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帜高张
还没有提笔，“酒饭书”三字，如轻车肥马，追风而来。我觉得此三字，颇有情味，搁在一起，雅俗一堂，别有境界。而“酒帜高张”，让我仿佛走在晚唐的路上，与杜牧一起，闻到了杏花村的酒香。
饭是俗物。自嘴巴里长出米粒大的牙齿，就五谷杂粮，一日三顿，大米小米，粟米苡米，籼米糯米，稀饭硬饭，一路吃了过来。从婴儿吃到中年；从童年念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到后来，明白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的道理；再到今时，知道了米饭背后伟大的农耕文明与稻作文化的种种。所以，每当看到乡下的稻田泛绿，谷穗飘黄，我的心里，总充满了对粮食的敬意与热爱。当然，还有对它忠贞不二的喜欢：我是一个除了米饭，无法以其他东西当主食的人。
我会吃饭，吃遍川味粤味湘味闽味，却不大会做饭。就算打小父亲怕我将来吃生米，抑或怕我无出息，期望我有一技之长，数次给我灌输过“割烹为相”的故事，我在这方面还是愚钝至极。故事说，商人伊尹，善庖厨，背着砧板入宫，烹佳羹美肴献给商汤。商汤食着有味，便封其为相。由此可见，做饭比吃饭的学问大。我没有悟性，不大在意庖厨之人得庙堂之位的世事，也不在意世事与烹饭食皆有“时疾时徐”“九沸九变”之狡黠。但我一如既往，书好诗好岁月好，爹亲娘亲米饭亲。
酒是不敢沾的，一沾就犯晕。我没有生在李白、刘伶、嵇康们的年代，不能与人竹下狂饮；也没有“琼怀倚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和斗酒诗百篇的豪情。但我喜欢酒里的喜气与诗情。
曹孟德以《短歌行》言酒：“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本是夏王相之子，名少康，其父被其他部落杀害后，他逃至河南有虞氏处，当了专管皇上饮食的“庖正”。为了奉迎主人，他亲选精粮，采制酵曲，酿出了极品美酒。皇上饮后大悦，惊为琼浆，故封他为“酒仙”。从此，他名声远播，“杜康”亦衍生为酒的代名词。
我在酒外，也关情酒事，偶尔探头看看酒的来历，以便在饭局酒瓶旁，能言语几句。我眼里的酒，大概分袂成几色：白酒、黄酒、果酒、药酒之类。白酒始于杜康，旗下有山西杏花村，乃北齐武成帝与诗人杜牧之最爱；有蜀中的五粮液、剑南春；黔人的茅台、董酒；安徽的古井贡，陕西的西凤酒；江苏的洋河大曲，湖南的酒鬼酒之类，多不胜数。白酒是一片汪洋，却总藏在人的肠肚里，侍机成事与败事。因为白酒，武松打虎；因为白酒，张飞丧命。也因为白酒，赵匡胤给世人留下一出“杯酒释兵权”的政剧；更因为白酒，唐诗宋词元曲酿出了醇厚的味道……只是白酒是烈物，多了无益。我不沾，却不免劝勉朋友中嗜酒者。这时，爱酒者会列举一干酒辈中的耆老或人瑞，以继续高张酒帜，寄情其中。
黄酒呢，自夏商已有，是中国特有的酒种。《诗经》有“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之句，是言黄酒可以长寿。黄酒的麾下，有状元红、加饭酒、花雕等，还有唐代开始盛行的女儿红。《清稗类钞》有诗云：“越女作酒酒如雨，不重生男重生女，女儿家住东湖东，春糟夜滴真珠红。”是说吴越人家，有女儿出生，即酿美酒存坛，到女儿长大出嫁方开坛敬客。这多年陈酿的女儿红中，因有着浓浓的人情味，更加让人感念与喜爱。有朋友从绍兴来，带来加饭酒，说闻着就会思念青梅。不是么？青梅煮酒方好论英雄啊。如今，日、韩、朝盛行的青酒，乃得益于当年周封箕子于朝鲜，以及徐福东渡，带去的黄酒酿制技术。
