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姓氏
我们为什么姓火？
火姓是怎么来的？
我们的祖先究竟在哪里？
有一段时间，我常常被这样一些问题所困扰，以至心心系念，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确定感。
小的时候，因为村子里的人大都姓火，所以自己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走出自己生活了多年的村子。
上大学时，代我写作课的宁夏大学教授张海滨先生，一次在我的作文后面写了这样一段评语：“语言流畅，表达清楚明白，只是下次要注意，课堂上的作文不同于文学创作，尽量不要用笔名。”那篇作文被张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进行了朗读、点评。那篇作文当然很快被人们遗忘了。人们记住的，似乎只是作文后面的那句特别评语：“注意，以后不要用笔名。”
大二时，教我古代文学的是杜桂林教授。杜先生一直在北京某中学教书，调入宁大后，其教学方式仍沿袭着中学时期的习惯，每教完一篇课文或一个知识点，他总要对学生进行课堂提问。这往往是我们最不情愿也最忌惮的。他提问时，常常会把眼镜摘下来，挪开一点，然后手指顺着花名册往下滑，滑到谁，就叫谁。他点名的学生往往是名字有些特点的，如“马应驰”“马笑”等。一次他的指头就滑到了我的名字，似乎是停顿了一下。“火会亮，废话。”他这么一嘀咕，我们班里的同学就哄一声笑了。他认为我的名字太直白，不够含蓄。这个笑话被我的大学同学一直“传颂”至今。
慢慢地我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姓氏确实有些特别，但究竟怎样特别、特别在哪儿，自己还是不甚了了。
但自己因此招徕的格外关注却是明显的、确切的。
比如办什么证件，或在外住宿，需要登记姓名，我说我叫某某某，登记的人便抬起头，问：“是哪个huo？贺龙的贺，还是霍元甲的霍？”我说：“火柴的火，火光冲天的火。”登记的人便停住手，目光有些异样地看我一看，同时指头在空中划上几划：“是这个火吗？”我点点头。登记的人便笑了，边笑边写我的名字：“真是怪，世上还有姓这个的。”同时也不忘追问一句：“什么民族？是回族吗？”我说是汉族。登记的人将信将疑，边看我的身份证边自言自语：“还真是汉族。”似乎我的姓名存在着某种疑点似的。
大学毕业后，我先在一所乡下中学教书，后调入报社当编辑。因为名字常常被挂在报纸的一角，注意的人便渐渐多起来。
后来一位本地学者告诉我说，据他考证，姓我们这个姓的，祖上应该是蒙古人。
“你们的祖上应该是一位将军，他随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一路南下，攻城掠地，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功成名就，回到内蒙古草原，得到一块封地。封地叫火，你们的姓氏自然也就是火了。”
这位将军的名字叫火力虎达。
那么我们为什么流落到了现在的宁夏西吉县呢？
他讲起了我们那个村子的来历――
他说，很早以前，我们的村子并没有人住，是一片放马的草场，到了宋代，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袭扰，朝廷下令在这里运土筑寨，以作兵营。城筑好后，最早的名字叫羊牧隆，后来改叫隆德寨，都是希望这里发达昌盛的意思。后来这里真就打了一仗，是西夏人和宋朝人打的，那场战事史书有载，叫好水川之战。这场战争非常惨烈，西夏人赢了，宋朝人连兵带将死了一万余人，尸横遍野，哭声震天。