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和徐悲鸿
我们家喜欢猫，便留意猫事。平时闲读的时候，我就随手把说猫的掌故给记下来，集小册一帙曰《钞猫》。不料隽永的猫故事极零星，披沙拣金大不易，二三年下来，别的东西抄撮不少，而猫记录只有可怜的几页。
来信收悉，所询我与徐悲鸿先生的关系，简复如下：
我和徐先生认识是1935年春天，那时我才二十一岁，是上海大众出版社的编辑，出版社要编一本现代画家作品选集，每个画家出一小册。总编辑梁得所（他是著名的《良友》画报创办人，散文家和评论家）派我到南京傅厚岗徐先生家里去看他，他见了我的名片，就很感兴趣，他以为我是真正的苗族同胞，我解释说“苗子”只是广东话“猫仔”的一半，我小名猫仔。他就高兴地和我谈天说地，并放心地把他的原作交给我拿到上海去制版，并介绍我去找潘玉良先生和吴作人先生借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徐先生的经过。以后我去过几次南京，都去找徐先生，并由他写名片介绍我住在当时南京的“中国文艺社”，这些印象我记得很清楚。
1938年徐先生经过香港，住在中华书局，在那里开过展览会，我在报上写过一篇文章介绍徐先生，但后来我忘记了，直到1944年我在重庆见到徐先生的时候，他还提到我那篇写得很坏的东西。在重庆，我因郁风曾在南京中大艺术系，是他的学生，就经常去看他，他进城也常到我们家来，1945年我因夏衍同志爱猫，曾请徐先生画了一幅小猫给他，此画至今还保留在夏公家里。我母亲六十岁生日，徐先生画了一幅马作为礼物送给她老人家。这些都是我记得清楚的。
解放以后，我们也常到徐先生家里。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有一天徐先生忽然来我家，说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那篇由他口授，叫我执笔的那篇稿子，说他要给我稿费，我坚决不肯要，推辞再三，后来他也就走了。
1953年中秋节，我卧病在床，徐先生知道了，到我家看望并送给我一套《八十七神仙卷》印本，他还说过两天我所在的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宴请波兰的美术家，请他作陪，问我去不去，我说我病了怕不能去，他就走了。没想到就是那天晚上，他参加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宴会时，脑溢血病发作，当时就在宴会厅中送入医院，于当晚逝世了。
苗子
一九八二年三月五日
苗子先生如今也故去了。他的老伙计黄永玉先生叹他没有写回忆录，没有说那么多与之交往过的风云人物！而这一封波澜不惊，读起来很平实的短信，倒是苗子说徐悲鸿的一篇妙文。
我还想在他的书里再找些希奇的见闻来，但关于徐悲鸿的用笔颇谨慎。《画坛师友录》里也有篇记徐悲鸿的：《落笔摇五岳――徐悲鸿小传》，却没有这通平淡的书简说得亲切。但他为徐悲鸿一生而叹息的论点深刻而不同凡响：“最可惜的是，徐先生从法国回来以后，没有几年安静创作的日子，感情问题的缠绕，内战、抗日战争，其后，极‘左’思潮下的文艺倾向，更浪费了他的晚年光阴。”另外可补充的花絮是，苗子用颊上三毫的方法记大画家：“徐先生平日为人谨饬，但艺术家脾气和幽默总不免自然流露：在战时重庆，他画过一幅枇杷，题句是：‘欲破悭囊购彩票，中得头奖买枇杷。’在北京，他到琉璃厂访裱工刘金涛，约他同车到他家裱画，半路上忽然叫汽车停下来，再问金涛借款一元，下车去买烤白薯吃。后来忘记了还钱，金涛也不敢向他讨债。”
徐悲鸿独持偏见，坚持认为他收藏的《八十七神仙卷》是唐人的作品：“吾友张大千欲定之为吴生粉本，良有见也。”黄苗子是吴道子专家，曾粹集《吴道子事辑》出版，他的《艺林一枝――古美术文编》里，开篇就说《吴道子和唐绘画》，偏不把《八十七神仙卷》与吴道子手笔相连。而另一篇《武宗元和》，暗示了《八十七神仙卷》，不过是宋人做壁画的粉本之一。徐悲鸿和刘海粟的世纪恩怨，圈里人多忌讳，而苗子堂而皇之地说刘海粟校长，坦言他和丁聪，当年都曾在上海美专学过素描。
百岁苗子，一生经过多少事？从胡适当年写了《四十自述》，又要诸人写回忆录，从来回忆录是有争议的，有一类智者明确回避写回忆录。曾经沧海难为水，苗子是也！虽然他有意不说，但只要是说出来的，都要把自己的见闻和观点说个明白。
俞平伯：花落春仍在