果酒是外来的风气，以葡萄酒为大类。当年汉使张骞出使西域，从乌孙、大宛等国带回葡萄种子，在凉州一带开始种植、酿酒。因其极少，故而奇贵。宋人窦子野在《酒谱》中记载：“汉末，政在奄臣，有献西凉州葡萄酒十斛者，立科凉州刺史。”以葡萄酒行贿，便得地方行政长官职位，一见官场无光，二见葡萄酒无价。唐时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之类的诗句，可见当时亦是有葡萄酒的。如今，葡萄酒亲民，人人可得而饮之。前些日子，我在病中，得朋友果酒一支，乃木瓜发酵酒。其色如琥珀，气息香郁；浅酌几口，回味甘甜。原来，这是以滇西横断山脉高寒地区的白花木瓜酿成的。说起木瓜酿酒，最早是公元907年，契丹人建立辽国后，派分支入滇，入籍云南大理、思甸等地，带入木瓜酿酒之法。契丹人早在西南征战时，就发现木瓜入酒，可益肝避寒、补血强身。我想起《诗经》中“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的句子，这是不是也说明，我们的先民也早知木瓜酿酒的方法了。朋友是此酒的粉丝，笑言，日品半盅，百岁可望。
我少年时读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一直不知屠苏为何物，后来才明白，原来指传统的药酒。南朝《荆楚岁时记》记载，古代就有饮屠苏以鹊报平安之说；亦言，“屠绝鬼气，苏醒人魂”。父亲早年小酌一点药酒，以大黄、桔梗、白术等泡成。偶尔，在大玻璃瓶中可以看见整条小蛇，把我吓得不敢再看第二眼。
酒中只有一味，让我念兹思兹。小时候，每年一入冬，母亲就要用柴火煮一盆香香的糯米饭，凉后加入酒酿，再以绿色琉璃坛密封，以厚棉被包裹，置于床头。数日后，虽然寒雪成冰，但家里香热的米酒，带着亲情，溢满了我欢喜的心。只是，至今我不知米酒该归于酒中的哪一列。
酒的气韵，延续数千年后，如今被酿成了一种看不见的神力，聚拢了友情、亲情与乡情。作为一种文化，它把一个民族的历史润泽得五彩缤纷。
一砚晴川
前些日子，朋友赠我一块湘中出产的雕花石砚。其形端庄雅致，十六开画册大小，褐色石料，一沿团着花卉枝叶。一本书的厚度，却让我必双手抱着，才能搬动，沉得像怀抱了一方墨色乾坤。
我不擅长挥毫泼墨，所以只写得一笔丑字，小时候常被家父训斥，称之为猫脚爪子所刨，或者“鬼画桃符”。及至成年，光长了岁数，一笔丑字，依然故我。好在如今以电脑书写，键盘的跳动，遮去了我字丑之羞。
少年时，父亲习字，笔墨纸砚均置于案头，每日对帖临习，楷行草隶，挂了一墙，也嘱我学书。无奈除了旁观，或者在砚中为其添水磨墨，我全然不可教化。唯一感兴趣的事，就是在书本大的石砚上，将家父那管寸长的墨棒，磨成短短的一截；看一点清水，在我手指飞动时，渐渐地渗开一团墨晕，仿佛夏夜从屋脊上降临，又像云烟轻盈地飘舞。所以，每当父亲习字，我便是磨墨的书童。父亲的同事，看见我总抢着为他磨墨铺纸，总会夸赞一句：这丫头，存了忠孝之心，怕也会承继笔墨之缘呢。其实，我是喜欢墨块与砚石相遇时的形色变化与声韵，若心中丝竹，山水清音。 砚墨相遇，一团淡墨迤逦散开，有唱和之余韵。在父亲的书架与书案前，听纸张掀风，闻书香墨味，更有晴川历历的佳趣。父亲有几方砚，青色石块上凹下一处，有简单的卷云图，看上去也就是落寞不言的几块方石，却是我家宝物，父亲总嘱我小心待之。我不知其贵贱，但知道父亲是爱墨惜砚之人，只要在墨砚前，其疾厉、豪迈的心绪，就会在纸上跃马奔腾。父亲习字，总要将砚上一泓墨池，写到水落石出的地步才收笔。收笔之后，他将毛笔在石砚上侧拖几下，枯笔又似春雨润竹了。而纸上线条的浓淡虚实，焦重轻淡中，亦有他藏不住的跌宕自喜。父亲说，坚持习字者会得墨砚妙性与朴拙之质，气质也会日渐沉稳端庄。
