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像子弹一样呼啸
我之所以选择在五月去往毕岭，是因为毕岭的麦子。毕岭的麦地浩浩荡荡，铺开在我少年的光阴里，一年一度，至今结满茂盛的麦子，在我的内心里呼啸。
因为在我少年的时候，就开始听人们重复地说着一个故事，一个发生在毕岭的抗日故事。
毕岭位于泊湖东边的一片平原地区。我到达毕岭的时候，没有风。眼前成片的麦地平铺直叙，向我诉说着七十多年前的那场激烈战事。
那时候，长江游击纵队在宿松湖区成立不久，五十多人，驻毕岭。一九四零年五月间，麦子正出穗的时候，有一天，长江游击纵队副大队长丁忠恩二十余人，在野外演习回来，途经毕岭附近的吴家大屋，在那里喝茶休息，不意被日军密探发现。坝头港据点的日军得到消息后，出动了二百余人，由日军军官野口率领，在汉奸陈士良的“和平建国军”百余人配合下，向毕岭一带水陆并进。第二日傍晚，日、伪军将吴家大屋团团围住，每家门口派两三个兵把守。日军架着机枪，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把整个村子封锁，老百姓一出门就抓起来，残酷拷打、盘问。游击队得知消息，当机立断，将队员散开在毕岭西南九女塘左侧麦地里隐蔽，做好战斗准备。
第三天拂晓，日、伪军分三路往毕家岭包抄过来。他们化装成新四军，冒充鄂豫挺进纵队。当他们进入游击队伏击圈时，丁忠恩一声令下“打！”队员们立即把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敌人接二连三地倒下，但他们仍然继续向前进逼。丁忠恩在一个小土坡上指挥战斗，当日军临近阵地时，游击队一阵机枪、手榴弹猛烈射掷，日军伤亡十余人，只好后撤，第一次冲锋被打退了。敌人调整一下火力，又发起第二次冲锋。这次，他们不敢上前，驱使伪军上前充当炮灰。伪军除擅欺压百姓外，没有什么作战能力，一触即溃。这时，敌人耍起鬼花招，站在远处向麦地里的游击队喊话，什么“新四军生活苦呀”“当新四军没有钱用，当建国军有钱呀”等等，妄图涣散游击队军心。游击队的战士们听了这些话，怒火万丈。当过红军班长的向管昌一枪打死一个日军军官。日军气急败坏，又疯狂地连续发起第
三、第四次冲锋，均被打得狼狈不堪。最后只得朝麦地里乱打几炮，灰溜溜地逃走了，回到坝头港的老窝。
这次从早上五点一直打到下午五点，游击队打退了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打死打伤日、伪军七十余人，游击队机枪班班长严有富战死。这次战斗，被当地老百姓和游击队誉为“毕岭激战”，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现在，我在毕岭的这块土地上，站在辽阔的麦地边，看麦芒齐刷刷刺向天空。
听毕岭的老人说，那次“日本佬”来打毕岭，是因为长江游击纵队在两个月之前，也就是三月下旬，联合宿松县常备队一千多人，连夜突袭了二十里开外的日军坝头港驻地，包围了日军座营，打死日军数十人，缴获枪支数十支。日军受到这次打击后，对湖区抗日武装长江游击纵队的发展引起了高度恐慌。他们处心积虑，想一举消灭长江游击纵队。
我父亲在我小的时候就告诉过我，因为泊湖湖区水道如网，蒿禾丛生，水草密布，日本人在坝头港扎营，可以从坝头港长驱直入征战方圆几十里的每一个地方，迅速消灭我们的抵抗力量，却对隐匿游走于泊湖湖区的游击队们束手无策。对于日本人来说，泊湖不亚于迷魂阵。
回想着七十多年前的那场血战，我游走在麦地的边缘不愿离开。看粒粒金黄饱满的麦子，它们像子弹一样安静。忽有几只惊起的小麦雀，嗖嗖划破五月的天空。我沉浸在毕岭的碧血往事里，以为是飞起的麦粒，像子弹一样呼啸。
我的内心也是，如这麦子，子弹一样呼啸。
洪家岭的碉堡
洪家岭有四座碉堡，东西南北四座山上各有一座，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建的。
这四座废弃的碉堡庇护了我的成长。小的时候，我常常和玩伴们在碉堡里“打仗”，稍大了又到碉堡上念书，后来我还在碉堡上教过书。