后来俞平伯为纪念同夫人许宝驯结婚六十周年而作的长诗《重圆花烛歌》，实际上是他一生的自传。全诗用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共二十二句记述他们在豫南农村的生活，可见这段日子在其生命历程中深深的印痕：“……此后甑尘不回首，一肩行李出燕郊。燕郊南望楚申息，千里宵征欣比翼。罗山苞信稍徘徊，一载色留东岳集。” 中国科学院学部文学所第一批“五七”干校学员，包括俞平伯、何其芳、钱钟书、吴世昌等人在内，是1969年11月16日晨乘火车抵达信阳的，先在罗山丁洼稍作整顿，继又转到息县的包信和东岳集。俞平伯这时正是古稀之年，他的夫人大其四岁。
俞平伯贪馋地打量着新奇的世界：“几日檐前盼雨晴，倩君扶我出门行。迷离玉雪玻璃翠，快睹西畴小麦青。”转眼天气回暖，淮河两岸万木争荣，杂花生树，诗翁的心情更加舒缓，他写《楝花二首》：“此树婆娑近浅塘，花开花落似丁香。绿荫庭院休回首，应许他乡胜故乡。”初夏的东岳在老人眼中是这么一幅活泼欢快的景色：“樱子黄先赤，红桃间绿桃。塘春嬉扁嘴，延颈白鹅高。”
老夫妻又间作劳动，但是那不像干校里的项目，好长一段时间，主要是利用当地富产的红麻资源和乡民们一起搓制麻绳。《绩麻》诗说：“脱离劳动愈三世，回到农村学绩麻。鹅鸭池边新绿绕，依稀风景抵还家。”同时在日记里说：“共绩麻绳一百五十三卷，每卷三丈二尺。宝驯续十七卷，又粗麻辫二根。”淳朴有序的豫南乡情和民俗浸润着夫子的心，俞平伯不觉已陶然而忘机。“雨中行路一趔趄，昏暮思归昧所趋。自是人情乡里好，殷勤护我到茅庐。”他还满腔热忱地教房东孩子识字：“危言漫与屠龙技，讹谬流传逝水同。惭愧邻娃来问字，可曾些子益贫农。”（《邻娃问字》）返璞归真，老人对过去从事繁琐的学术考证和漫无边际的文字生涯仿佛生了悔意。
七月里，外孙韦柰从通县农场到息县看望他，老人高兴异常，夜晚同外孙纳凉玩月。又赋诗：“祖孙两地学农田，北国中州路几千。知汝远来应有意，欲陈英力起衰年。”十二月间，儿子俞润民携孙女华栋远来，老人喜作《润民远来感怀二首》：“热火初明暖渐赊，儿孙对坐话鱼虾，携将北国皆珍味，只惜而翁饭量差。”
可是，俞平伯不能忘情的依然是书。1970年1月10日，因下意识地闲览随身带来的《水经注》，稍过一次读书瘾，被人发现，大会上即遭批判，为此连写两份检查才算过关。东岳屋外的风景虽然恬适又惬意，室内的光景毕竟又使人压抑，简陋龌龊，有时更觉得寂寞难挨。俞平伯独自又发出自虐性的抗议：“炉灰飘坠又飘扬，清早黄昏要扫床。猪矢气熏柴火味，者般陋室叫‘延芳’。螺丝壳里且盘桓，墙罅西风透骨寒。出水双鱼相照活，者般陋室叫‘犹欢’。”（《陋室》）十多年后，暮年俞平伯在致海外文友的一封信中，又赋诗《忆庚戌田居事诗并识》：“出水银鳞不自怜，相依一往宛如前。旧茅未为秋风破，经岁平安合谢天。”并注解释说明：
1970年在息县东岳集，借住农家废舍，东风吹卷茅龙，幸居停夜起维修。翌晨犹见残茅，飘浮塘上。遂忆杜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云。方喜其适逢诗景，忧患馀生，溺人必笑，初不觉处境之险也。
信末说到已经作古的老伴，不胜唏嘘：“设使他年重到，旧迹都迷，又不知其作何感想也。”
1971年1月11日，俞平伯得到返京通知，东岳老乡为之庆幸并依依送别：“落户安家事可怀，自憎暮景况非材。农人送别殷勤甚，惜我他年不管来。”回京以后，又《得旧居停女顾兰芳书》：“连日风寒已是春，农娃书信慰离人。却言昨梦还想见，回首天涯感比邻。”毕竟，俞平伯夫妇在东岳集度过了整整一年难忘的岁月，因为和农民与土地贴在了一起，不仅使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厄运意外得以解构，并且寻觅到了一种精神的皈依。
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俞平伯也曾亲历和参加了“五四”运动，旋即出洋又归来，却一头扎到故纸堆里了，他不仅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不一样，甚至和他的曾祖父，当年因一句“花落春仍在”的诗文令座师曾国藩激赏不已的俞樾老先生也不一样，俞平伯虽然也曾读经，孔子教训的读书、齐家，他笃实又安分地终生实践着，然而却丝毫没有治国与平天下的干世之志。或许他及早就参透了文化与政治相容又相克的玄机，所以在新文化运动还是时尚之时，便在其白话诗《忆》里，吟出了“我们低首在没奈何的光景下，这便是没有奈何中的奈何”的谶语。他也曾想不通，委实也有忿怨，1988年4月5日，他将手书《儒林外史》里的一首诗寄赠新加坡的周颖南：“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借来吴敬梓的话，俞平伯巧妙地概括了从春在堂主人俞樾到自己在豫南农村的家世。