父亲还常常谈到墨砚中的事，说墨出皖南歙县，称为徽墨，是墨之上品，乃古墨工奚超所传。南唐后主李煜、明神宗朱翊钧以及康熙皇帝对其多有夸赞，称徽墨“入木三分，超过黑漆”。父亲仰慕墨砚，此情言谈间也传递与我。虽然至今也没藏得几方好砚，但我对笔墨书案之事，有了几分兴致，尤其对各种砚石怀了喜爱之心。
参加工作后，与书法家、画家相交甚多，对笔墨纸砚之事，亦更为上心。与他们雅集闲谈时，知道关于砚的许多知识：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为砚中四大名角，前三者均为石料雕琢，唯后者以泥烧制。端砚，故乡在广东肇庆，为古端州之地。其东郊有溪流如镜，溪中多奇石，乃端砚之料。端砚有坑料之别，以宋坑、梅花坑以及水岩、龙岩等名坑材料为贵；以青花、冰纹、蕉叶白和天青为极品；饰以云龙、松鹤、梅雀、丹凤等图案；造型亦是千姿百态，可观可赏可珍藏……
我的忘年交、老书法家杨炳南先生，年愈八旬，每日在家挥毫泼墨。说起端砚，他总会唏嘘感叹。原来，端砚盛名，源于唐代某年的一场会试：南粤考生梁公子，携一方石砚赶考。其时苦寒，大雪弥天。众生墨砚成冰，无法下笔，唯梁公子之石砚生辉，水墨不冻。后来得知，此为端石所筑。考官奇之，献皇上御览，龙颜大悦，钦定端砚为贡品。清人高兆《端溪砚石考》跋中言：“砚槽之水，隆冬极寒，他砚常冰，而水岩独否。”《纸墨笔砚笺》记载：“下岩（即水岩）天生子石，油润如玉，眼高而活，分布成象，磨之无声，贮水不耗，发墨而不坏笔者，为稀世之珍。”可见唐代梁生的墨砚，为端砚中的水岩石雕制。
杨炳南先生对一款名砚，十分推崇，那就是“传说中的二娘砚”。清代苏州顾二娘，乃制砚名家。其祖父顾子昂有砚癖，在“宝八砚斋”里收藏了元明时期的八方珍砚。二娘自幼以此为范本，摹拓砚铭，拣选砚材，心领神会，练就了辨石筑砚的绝活，只需将鞋尖轻轻一点，便知道石材优劣。她一生制砚，不及百方，多为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收藏。二娘筑砚，非端溪老坑之石不为。如今，看到书家写字，我就会想象在某个残旧的锦盒里，小心存放着的荷叶端砚，是旧年苏州的西窗下，二娘在晚风染紫的秋风中，细心雕琢而成；也会想象她眉目如画、清癯秀削的身影，在中国工艺史上伫立的样子。我想，中国工艺史所以辉耀如此，闺人手泽之功是不可忽视的。
近年，豫章婺源之美，引得游人蝶舞蜂飞。其实，此地为古歙州属地，黄山与白际山一带，歙石满山，为歙砚之源。宋人周必大有诗云：“旧曾起草向阳光，独与罗文近赭黄，三载瓦地研灶墨，因君聊复梦羲皇。”诗中“罗文”是指一种有螺丝纹理的歙石。金星、眉纹、金晕等品种也属上品。而眉纹石中的雁攒湖眉子与对眉子，纹理若群雁落湖，风致天然喜人。
老朋友刘鸿伏兄，在文学田园里，放歌纵马，收藏墨砚也俨然成家，并出版了与砚有关的专著。他说到宋代米芾的一则逸事，让人颇为惊奇：米芾以书画传名，后人得其一字，若和氏玉璧在袖。这个笔墨中人，有一方歙砚，砚池碧水生波，涟漪层叠。好友苏仲恭见了，爱之入骨，满怀文玩藏家的幽情，居然以一座豪华宅院，与米芾换得此砚，给后世慕砚人留下了一则回味绵长的佳话。北宋书法家蔡襄有诗云“玉质纯苍理致精，锋芒都尽墨无声。相如闻道还持去，肯要秦人五十城”。一砚抵得了五十座城池，可见歙砚之名贵。南唐中主李Z、后主李煜，皆精文墨，喜歙砚，特命琢砚技工李少微掌管歙州砚务，这更使得歙砚有了豪华的身价。