我童年最美好的事情，除了下泊湖里游泳、划船，到湖边丛林里捣鸟窝、捉迷藏，就是爬到洪家岭的碉堡里“打仗”。“打仗”的时候，分两派，一派在碉堡里面，一派躲在下面的壕沟里，双方用鹅卵石相互攻击。有一回，我额头上被石头砸起了一个大包，都没有哭。回家以后，父亲发现我头上一个大血包，就逼我交代。我说是江屋泽旺用石头砸的，父亲就牵着我到江屋泽旺家，找到泽旺父亲要理论。泽旺吓得不知道跑哪去了。泽旺父亲赔了理，硬要给几个鸡蛋，叫我回家补一补。
七十年代，洪家岭上岭头的碉堡山上建了学校，我在那儿念书。那个碉堡就在学校操场中间，被整理成了一个高高的平台，上面插着红旗。领操的同学和开会训话的老师就在上面，我们在下面。好几次，学校请来老革命给我们做革命传统教育，就在这上面讲了好多故事。有一次，一个老人讲到他们在碉堡里御敌激战的事情时，流下了热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若干年以后，我师范毕业，二十岁的我恰巧又分配在这所学校教书。由于学校几度搞基建，把这个废弃的碉堡平台挖平了。我的学生们只能看到山下面当年挖的战壕。历史的影子在时光里渐渐模糊，只寂寂地藏在我的心里。
其实洪家岭早就不叫洪家岭，而是叫作东洪。这是解放后改的地名。因为宿松县以前有两个洪家岭，另一个在宿松西南边，我们这个东边的洪家岭就改成了东洪。但是，我们当地人半过多世纪以来一直都还称洪家岭。我在内心里也一直拒绝把它称作东洪，因为东洪永远只是一个地名的称呼。而我们的洪家岭，却因为那一段喋血历史，早已经刻在我们当地人的骨头里了。
当年，我们湖区是革命根据地，很早就有共产党组织和武装力量。抗战初期就成立了泊湖地区人民自卫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调整战略布局，命七师挺进团开进我们湖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打通与据鄂东的新四军五师的战略通道。
一九四一年夏，七师挺进团千余人，从大别山腹地分三批进入泊湖湖区，先期到达的两批，分别驻扎在王家墩、安岭上等地，团长林维先随第三批到达，就驻扎在洪家岭。后来团部设在王家墩，与宿望独立团团部设一起，便于统一指挥，协调作战;与驻扎在洪家墩的新四军五师独立五营遥相呼应。 七师挺进团到达湖区后，根据地发展迅速。当年年底，新四军在湖区一共建起了十七座碉堡。其中，因为洪家岭地处湖区要道，七师挺进团就在这里建起了四座碉堡，互相呼应。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在安岭上的护云庵成立了宿松县级抗日民主政权长宁行政公署，动员宿松民众全民抗战。
湖区抗日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日军、汪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高度恐慌。他们分别向根据地发起强烈攻势。在来自敌、伪、顽三方的重重压力下，半年的时间内，新四军大小战斗就有三十多次。新四军所向披靡，狠狠打击了敌、伪、顽。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国民党顽军调集三千多人的部队，疯狂围剿湖区，分东西两路夹击我根据地。东面他们进攻王家墩一带，西面他们进攻洪家岭。新四军经过七天七夜的激烈战斗，最后被迫突围，实行战略转移。这就是新四军历史上著名的泊湖战役。在王家墩一战中，新四军宿望独立团团长刘宗超、代团长孙冠英先后战死。挺进团团长林维先当时就在洪家岭指挥西线战斗，于一月八日突围，乘船渡湖到南部洲区，经望江、怀宁，转移至大别山，继续战斗。
洪家岭的碉堡，以及碉堡附近纵横交错的战壕，依然还在。只是那些碉堡，历经时间风雨的剥蚀，只剩下历史的影子。而那些战壕，却经岁月的冲刷，愈来愈深，一直通到我们洪家岭后生们的内心。
严家祠的茅草与松风
严家祠已经不是一座祠堂，而是一个符号，一个地方历史地图的标记。
泊湖南岸有一个湖汊名字叫作叶家河，严家祠就在叶家河后梢一座山的半坡上。我童年的时候就多次到那儿去玩过，那个村子名叫严家畈，离我家大约一两里地的样子。我去那儿玩，是因为我父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新四军和“广西佬”在严家祠堂曾经打过一场恶仗！
