习得某种语言游戏的前提又是无条件相信。于是，语言游戏虽然就其自身而言无疑具有确定性，但若没有人们对之的相信( 承认) 态度，这种确定性则荡然无存。
上面的分析大致展示出一些研究者所谈论的维特根斯坦的文化相对论倾向，但这只是事情的一半。当结合维氏对科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区分来看时，我们会发现，研究者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经验命题在语言游戏演变中的重要地位是导致维氏文化相对论这一结论的内在原因。
如果考虑到经验命题这一变量，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就不再是文化多元主义所展现的关系了。根据维氏的说法，具有经验命题形式的命题，而不仅仅是逻辑命题，属于一切思想运作的基础。通过对经验命题的质疑或修正，语言游戏也逐渐发生着改变，甚至一些语言游戏逐渐被别的语言游戏所替代，这都是世界历史上所印证过的事实。
经验命题与生活形式的演变
任何语言游戏都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相应地，也与我们的生活经验有关。那种只能通过人们的承认或无条件相信而获得确定性的语言游戏大概只有各种神奇的传说或者神话了。
经验命题之所以能影响甚至改变语言游戏，就在于它在语言游戏中的作用比较特殊。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我们把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判断作为检验一些假设的标准，并且总是把判断当作判断的原则使用。一般而言，判断之所以能被当作判断的原则，其理由大概在于经验判断的重复性和稳定性; 如果经验判断缺乏稳定性，我们在下一次做判断的时候就无法将先前的判断当作原则加以参考。而经验判断之所以具有稳定性，是因为我们相信一直发生的事情还将再度发生，或者自然界具有某种齐一性( uniformity) 。我们可以称这种经验命题为普遍经验命题，比如物理学命题。
不仅如此，某些特殊的语言游戏本身也不断地塑造着我们的经验，教会我们经验这个世界的方式。语言游戏的这种功能让我们去过这种而非别种生活。比如，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语言游戏教导当时的人们过一种儒家的生活，而过这种生活的人自然会习得儒家的生活经验。这种现象显示我们从小都生活在某种特殊的传统之中并对之深信不疑。所以，经验命题不仅仅包括维氏所言的各种物理化学等普遍经验命题，也包括那些我们的生活所形成的特殊经验命题。这两种经验命题对应于上文提到的两种不同语言游戏的划分，类似地，我们可以将科学的语言游戏看作是普遍的语言游戏，而日常的或直觉层面的语言游戏可被看作特殊的语言游戏。
人们的生活形式也会随着时间而慢慢发生改变。改变的发生有很多种情况，比较典型的，比如当某个领袖神迹的说法后来被经验所否证，包含这个神迹的语言游戏就会被修正甚至被舍弃; 又比如当某种技术得到革新，有人就会放弃之前相应的技术，当这样的人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新的语言游戏以及生活方式就会出现，就像电视、飞机带给人们与杂志、马车等不同的语言游戏一样。
传统社会中( 现代人类大规模交往发生之前) ，基本上不会发生某种语言游戏被彻底改变或者舍弃的事情。道理很简单，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替代者，彼时的语言游戏大都以特殊经验命题为主要模型。因而，只要人们坚持传统语言游戏作为生活指导原则的确定性，相应的语言游戏就没有改变的理由和契机。
而在现代社会，语言游戏的改变不仅由各种与生活紧密相关的技术革新所引起，异质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之间的交往也会造成语言游戏的改变。在语言游戏不断交往的过程中，它们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呢? 维氏通过思想实验对这种情况予以了讨论:
设想我们遇到一些不把这( 即物理学命题引者注) 当作强有力理由的人。现在，我们怎样来想象这种情况? 他们不去请教物理学家，而去询问神谕。( 因此我们把他们当作原始人。) 询问神谕并受其指导对他们来说是错了吗? 如果我说这错了，难道我们不是在用我们的语言游戏为基础来反对他们的语言游戏吗?