书法家盛景华兄，也是墨砚情怀浓烈之人，他告诉我：洮砚的故乡，远在河西走廊，是甘肃的洮河。回家后，我立即读书补课：金代诗人元好问在《赋泽人郭唐臣所藏山洮石研》提及洮砚最早开采于宋熙宁年间，以绿石为名贵，而红洮，为土红色，甘润纯净，是为极品。洮石生于河底，时光与流水的浸润，遗落了遍体花纹，或纹理如丝，秀润可见；或若涟漪水波，天际云霞。宋人赵希鸪的《洞天清禄集》记载：“除端、歙石外，唯洮河绿石最为名贵，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洮砚细腻，式样多古朴典雅。
旧时陕州治下的河南灵宝、虢州，出产澄泥砚。历史可追溯到三国时期，逮唐宋工艺达于鼎盛。《陕州志》记载：“唐宋皆为贡品，虢州澄泥砚唐人品之为第一。”此砚工艺，与其他三种名砚的不同，就是在细沙泥中，加入添料，再经名匠悉心雕花琢叶，卷云栖鸟，后入窑烧制。所得成砚，妙不可言。澄泥砚制作工艺，后来传入山西、湖北、江苏等省。《砚小史》这样描述：“澄泥之最上者为鱼黄，其次为绿豆沙，又次为玫瑰紫……然不若朱砂泥之尤妙”。乾隆生前，最爱苏州澄泥砚，将其置于上书房，是为御用。
佳砚的最高境界，是妙在不可言。书法家启功家藏数方佳砚上品，张中行问其见过多少顾二娘的砚？怎样从刀法与风格上分辨二娘之砚？启功先生送他六个字：没见过，不知道。启功先生乃收藏大家，只因深知赏文玩，味在感悟、趣在感觉。而有些感觉，就是妙到不可言说，那就不言不语为好。这个故事乃我从董桥先生书中得知。我想，启功先生是否得了佳砚之金石气，所以墨笔字写得厚重畅丽，也未可知。
如今，时间的流水，冲走了童年的往事。而父亲案头的砚，却带着魏晋与盛唐的气息，带着明清的乡愁，沉入了我的心底。我一直觉得在墨砚边长大，是人生最美丽的事情。回想起来，我自幼喜欢笔墨纸砚，大约是父执们在书案墨砚边，那种安心若泰的气场，给了我一种摈弃世间风雨的踏实感。而书画家朋友们，谈书论字、识墨知砚，余音早已经在我心里弥漫成高逸的旋律了。 其实，用一种巨视来俯看，墨砚正是中国书法与历史文明的始发站，如长江在青藏高原萌生时的那汩泉水。《诗经》《史记》《老子》《庄子》孔孟文章，就是先贤们用墨砚筑成；天下万卷背后，更是无数志远才高者，砚边挥毫的执着身影；是儒家襟抱与士子豪情的挥洒。
如今，进入键盘时代、触屏时代，快捷虽好，只是后人离笔墨砚池远了，传统文化的气息与根茎，又该如何延展、壮实？我倒是很怀念小轩窗下，炭火一盆、红烛一盏、羊毫旧笔一支，与墨纸砚池冬夜相对的味道。尤其窗外，有雪花如席，梅花几树……唯我独对一砚晴川。如此，最好。
书衣旧情
买了几册新书，都精致得有些矫情，像五官端丽的女子，着了粉黛。装帧是花了心事的。有的束了腰封，贵气得像豪门藏品；有的包了一层书衣，似老树杂花，匆匆一眼，便从骨髓里勾出了一串关于书衣的旧事。
当年，书事阑珊。我接触到的闲书，往往几经辗转，缺角少页的，看相不妙。新书也有，那是每期开学时，老师发给我的教材。先去报名，交学杂费，然后凭学费条领取新书。书拿到手上，我会把它们贴在鼻尖，深吸一口气，似那淡淡的纸墨味道里，有春风无声地拂过。
新书拿回家，母亲会找来一张大牛皮纸，或者过期的招贴画，反过来铺在书桌上；然后，拿来剪刀、尺子，小心地比着书的大小，裁出一张长方形；再对折一下，折叠几处，便成了一件件书衣。把书的前后封面套进去，合起来，用手轻轻按压一会，书本就完成了穿衣的过程。我至今记得母亲在灯下，那郑重其事的神情，仿佛在为我裁剪未来的人生。
这样的事情，从我启蒙到进入初中，每年重复两次。我喜欢涂鸦，却不敢轻易在书上留下与课文无关的字迹。因为，母亲在灯下的身影，总在心底晃动。往往一个学期结束，我的书衣还是干净平整的，有的还可以留着下学期再用。那个年代，母亲们大都用旧的包装纸，给孩子们做书衣，牛皮纸、废报纸、旧的宣传画……都派上了用处，可谓煞费苦心。