李元昊占了土城后，曾和他的丞相张元到城中巡游，路过土城脚下的土地庙时，诗兴大发，为贺大捷，曾于庙前照壁题反讽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夏竦和韩琦是当时驻防固原的两员大将，与他们共事的正是威名赫赫的一代名宿范仲淹。到了南宋，金人又攻占了寨子，并以此为据点，与宋兵对峙。据传，《岳飞传》中“牧羊城盗图”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到了元朝，成吉思汗率军攻伐西夏，在占领了宁夏的大部分地区后，不久就攻克了当时金人把守的隆德寨，并以此为据点，继续向南进攻平凉。蒙古人掌权后，隆德寨周边已住满了人，当时北方业已统一，忽必烈认为，“隆德”已无险可守，无敌可防，而六盘山附近正当其紧，遂颁诏迁城――这就是现在隆德县城的前身。
“我想，你们的先人原来就是在古城当兵吃粮的，时间一长，娶妻生子，落地生根。迁城以后，大约他们也不愿再四处奔波，于是就定居在这里，成了第二故乡。老城虽迁，但边贸集市犹在，久而久之，这里就改叫火家集了。”
“这就是你们先人的来历。”
听学者说完，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古城中那些至今犹用的名字：大衙门、二衙门、大教场、小教场、杀人圈、马圈、马豁口……这些名字狼烟滚滚，杀气腾腾，似乎在无声地描摹着我家先人早年间的生活图景。
我们的祖先很早以前生活在大草原上？
我们当真就是蒙古人的后裔吗？
我想起了我们村子里一些人的独特相貌：细眼、高颧骨、锣槌鼻子、骨架粗大的身材……尽管彼此融合了许多代，但细究起来，蒙古人的影子还在他们身上依稀可辨。
没有家谱，没有史志，也没有祖上流传下来的金辔银蹬。
我曾经问过村子里最年老的老人。
老人充满迷茫地说：“咱们的先人嘛，听说都是从大槐树那边过来的。”
和张王李赵家的说法几近相同。
我的叔父也一直在做着这样的考证。他早年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风雨隆德寨》，写的是他对古城历史的梳理与追溯。后来还写过一篇文章，叫《阿拉善联宗》，写他与内蒙古左旗一家火姓人家的奇特交谊，只可惜那家人的祖上不是内蒙古，而是山东。那家人照样对他们的来历充满迷惑。他们几乎逢“火”必问。他们不但通过某报社联系到了我叔父，还用通信的方式联系到了好几个“火”姓名人。如他们曾去信问过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厅长的火华，此人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词作家、书法家，河北大学毕业，祖籍北京怀柔，后来回信道：“我不姓火，本名郑桂富，火华只是我的笔名。”还问过当红歌星火风，知情的人告诉他，那也是个艺名，人家姓霍，名叫霍风。看来，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姓火的与另一个姓火的相认，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后来碰到在固原电影院工作的火耀学兄，他说，他家在彭阳新集大火，住在他们那个村子的人，十有八九都姓火，而且他们的名字和我们村里人的名字，几乎出奇地一样。
这大约就是我至今知道的火姓人家最多的另一个地方了。
查互联网“百度”，在“火姓”辞条下有这样的解释：
火姓之说有七种起源，第一说源于燧人氏，出自远古时期发明火的三皇之首燧人氏，属于以先祖名号为氏;第二说源于口传历史，出自远古时期人类朴素自然的辩证思维，属于以五行中的火字为氏;第三说源于苗族，出自东汉末期罗匐（即南蛮）人的首领火济，亦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第四说源于姬姓;第五说源于回族;第六说源于蒙古族;第七说源于锡伯族。
这七种说法每条下面都有详尽的解释。