俞平伯的一生，折射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尴尬与苦悲。
闲话孙犁
孙犁近年来被追捧，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在白洋淀“荷花大观园”，孙犁纪念馆于他去世翌年建起，临水面荷，中轴线上有碑有亭，有“大道底回”木枋，再是巍然一座汉白玉雕像。纪念馆的主体建筑把作家生平陈列和“湿地文化馆”联为一体，颇有创意。浩浩白洋淀，水域面积超过三百平方公里，当年是上通九河，下达渤海，两头连接了保定和天津。少年孙犁在冀中文化名城保定上初中，好读书爱上写作。“育德中学”的校训“不敷衍，不作弊”六个字，是李石曾题写的。毛泽东和蔡和森当年在保定读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李石曾是创办人。孙犁后来到白洋淀的同口镇教书，抗战中开始写作又当战地记者，解放后到《天津日报》工作直到退休，三点一线，一生与白洋淀紧密相连。他的成名作《荷花淀》是散文，也可以看作是战地通讯，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1950年代《白洋淀纪事》出版不久就生病了。养病十年，“文革”又十年，二十年辍笔。新时期重出文坛，《耕堂劫后十种》，《秀露集》、《澹定集》、《陋巷集》都是小本书，还有书跋和通信集。纪念馆里有一封当年他写给康濯的信的复印件：“我们已经到了应该集中精力写作的年纪了，写好作品，就是根本。”但他长病不能提笔。晚年，某领导当面问他：“你看破红尘了吗？”孙犁答：“没有。我红尘观念很重，尘心很重……我没有看破红尘。我还要写东西。”他在《文学和生活的路》里这么说：“历史证明，文坛上的尺寸之地，文学史上两三行记载，都不是容易争来的！” 孙犁没有大部头作品，但在职业生涯里奖掖新人，独具慧眼。在上世纪90年代勃兴的散文随笔热潮中，他晚年的作品独具一格，老树新花，特立独持。一方水土敬一方神。其纪念碑正面铭刻“荷花淀派创立者孙犁”；纪念馆列举的流派作家有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和房树民。我想到了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不知今日山西作家谁说自己是这一流派者？和孙犁同时代的作家，横向可比的，已故的有汪曾祺，健在者黄裳，都很有分量。孙犁的书和文章，被出版社和编书人，任意翻新者多多，但眼看着纪念馆里陈列的小本书，从50年代的《采蒲台》、《芦花荡》、《荷花淀》到后来的《耕堂劫后十种》，每一个小册子都朴素真美，令人艳羡。今日文坛奇观种种，两大现象尤为突出――一是文艺界头衔封得乱，一是学术界抄袭和剽窃丑闻不断。乱封孙犁者是不懂孙犁也不敬孙犁者。清之《越缦堂读书记》，明之《谑庵文饭小品》，都是历劫不磨之好作品，但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分明有定评。
己丑年之齐白石
2009年1月，《齐白石诗集》重新整理出版，恢复原貌。里面有一首他去安阳谒袁世凯陵的绝句诗，是唯一曾被删除的。我读了感到很新鲜，却又查不到出处。网购了多年前在琉璃厂曾经见过的《齐白石双谱》，里面也看不出眉目。去年七月，便又去了安阳一趟。这个时候，市里的朋友告诉我发现了疑似曹操的陵，正在挖却还拿不准。倒是北郊距殷墟不远的袁坟，名正言顺的大街上竖指示牌曰“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墓”。朋友分管旅游，带我专门去了，看到袁坟修葺后，水泥墓庐抬高不少，但接待我们的王姓负责人说根本不知道有齐白石来过的线索。年初三月间，我和李辉不约而同，都在各自的专栏里写到齐白石身后受辱的事件，齐白石和政治家的纠葛是同一件事，但我俩的引文出处不同，结论又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