第一次看到塑料的书衣，让我惊得下巴都快跌落了。那年，从外校转来一个男生，与我同桌。他喜欢反着笔尖写字，而且是用钢笔，字迹秀气清丽，就像他文文静静的样子。那时，用钢笔是成年人的特权。我们能用圆珠笔，就很得意了。他的黑色钢笔，是大家眼里的稀罕物。没料到，新学期，他从书包里拿到桌面上的课本，居然包着粉色和蓝色的书衣，而且是塑料的。原来，他母亲剪了家里旧的塑料布，裁成书的形状，再用烧红的小铁片，在四角蜻蜓点水地烙一下，就做成了与众不同的书衣，好看还防水。我见了，好比隔窗遇到了五彩糖球，羡慕得流口水。那些惯常可见的书衣，相对就是草胎木质了。不知这男生的书衣里，用了那母亲多少的匠心与深情。
儿子启蒙时，我曾经也在灯下给他裁剪书衣。心里则想着他十多年后的样子：该是个才情丰瞻的大小伙子了吧？也许，文字嚣张得厉害，心地却清风朗月；也许，气节凛然，性情则萧散自在；又也许，他寻常如春草，却有为人擎雨之心。
每次给他做书衣，我心里就会花痕月影，浮想连连。后来，市面上有了现成的、印着各种图案的书衣，再也用不着劳烦母亲们动手了。只是母亲们的心意，依然是春深一片，花色漫天。
如今，出版物花杂，腰封束的，书衣包的，只争抢眼，不争朝夕。然打开一瞅，热闹得满眼尘嚣，真正的上品寥寥。甚至还有的，可谓祸枣灾瓜，每每让我想起一个很旧的词――“糖衣炮弹”！
我有书衣旧情，希望书衣打开，内页可以寄放灵魂；或者，在书衣之内，寄托部分的人生，这样的好，就好得天衣无缝了。
纸声墨气
小寒之夜，临窗夜读。素来喜欢纸本的我，今夜听到书页翻动的声音，看到夹在其中的旧笺纸，仿佛沙漠旅者，遇到了生波老井。
旧笺纸泛着岁月的陈味，上面写着一首笔迹漫漶的诗：“磨润色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媒而黯黯，入文亩以休休。”这正是多年前抄录的唐朝女诗人薛涛的《四友赞》，是她褒议砚、笔、墨、纸的诗作。夹在《新唐书》中的笺纸，原本玫瑰殷红，如今褪成了桃花色浅，显出一丝时光苍老的痕迹。
记忆中，这笺纸是读初三时做的。那时的我对文墨之事，有着炽盛的向往，甚至还有学遍天下文豪的雄图大念。读到薛涛制红笺以吟诗札记，效之仿之，也录诗写句于小笺上，以供养自己青涩的文心。年轻时胆怯，不敢把心里所有的弦律箫音展示于人，也不敢把所有的心底话赶到笔尖纸面，只挑些自以为最勾人绮思的名家短句，以小笺载录，悄悄与爱读书的同伴分享。我的笺纸用彩色贺年卡剪成长条，红绿黄紫各种颜色，再用锥子扎一个小孔，以彩色毛线穿入，系成蝴蝶结模样，就成了我心里的花笺。它看上去有几分孩子气的拙意与妖娆，但不妨碍我丑丑的文字在上面马踏连营。
时光的蜗牛，从少年爬到中年就变成了奔马，读书写诗文是我唯一能让它慢下来的缰绳，纸笺书本也是我手中仅有的资财。我爱听纸张翻动，如蜂蝶振翅，发出柔和的频率；也喜欢小笺纸上，一团孜孜的青春火焰；更喜欢旧书的老仓味和新卷的油墨香。读书让我与纸声墨气，有了深切的牵系。早年一知半解的读，变成了刨根问底的读。且中国历史上，长于诗词书画、章品石的女性，多在我阅读的视野。今夜，这枚早年的小纸笺，有记忆，有往事细小的玄思，却不及薛涛的那页粉笺纸，古意缠绵，让我闻到了旧卷里唐朝的气息。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诗人薛涛的诞生，对中国纸业史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她本是官宦家的女儿，安史之乱后，其父奉命蜀地为官，年幼的她随父入蜀。不料，薛父亡于府城（今成都），生活无依的薛涛，不幸坠入乐妓娼籍，成为一朵暴风雨中的梨花。然而，她形貌艳丽，才学过人，长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常与文人诗歌唱和、献艺侑觞，深得雅士文人们仰慕。《全唐诗》介绍：“（薛涛）字洪度，本长安良家女，随父宦游，流落蜀中，遂入乐籍。辩慧工诗，有林下风致。”
