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全国两会广西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指出，简政放权既要放也要接，“自由落体”不行，该管的事没人管了不行。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将简政放权与“放管结合”并列，强调“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要接得住、管得好”。
领导人的谆谆告诫并非无的放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职以来，在打击腐败、简政放权等问题上动了真格。大批贪官落马，诸多权力下放。但在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借简政放权之名、行懒政惰政之实的情况。甚至有抱怨说，以前是拿钱办事，现在钱不敢拿，事也不给办，当“甩手掌柜”。
简政放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取消一些审批事项，二是下放一些审批权。前者的逻辑是，那些成本和收益完全或主要由微观决策主体来担当的事情，或者叫没有“外部性”的事情，应当由企业和市场来决定。而对那些收益主要由自己获得、成本却容易由社会来承担的事情，则需要严格审批，以避免为个体利益不断扩大产出，造成社会总的损失大于其创造的价值。比如，一些排污企业的老板自己赚得盆满钵圆，却让山河为之变色。核算下来，治污成本远高于企业对税收、就业和增长的贡献。类似的审批就不能取消了之。
下放审批权，并不等于撒手不管，而是要研究探索建一种动态监管机制，转变管理方式；对基层政府或部门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加强能力建设，提升管理水平，努力提高“接得住、管得好”的能力。
避免简政放权成为“自由落体”，需要做好三件事：其一是因责定权。责任有多大，权力才能有多大。责轻权重易弄权，责重权轻难任事。应当根据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政府责任的大小，划分权力范围。
其二是权责公开。要把各级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向民众公开。这种公开不是大而化之地把层峦叠嶂的相关条款在网上一挂了之，用“文山法海”来蔽塞公众的耳目。非技术性的权责公布要简单明了，技术性的要有专门机构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及时、简明的解释。这也是“简政”的应有之义。
其三是追责从严。因责定权解决的是政府能力的问题，即让各级政府有能力对当地需求及时回应；权责公开解决的是监督可能性的问题，让外界能够对各级政府是否称职作出准确判断；追责从严则是要解决监督力度的问题，要让有能力履责而又不履责的部门受到严惩。如果在这一步出现“软约束”，前面的事都白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