我又查找到第六说中的“源于蒙古族”。这种说法称火姓出自蒙古族郭尔罗斯部族，属于以部族名称为氏。
这种说法又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原为蒙古族郭尔罗斯氏，亦称郭洛罗斯氏，族中人多为执法官或执政官，世居察哈尔及科尔沁。后有满族引以为姓氏，世居沾河。后改汉字单姓为火氏、郭氏。
第二种，在今上海市浦东闵行区、南汇区，有火氏一族的聚居村。据火氏后人称，他们原不属汉族，属蒙古族，姓也不是火，是蒙古氏，他们的祖上即为开国元勋蒙古・直脱儿。蒙古・直脱儿因其父蒙古・阿察儿征战有功，被封为博尔赤（掌管御膳的官），故以赤为姓氏。赤脱儿在元曾历四朝，立有大功，后被封为昭毅大将军、镇国上将军淮东宣慰使，后又在南方任过嘉议大夫行御史台中丞、资善大夫福建行省左丞、江淮行省左丞等职，最后卒于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任上。由于其后来在江浙行省做官，因而其后裔中不少人定居江南。元朝末年，义军纷起，蒙古后裔受到较大冲击，赤氏一族因此被逼上流亡之路，其中一个支系流亡到了现在的上海南汇。据称，当时他们一路隐姓埋名，朝行暮宿，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盘诘。一天，义军又来查问，不过他们这次不问大人，而问少不更事的小孩。他们问一个正帮母亲在灶下烧火的小孩：“你姓啥？”孩子当时有些发懵，不知如何回答，此时突然灶中火起，小孩便边添柴边大声地说：“火、火、火”。因此顺利躲过盘查。后来他们便改蒙古赤氏为火姓，定居于百曲村，即今上海南汇区金汇镇百曲港一带。火氏定居后，渐渐融合于汉族，至清乾嘉年间已成为该地区重要姓氏之一。该支火氏中最早成名的是火观若和火始然父子，他们同为上海南汇区秀才，学识渊博，且善诗赋，对冯金伯辑成《海曲诗抄》颇多贡献。自火始然后，其弟火锦纹、火金涛、火光大，及火光大之子火文焕等亦为南汇知名人士，喜作文，好诗赋，其中火文焕在清咸丰年间曾继冯金伯之后编《海曲诗抄续集》，名气颇大。
那么，我们流落到宁夏的这一支火姓，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呢？
关于家族
听老一辈人说，我们这个家族曾经有过一个家谱，但不是书，不是写在纸上，而是用毛笔在一面绸缎上写了，像锦旗一样高高地挂在某一家的神案上，供后人祭奠、瞻仰。家谱就等于我们这个家族的神牌。过年过节，或是谁家有红白喜事，便要将这面锦旗请到家里，供全村子的人去烧香，去祭奠。家谱虽然简单，但也一目了然，谁谁家是哪一支、哪一派，锦缎上标注得一清二楚。当然，一旦名字出现在这面旗上，就说明这个人已经故去，已不在人世了。一般来说，往这一面锦旗上写字的，肯定是家族里最有文化也最具威望的老者了。比如谁谁家的人故去，首先要报告给这一位老者，得到大家的肯定与确认，再由老者将名字书写于后，这位故去的人才算真正登堂入室，成为这个大家族中的正式一员。
老一辈人说，这个家谱存在了数百年之久，上面的名字写得密密麻麻。后来“破四旧”，家谱被当作“封建迷信”一把火烧掉，于是我们这个家族从此犹如断线的风筝，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根了。
但我们村里的人却很聪明，他们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划分族系的方法，就是用居住位置来代替族系分支，如住在庙台子下面的，就叫“庙底下”;住在古城原先饭馆一带的，就叫“馆子呢（里）”;住在城墙下面高台上的，就叫“台台子上”;依次还有“火家堡子”“湾儿呢（里）”……等等。我家先人原先可能在村子的北边住着，所以他们便称我们这一门人为“北头子”。
北头子老大――这是村里人对我爷爷生前的称谓。