但是，我所看到的却是一个长满茅草的荒坡，在夏日的阳光下显得异乎寻常的寂静。只是能隐约看见有一处比较平坦，像房基的样子，我想这大概就是严家祠。不过严家祠后面的松树林还在，这儿也是寂静的，除了忽忽的松风。
但是，我已经能够想象，这寂静的背后，那密集的枪声。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调整战略布局。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新四军七师挺进团一连六十多人驻守在严家祠，离严家祠七八里地的八里垅和十余里的安岭上一带，也驻有挺进团的人。父亲说严家祠连长姓江，当时严家祠有十来间房子，门前有一对石头狮子，前面和两侧是开阔平坦的田畈。中秋节前一天，国民党“广西佬”出动一个连一百多人，由一个姓杨的连长率领，与许岭汪庆豪的清乡队三百余人一起，企图进攻严家祠。当时他们除了长短枪人人都有外，还有三挺机枪，三门大炮。
那天天刚亮，“广西佬”和清乡队到达严家祠附近大约一里地的洪家岭街。洪家岭街上的人假意欢迎他们，杀猪摆酒留他们吃饭，故意拖延时间。大约九点钟的时候，他们正在吃肉喝酒间，遭到新四军百余人的突然袭击。他们仓皇逃往清乡队老巢许家岭，沿途死伤十余人，其中还有一个排长。他们在逃跑时抓去了洪家岭九个人，第二天在许家岭下街头把这九个人枪毙了。
四天以后，他们来报复新四军。这次“广西佬”出动一个团的兵力，加上汪庆豪的清乡队，总共有一千余人，进攻严家祠。这次天还没亮他们就赶到了洪家岭，立即兵分三路迅速将严家祠团团包围，附近的严家畈、清明峦到处都架了机枪、大炮。当时严家祠里新四军只有六十多人，除了步枪和一些手榴弹外，只有一挺“俄国造”。我问“俄国造”是什么，父亲说是机枪，重机枪。
看到这种情况，新四军一枪不发。父亲说，他们只在严家祠里吃早饭，把肚子吃得饱饱的，准备打大仗。吃过饭后，就开始突围。父亲描述当时的情况说，他们突然打开祠堂大门，以门前的石头狮子作掩护，将“俄国造”架在石头狮子上，机枪手跪在地上扫射，旁边两个人不断用力向前滚动石头狮子，向前推进。同时，其他的人掀开祠堂四角的屋顶，向包围的敌人投掷手榴弹。父亲说，当时那个机枪手的双膝全拖破了，地上都是血。就这样，他们迅速突破了敌人的包围，把队伍拉到了祠堂后面的山上。他们边打边撤，转移到敌人后面的清明峦、大田铺。不久，九成、安岭上的新四军赶到，将敌方前后夹击，迅速扭转局势，乘胜追击。父亲还说，“广西佬”有一个连被新四军追到洋普庵西边的乌汊埠，无路可走，企图涉水过河。因为水深，新四军又在湖边放枪，最后包括连长在内的八十多人，只有向新四军缴枪投降了。
我童年和少年的时候多次到严家祠后面的山上去玩，就是为了印证父亲说过的故事，试图去寻找当年的蛛丝马迹。特别是后来父亲说过一个人的名字，我就断定严家祠的枪声肯定与这个人有关。他叫严仲怀，山下面靠近湖边严家小屋的人。
我知道这个人以后，就一直在心里琢磨，这个祠堂，这座山，这片松树林，包括我脚下的这片湖边土地，到底埋藏了多少神奇的故事？再后来，我的确在地方书籍里惊异地发现了严仲怀的名字，他是我们湖区最早期的革命者。一九二九年开始，严仲怀就多次在这座山上的松树林子里召开秘密会议，发展共产党组织。一九二九年也是中秋节前的一天，他们就是在这片松树林子里开会，确定发展宿松湖区的共产党组织。不到一个星期，湖区最早的党支部就在这片松树林里成立，严仲怀任支部书记。一九三年的最后一天晚上，严仲怀带领一百多人，连夜赶往许家岭参加许岭暴动，就是从这里集中出发，然后埋伏在许家岭附近的茅屋店，与潜入许家岭街上的游击队里应外合，按预定计划内外夹击，发起暴动。只可惜，枪声还没响起，因为消息泄露，终止了暴动。
严仲怀后来转入地下活动，被捕入狱，到抗战爆发释放。直到严家祠枪声的第二年，严仲怀在湖上收税，被敌人的机枪射中，血染了湖水。这是地方史书的记载。
严家祠的枪声已经停歇了七十多年，但它一直回荡在我故乡广阔的湖面上，也一直响彻在我一个人内心的空旷处，就像那片荒坡上寂静的茅草，以及那片松林里忽忽的松风，岁岁枯荣，万年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