有林下风致的薛涛，爱写短诗，更喜爱艳丽色彩。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云：“元和之初（九世纪初叶），薛涛尚斯色，而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乃命匠人狭小为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裁诸笺亦如是，特名曰薛涛焉。”相传薛涛在城南浣花溪边临水而居，以“浣花溪的水，木芙蓉的皮，芙蓉花的汁”制作红色的小幅诗笺，其颜色、花纹精巧鲜丽，被称为“薛涛笺”。李商隐有诗云：“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词咏玉钩。”此笺常被薛涛用来写诗与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人唱和。也许因为对正常生活和爱情的渴望，薛涛尤其喜爱红笺纸。她用俊逸的行书，将清雅脱俗的诗，写在红色的“薛涛笺”上，别有神韵，因而名著文坛，成了文人雅士收藏的珍品。“薛涛笺”一如早春桃瓣，深秋红叶，随风而行，雅致之态，惹得历代纷纷仿制，名门闺秀和大宅小姐，都爱以笺托言。 薛涛笺还有别称，谓之“浣花笺”“松花笺” “红笺”，是最早的“个人定制”产品，乃制笺史上丰腴的一笔。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六十三回里，借丫环小姐姨娘奶奶们的嘴，称其为“粉笺子”。浣花溪，该是花枝招展处吧？偏偏自古以来为产笺之地，且盛名如幡，在时光里招展。杜工部有“蜀笺染翰光”的诗句，《往都谈资》则记载：花笺古已有名，至唐而后盛，至薛涛而后精。《蜀笺谱》把薛涛与宋代的造纸名家“谢公”谢景初相提并论。后者发明了新的染色技法，能染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等十种颜色，这就是所谓的“十样变笺”，专以载诗。后来，官方的国札也缕用此笺。
薛涛的小纸笺上，承载过她的美妙才思，承载过她与诗人元稹的鹣鲽深情――一场年龄相差12岁的姐弟之恋。“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忙将趋日，同心莲叶间。”她写在红笺上的绮丽情思，也赢得了才子的一腔惜玉之心：“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忙将趋日，同心莲叶间。”虽然这场缠绵恋情，为元稹返京后的千山万水所隔断，但它无疑是“薛涛笺”上滚过的一江狂涛，千年之后，仍因其壮美而打动人心。于我而言，“薛涛笺”更像拼命开放的昙花，有着历史隐秘的美丽。
历史之美，隐伏在书本与文字里。我想，这是天下读书人，痴迷书案纸墨的原因之一。我一直喜欢纸的质感，读书时除了享受文字的魅力，也享受纸张在手指间小风掀动的空间感。近年，身边朋友，多书家画家。看他们在宣纸上，行草篆隶，写山画水、神寄魄，不由得对其笔墨下绵软的宣纸，有了亲切感，也就忍不住在书卷里张望它的来路。