我太爷是一位老实本份的农民，勤俭持家，平顺度日，他一生最为人称道的豪举就是一连生了四个虎头虎脑的儿子。我爷爷是老大，其次还有二爷爷、三爷爷、四爷爷。四个爷爷长大成人后，赤条条四条汉子，村里谁家也得高看一眼，于是我太爷便成为村里少有的受人尊抬的人。他老人家治家大约也是有一些办法的，因为在他不幸谢世后，他的四个儿子并没有因此打得头破血流，而是仍奉先祖遗训，率领着各自的谱系分支，在一个香案上焚香升表，祭奠先人，至今也没有分开。如此算来，我们这个家族的人，从我太爷开始，到我爷爷这一辈、父亲这一辈、我们这一辈、我们的下一辈、我们的下下一辈，总数已超过了一百余口。
我小的时候，我的四个爷爷都还健在，他们一律戴瓜皮小帽，留修剪得很讲究的三绺长须，对门襟褂子，大裆裤。
我爷爷生于清朝末年，他的脑后至死都留着向后梳的剪发，这大约是某个民间帮派的某种特殊标记吧。
记得最热闹的时候是大年初一，我的四个爷爷都在各自的家里坐了，然后由我的伯父叔父们带领着，一家挨一家地去拜年。一大股子人忽隆隆走在路上，地上的雪也被踩踏得扬起了粉尘。我的四个爷爷坐在自家的炕上，看着一大群儿孙忽啦啦趴倒在地，整齐划一地磕头、作揖，脸上不禁微微笑了。之后便从炕橱里取出香烟、核桃、枣儿，边给大家散边说：“上炕上炕，先暖和暖和嘛。”
但谁也不会真去上炕。
得了核桃枣儿，大家又袖着手，急急忙忙赶往下一家。
我的爷爷们去世后，我的伯父们看上去明显地老了。
我父亲弟兄、家门兄弟共十一人，他们按照年龄的大小都进行了长幼排序，我父亲排行老五。叔父火仲舫排行老八，他是我二爷爷的次子。不管是伯父还是叔父，我们一律称大大，再在前面冠以他们各自的排位序号。如大伯父，我们叫他爹爹，二伯父叫二大大，三伯父叫三大大，四伯父叫四大大……依此类推。
我的最小的十一大大只比我大一岁。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这个家族真正过得有些样子的时候，还是在包产到户之后。那时家家都解决了温饱问题，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红火起来。不知怎么的，家族里就兴起了吃年饭。吃年饭是轮着来的，一年一次，一次一家。吃年饭的这一天，往往就是杀年猪的时候或大年初一。这一天，准备年饭的人家是最忙碌的，他们往往会在几天前就做一些准备工作，如买烟、买酒、买配菜用的粉条和大料，猪杀倒以后，大人们在门前拔毛洗下水，孩子们则已经开始奉命去各家各户请叔叔伯伯。人到齐后，年饭很快就端上来了，是猪肉片子炒粉条。肉片子足有一■厚，白花花地苫在粉条上，看一眼都让人馋涎欲滴。吃完肉，自然要喝酒，这时候主人便要像吃席那样一盅一盅给大家倒。酒是很便宜的本地烧酒，酒盅只有拇指盖大小，倒过两三轮，已经有人捂着酒盅嚷叫“醉了醉了”，便不再喝。那时候，一瓶酒就可以把一炕人喝得很高兴，下了炕个个脸红脖子粗。
年饭吃了十年左右，后来不知怎么又不吃了。
1985年，我们家族在村里出了一次大名。那一年，包括我在内，我的两个叔叔和一个堂兄，我们四人一起上了大学。虽不是什么名牌，但由于是同一年的同一时间入学，于是在村里很是掀起了一些波澜，被人们戏称为“一门四进士”。
由于这种好风气的带动，后来上大学的人就更多了，到我这一辈，和我们的下一辈，读大学的人少说也有十多个。
我这一辈亲堂弟兄共二十一人。由于年龄的差别和人数过多，其亲密程度已大不如前，说到下一辈，有些甚至连名字也叫不出来。只是在谁家有了丧事出门牌告示（即讣告，是阴阳写在一张大纸上以晓喻亲朋好友的，它往往张贴在一块卸了的门板上，内容为亡人的生平及子嗣情况）时，大家才一一对号，这时大家不免有些伤感，边对号边自言自语：“噢，这是谁谁家的老二么，这娃都长了这么大了么……”
之后长长叹息一声。
关于我们的村子