而我们反对他们的语言游戏是对还是错? 当然有各种口号可以用来支持我的做法。
当两个无法相互调和的原则真正相遇时，每个人都会把对方当作蠢人和异教徒。
我说我会反对另一个人，但是难道我不会给他讲出理由吗? 当然会。但是这些理由能有多大效力? 在理由穷尽之后就是说服。( 想想传教人士让土著人改宗时发生的事情。)
看起来，维氏似乎认为不同语言游戏之间的道理并不能彼此通达。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物理学命题作为经验命题并不能改变人们对神谕的信仰。维特根斯坦的推理是这样的: 不同语言游戏的确定性对于相信它的人们来说具有等价性，而某种语言游戏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人们对之的相信和承认。
既然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土著居民只相信神谕而完全不理会也不相信物理学命题的有效性。若土著居民坚持这一点，除非被迫，否则他们的语言游戏仍旧无法被改变。但理论归理论，在现实中，土著居民总是被迫接受包含物理命题的语言游戏。
因而，此处的重点并不在于语言游戏之间的道理为何不能彼此通达。我们更应该看到，维氏不由分说地将两种异地的语言游戏自动地归为时间上原始与现代的区别，可问题就在于，作为掌握物理学命题的我们与那些少数部族生活在同一时代，两种语言游戏之间的时空转换如何得以完成?或者说，语言游戏之间这种原始与现代的时间必然性如何得以建立?
维特根斯坦并未生活在古代，他和我们一样，对原始语言游戏的了解大概来自人类学家们对少数部族的记录，比如弗雷泽的《金枝》等等。那维氏以何种标准判定少数部族的语言游戏比我们的原始?
我们可从维氏给出的材料中大致推论出原始之为原始以及现代之为现代的理由: 维氏例证中所提到的经验命题即物理学命题，它们能被事实证实或否证，这是物理学命题的基本特征; 而物理学命题正是在不断地证实或否证中得以发展。物理学演变的过程正是物理学经验命题随着线性时间不断修正和积累的过程，而正是这一过程造就了我们当今所谓的现代社会。于是，暗含在维氏例子中的逻辑便是: 少数部族的语言游戏并没有丰富的物理学经验命题，而他们若要积累这些命题则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我们现代人处于这条时间轴的终点而少数部族处于起点。
对于一个现代的理性人而言，如果某个特殊的语言游戏中的一些枢纽命题( hinge proposi-tions) 与我们生活中的普遍经验命题( 科学事实)不符，比如科学命题对众多宗教信念的否证，这就足以成为他们拒斥这些特殊语言游戏的理由。被拒斥的语言游戏就逐渐成为某种与现实生活无关的存在，或者说它们与时代隔离了; 而普遍经验命题却依然在扩展，人们的生活形式也随之被改变。于是，接受普遍经验命题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情，而接受特殊经验命题却由于时空距离的扩大而仅仅是个意志问题了。
进一步，如果思想家们能够在普遍经验命题之上建立一套与之对应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原则( 此问题超出了本文设定的范围，将另文专论) ，那么，我们似乎注定没有理由再坚持那些特殊的语言游戏了。由此，那些普遍的经验命题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推翻或重新塑造了大多数传统中的特殊语言游戏; 而维氏所谓原始与现代语言游戏的区分也正是通过普遍经验命题的发展才得以真正展现。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维氏关于语言游戏的立场比语言游戏与家族相似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立场更为复杂，也比文化多元主义这样的标签更有张力。这一结果几乎是注定的: 维氏的反本质主义思路导致他对语言游戏的多样使用。
对语言游戏的多样使用导致维特根斯坦对文化态度的复杂性: 一方面，他坚持语言游戏之间的道理因其自身的确定性而无法得到传递; 另一方面，他的论述中显示出语言游戏有原始与现代的线性划分。这种复杂模糊的立场虽然为理解他的哲学设置了一定的障碍，但也更贴近复杂的现实生活。
理论上，特殊的语言游戏必然会被普遍经验命题所改造，但事实上这个过程因为语言游戏的确定性特征而显得比较迂回。承认这一点，我们会发现，不同生活形式中的人们似乎更看重自己的道理而忽视了对别的语言游戏的真切理解，维氏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悲观:
我们说: 让我们想象那些不知道这种语言游戏的人们吧。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仍旧对这些迄今为止过着与我们不同生活的人们没有清楚的概念。我们甚至不知道应该想象些什么，因为那些人的生活在其他任何方面都与我们对应，而在这些新条件下与我们对应的生活也是给定的。
当我们设想别种语言游戏中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总是将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动代入其中，或许这是我们理解别种生活的唯一途径，但这也恰好说明，语言游戏之间离真正的相互理解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