小时候，拿起课本我就对东汉的蔡伦先生，心怀感激，也为自己是其乡党而骄傲。从书上得知，永乐十八年（公元75年）15岁的蔡伦被选入宫，侍候在幼帝（和帝）左右。他勤于学识，一生为官46年，一度官尊九卿，地位显赫。东汉定都洛阳后，他深感“帛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决心造出好纸。因其身体力行，全力推动，到公元二世纪初，便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造纸技术革新。要知道，没有他，人们可能还在龟甲、兽骨、金石、木牍、竹简、缣帛上记事、抒情；我们上学时，也可能要用牛车来拖竹简呢？再说，蔡先生乃湘籍先人，为他骄傲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中国文字才排列得这样意气风发。因为他，世界上才有了五花八门的纸和汪洋大海的书；就有了黄草纸、皱纹纸、牛皮纸、蒙肯纸、铜版纸、硫酸纸、新闻纸、材料纸……
如今，我与纸张书本交道更多。喜欢纸上生动的词句和跌宕起伏的故事，也喜欢以笔墨在各种纸本上倚马狂歌；我还知道了宣纸也像普洱茶一样，有生熟之分。生纸柔情，善蓄墨，可书法写意；熟纸硬道，多老枯，利于工笔。宣纸奇妙：偏偏柔情的，可以豪放写意，笔写狂风；而硬道老枯的，却容得细腻缜密，笔走纤毫。宣纸上有八大山人的笔墨的高古，何绍基的清奇，文徵明的沉着，颜真卿的雄浑，张旭的豪气，米芾的癫狂……还有我身边文朋诗友、书痴画魔们奔放的激情，与古往今来的人文趋向。所以，我对纸张、书本深怀敬畏之心。
大袖秋风
衣橱里的事，在女人就好比家国天下事，大而要紧，与一生相关。
记得曾经读到一篇文章，大约是说衣橱里那些长衣短衫、厚袄薄裙，是女人们挂在柜子里的梦想。我喜欢这样的感悟，也同样有着素布艳绸缝制的、色深色浅的梦想。因为衣橱里或朴素或华贵的压箱之物，女人的俗世有了雅意，好比枕上诗书，门前风景。
我从前是个美衣狂，是“衣不惊人，不出门”的那类。除了读书、写文字，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街上“扫荡”服装店，花大把时间，像乱蝶在花草间来去，只为搜罗心仪的服饰。年轻时在穿着上，我逆流而为，追求自己特别的口味。如今，向往平和宁静，也就更景仰传统的美好，喜欢逛古镇老街，喝绿茶普洱，穿棉麻衣衫，对服饰背后累世的积淀，亦有了寻根访源之心。
“宽袍大袖”是我打小就熟悉的词，背后是大量的历史人物与故事，以及黄梅戏、越剧、花鼓戏等对它的诠释。关汉卿笔下的窦娥，白色的衫袖内，有着深不可测的悲凉，一拂袖便是汪洋血泪；而在王实甫的文字里面，张生在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中，遇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的莺莺小姐，也是被她长袖随风、莲步轻移的倾城之美所打动；还有贾府园子里，大小奶奶与宝黛们丫环们的轻声巧笑、嗔喜悲怒，均在一袭华衣美服之下；而历代金銮宝殿和深宫后院，若宽袍雷霆、长袖善舞，往往惊天动地，甚至时世翻覆，引发后人的沧桑兴亡之慨……
前几日，写宋朝才女魏玩的文字，意外看到一幅她在庭院的斜阳花影间，把卷而读的画，但见她粉袖笼风，罗带舞动，神情娴静，正是宋人推崇的“秋风过处，裳卷带飞”的女子神采。我想，如今舞台上、电视屏幕中的古装戏里，花旦们甩动的水袖，与宋时女子的“大袖”一定是气脉贯通的。