我们的村子很大，有近千口人。它的位置在西吉县兴隆与将台之间，沿着西静（即西吉至甘肃静宁）公路往南走，到王民路口，扭过头朝西看，西边有一座山包，山包及坡上住满人家，远远看去，那山上有房子，有院落，有断崖，有窑洞，有一座被大树罩住的古庙停在山腰，形似一个冠盖。下得山来，一条小河绕村而过，河与山包之间，有一片平展展的川台地静卧其间，田园味道十足。
有一位外地的朋友说，你们的村子，从远处看，有点像敦煌的莫高窟。
莫高窟是座山，我们的村子也是座山;莫高窟有零零星星几棵树，我们村子的树比莫高窟多，但也没有多到把整个儿山头遮住;最主要的是，莫高窟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佛窟，而我们村子也有，不过我们村子的“佛窟”里没佛，那只是一些早年间人们用过的窑洞，久无人住，就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了。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窑洞呢？
村里的老人说：“早年间，这山上筑城，筑城的人多得没地方住，就在半山上挖窑，城筑好了，窑也就留在这儿了。”
老人说的“早年间”，大概可以上溯到北宋后期，而他口中的所谓城，指的自然就是我们村子上面的古城了。古城四四方方，城垣犹在。古城最初的功能是驻军御敌，后来就和其它的城池没有什么两样了。当初修筑它时，肯定耗费过现在无法想象的人力、财力，因为这个地方既不在平坦的原上，也不在河谷川道，它的位置恰恰处在西吉境内的两条河――葫芦河与滥泥河交汇的那个形似笔尖的小山脊上。两条河的河水就像天然的护城河一样绕城而过。筑城之前，这里和周边所有的地方一样，没有道路，没有平地，只有一道像兽背一样高高隆起的山包。多年之前，我曾经爬上过与它相连的另一座比它更高的山上打量过它，觉得它的位置确实非同一般，就军事作用而言，它恰好处在两河及数条沟道交汇的中央，居高临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根据一些零星的史料和现存的地名判断，它当年的景况非同一般。它有南城、北城之分，瓮城在北城的西北角上，被一道略低一些的城墙圈住，有大衙门、二衙门，衙门的样子究竟怎样，现在已无人能说得清了，但根据后来人们平田整地时挖出来的金碗、银碗、金杯、银筷子判断，这里应该殿堂森森，屋舍俨然，是将军和官员们居住办公的地方。出了瓮城，便是外城。外城有驻军，有居民，有横七竖八的巷道和笔直的街市。外城的东北角，现在我们叫它店子院，当年应该是旅人和客商落脚的地方。古城的北门和南门，当年肯定有吊桥、门洞，有厚重的布满泡钉的城门，现在却什么都没有，只有两个豁口张着，任过往的行人和牛羊往来进出。
从现在人们的叫法看，古城外面的两处地方最有特色。北边的地方叫“马圈”，它的位置紧贴古城北墙，四四方方一个大院子，周围的院墙和城墙一般高，其东边的一道叫“马豁口”的深壕，据说是当年战马去河边饮水时踩踏出来的小道，年深月久，现在都成一条大路了。南边城外，一个地方叫“教场”，一个地方叫“杀人圈”。叫“教场”的是当年古人的军营和练兵场，有数十亩地大，被一道矮墙圈住，还能看出个大概轮廓，而叫“杀人圈”的古人行刑和关押俘虏的地方，现在则坍塌殆尽，一点儿痕迹都没有了。
筑这座城的时间是公元1017年，即北宋天禧元年。
如此算来，这古城的驻防历史大概有一、二百年之久，而前后存在的时间当在八、九百年左右，可谓千年古城了。
在西海固，许多原本繁华和具有历史感的地方，都被那场罕见的大地震给毁了，其中包括我们的村子。
我们村子的古城原先有三个不同的名字：邪没笼川、羊牧隆、隆德寨。
为什么这么叫呢？
许多人和我一样，望文生义，认为这些名称肯定与放牧或畜牧有关，有一篇文章还煞有介事地揣测，这里很可能是古人特设的管理畜牧的一个什么机构――因为所谓“羊牧”，看起来实在像是“牧羊”嘛。
后来我查相关资料，才明白大家闹了个大笑话――“邪没笼川”系蕃语，它其实是“斜没笼川”的误读，意思是“一条斜向而流的河流”，这条河，就是现在的葫芦河。葫芦河在过去曾被叫做瓦亭河，也叫陇水。据专家考证，“羊牧隆”其实就是“邪没笼”的讹传，它们其实是由“羊牧”（邪没）和“隆”（笼）两个蕃语组成的一个词组，“羊牧”的意思是黑色，“隆”的意思是河谷，“羊牧隆”，意即黑水河谷。这和甘肃庄浪的来历一模一样。“庄浪”二字也是蕃语，“庄”是野牛，“浪”是山谷，庄浪者，野牛谷之谓也。
至于隆德寨，那确实应该是后来的统治者取字面意思，既而希望此地“德隆昌盛”之意罢了。
为什么是蕃语呢？
难道这个地方曾经被吐蕃王朝统治过？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吐蕃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青藏高原建国的王朝，因与唐朝相生相伴，所以它的历史总是充斥着大量唐朝的故事，尤以众多的公主和亲为最。在前后达二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几易其主，内部纷争不断，不过最后大家都认为，它最辉煌、也最鼎盛的时期还是那个娶了文成公主的松赞干布统治时期。一般来说，它的势力范围应该在青藏高原一带才对，那么，它什么时候竟跑到中国的大西北来撒野了呢？
我赶忙翻阅吐蕃王朝历史，在它的夹缝中，我终于找到了它与我们这个小小村庄的某种渊源或联系――
755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 ，唐玄宗从长安逃到四川，由于唐朝抽调大量对付吐蕃的军队去平乱，使得西部防务空虚，吐蕃趁机占领了陇右、河西等大片地区。在赤松德赞在位时，吐蕃王朝的辖地大大扩张，它与大唐的疆域，东面以陇山为界，北到宁夏贺兰山，南面以南诏为属国。790年后，吐蕃占据北庭、安西，数十年后又失去了。据藏文史籍记载，吐蕃还一度推进到喜马拉雅山以南的恒河北岸。
吐蕃王朝统治我们那一带、也即史书上所说的“陇右”的时间，当在“安史之乱”之后，前后不过数十年。而在这数十年中，一个外来的王朝给另一个地方留下的伤疤存在了一千多年之久而犹有印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
小的时候，我常到古城里和伙伴们玩。那时候，古城里非常荒凉，瓦砾遍地，砖头缝里种着庄稼，所以我们村里的人又把它叫“瓦子窝窝”。在这里，我们放牛、放羊、看护庄稼，兴趣来了，还会在洋芋地里垒“锅锅灶”烧洋芋吃。偶尔地，我们还会在砖头瓦块间捡到一两枚锈迹斑驳的铜钱。
那时候，古城里没住一户人家。
爷爷曾给我描述过他小时候的情形：“房都震塌了，压死的人不计其数，后来这城就废了。起先还有人零零星星住着，慢慢地就都搬了出来。那么大的一座城，没有一个人住，你想那是个啥情形？我当娃娃时，晚上根本不敢从这古城里过，就是在大白天，人的头皮子也发麻呢。有些人说，到半夜里，你如果趴到城边边上听，能听见城里头有脚步声，腾腾腾腾地，就像许多人在忙着赶夜路……”
我赶忙用手捂住了耳朵。
我爷爷生于清朝末年，经历过无数次的天灾与匪患，在他的印象中，古城就像一本活着的史书，无声地记录着我们村子许多年的磨难与曲曲折折。
我记事时，古城已经很平静了，它每年都种满各种各样的庄稼，到秋天时，糜子地里的麻雀起起伏伏，一落一大片，于是满城都响着人们轰赶麻雀的声音。
后来，有一些人家陆陆续续搬进了古城。
再后来，我们村子唯一的一座小学也搬到了这里，暮鼓晨钟，古城又渐渐热闹起来。
站在古城最东边的城墙上，我们村子的一切尽收眼底：房屋、院落、树木、道路，它们像一圈儿青藤从城墙上面披覆下来，呈一个半圆形状将古城紧抱怀中，古朴，安祥。
我们的村子叫火家集，但现在一点儿也看不出它的商业气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