若干年后，才知道其中的大袖，就是宋明时期女子的服装。其两袖宽大，以单层素罗制成，外沿与袖端饰有花边。《宋史・舆服志》言：“其常服，后妃大袖。”可见大袖原是皇亲国戚、宫中嫔妃“家居服”；后来又成了上层社会女子的礼服；而地位低的女性则与“大袖”无缘。《朱子家礼》有记载：大袖，袖长一尺二寸；又言，众妾则以“背子”代大袖。北宋初年，服饰无定制，承袭前唐遗制，女子以衫、裙、袍、褂，襦、背子、深衣为主。士大夫的直缀，对襟长衫，也是大袖，袖口、领边、衫角均镶黑边，头戴方形“东坡巾”。同时，受到外夷影响，也有人穿毡笠、钩、袜一体的契丹服装，人称“奇装异服”。后来，随着程朱理学思想的推崇，服装不再艳丽奢华，女服变得拘谨，色泽趋向于淡雅恬静。宋太祖三年，（乾德年间）朝中规定宫内妇女衣装要随大夫变化，庶民百姓不得穿着绫V锦绣五色华衣。不仅女子衣橱的事有讲究，官宦权贵士农工商，峨冠博带，均有相应的规定，冒犯者，便是“僭礼逾制”，罪不可赦。翻开历史的卷册，历代都有因为僭越而获罪者。可见，衣橱里，是有等级，有贵贱，有悲喜，有风云的。诗人陆游就曾写道“业农……惟布襦裙，取适寒暑之宜”。 这是写农耕者的衣装。当时平民日常穿用的必备之服为“襦”、“袄”，有夹棉之分。还有一种叫“短褐”的，是一种既短又粗的布衣，为贫苦之人穿用。而这时女装中的大袖，改变了隋唐时期常用的原色搭配，时兴沉香、粉紫、葱白等色彩；旧时常用的团花图案亦改为折枝花均衡式为主的装饰图案；平民女子，衣衫以青色居多，杂有浅绛色、深蓝等，衣裙上经纬着花鸟符号与棉麻元素。到明代，大袖成为命妇礼服之一，规定只能用真红色。除了命妇们，宫中乐女也可以大袖轻盈，歌舞伺君。大袖扬起，袖底便是女性的如花风姿。
如今，大袖是戏里的东西了，再好看我们也不可能穿越到宋明时期去追赏。倒是裙子的穿透力极强。这一块原始社会的围腹兽皮，到黄帝时变成了葛麻布帛。《周易.系辞》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上衣、下裙成为天下人穿着的基本式样。秦汉时期，布衣人家，多穿短裙，便于男耕女织；而官家、士人平日则多穿长裙禅衣。魏晋时的女人别有风情，以“羊肠裙”为时尚。此裙，原本是西北少数民族服饰，其裙褶皱曲卷，挛缩似羊肠。汉末三国时期，传入内地。南北朝女子的衣橱里，少不了长长的裥裙，以纱罗布帛织成。裙子传衍千年，历代制衣人的心力在其中余音留韵，所以它至今是女人衣橱里最美的气象。
钗裙，乃柔美之物，比喻为女子，最为妥帖。我一直觉得，蓝色或者白色上衣，配上黑色过膝的裙子，在民国女子的身上，有一种贵气、一种书卷味道。仿佛预示着新文化时代的开启，将带来一个让人荡气回肠的历史章节。
而我小时候，物质匮乏，衣服常常是姐姐们穿旧了小了，才披到我身上。大约六岁时，细瘦如竹的我，得到了一件白色红碎花的新连衣裙。穿着这件大得像袍子的裙子，幸福感似乎要将天地撑破。我一连穿了好几年，直到将这条让我无比幸福的裙子，穿成了紧身衣。十岁那年，大姐给我做了件白短袖上衣，领上镶了墨绿色荷叶边，胸前绣了一朵红色牵牛花。穿上它，仿佛自己变成了小公主。但因为怕人指点，我居然不敢穿它去上学，小小年纪，担心给人批成“有资产阶级思想”。那黑色、蓝色、灰色等素装一统天下的时代，家里的衣橱，空得可以让我躲进去与小伙伴捉迷藏。而今天，家中衣橱里花花绿绿的长衣短衫，内衣外套，各种时尚精美的连衣裙、超短裙，将我的烟火女人心，妆点得芬芳而温和。
其实，在历史的每一个段落，女人的衣橱里，因为注入了不同的文化基因、 文化符号与元素，亦承载了不同的幸福、惆怅与忧愤；女人的衣裙上，经纬着其时的文化气韵与魂魄，寄放着不同时代文化推行者的文化品格。
今人回望， 我依然喜欢看古装戏，也许是迷恋秋风大袖的气氛。秋桂深院，朱门半掩，寂寂幽径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雨。唯有娇媚含羞的女子，在暮秋的风中，看花赏月，吹箫吟诗，大袖与花叶同舞，那是怎样的古典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