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舜臣先生去世了。翻一下他的书目，几乎全是写中国。对这位日本作家格外悼念，也是念在他写中国历史，念在华裔。著名评论家加藤周一说过：“陈先生极流畅的文章有一种气质，那种气质大概是文如其人，一定也来自中国古典文艺的教养。”加藤认为战败后作家们对于汉诗文基本是文盲，日语散文日益失去了气质。
我记起陈先生的随笔《日本人与中国人》，1971年出版。转年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陈舜臣说：“要和邻人搞好关系，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邻人跟自己不一样。不要在自己的头脑中随意制造邻人的形象。随意造出个别人的形象，人家跟这个形象不符就生气。”世界上最被中国人想当然的民族就是日本了，所以我们应该读《日本人与中国人》，应该读《菊与刀》。
美国人鲁斯・本尼迪克特探究日本人，贡献了《菊与刀》。或许也有点超英赶美的心理，好些人抱怨我们的日本研究没写出如此经典。中国确无“菊与刀”，但有周作人，他的日本论足以与之媲美。不过，出于另一种心理，或许又有人遗憾他关于日本终未写一部专著，长篇大论。
说道日本，论说日本，对日本人评头品足，日本就叫它日本论、日本人论。说来世界上最古老的日本论出自中国人之手，即陈寿《三国志》中有关日本的记述。可在这事上，好像中国人特别谦虚，公认中国研究日本远不如日本研究中国。这像是事实，但自有其历史原因。
日本人研究中国的传统长久而深厚，起码有两个原因：一是它位于汉字文化圈边缘，仰中国为师;二是要侵夺，所以连大陆哪里有个小煤矿都记录在案。与此相对，中国有事才注意这“蕞尔小国”。譬如明代，虽然倭寇颇多中国人山寨，但毕竟寇起于倭，就有了《筹海图编》之类。到了清末，黄遵宪第一个实地考察了明治维新，撰著《日本国志》，惜乎被久束高阁，人们读它是甲午战败以后了。
日本人把《菊与刀》奉为经典，有它的历史背景。1948年，日本人灰头土脸，价值观混乱，不知怎么往下活，突然舶来这么一本书，本来美国人写给自己看的，日本人却从中看见自己，看的是自己在美国人眼里什么样。原来日本文化还有个型，作为“耻文化”与西方的“罪文化”相对，平起平坐。从此日本人更爱日本论，当然，也可能近代以来活得不安生，用更无情面的解剖来自拔。
欧美人写日本当然跟自己比较，而近代以来日本人研究日本，写日本论，拿西方作参照，跟地理、历史、文化都非常遥远的西欧相比。盆景、算盘乃至汉字，西方人以为是日本的，可我们一看，都是中国的。中国人走上东京街头，只要不开口，真看不出是老外，但仔细观察，举止做派就露了馅。这种观察，恐怕只有中国人韩国人做得来。周作人说：“西洋人看东洋总是有点浪漫的，他们的诋毁与赞叹都不甚可靠，这仿佛是对于一种热带植物的失望与满意，没有什么清白的理解，有名如小泉八云也还不免有点如此。”《菊与刀》论日本人，很大程度上论的是东方文化东方人，好像隐约说到了自己，我们中国人读来也有趣。
人们乐道《菊与刀》揭示日本人的两面性，这恰恰不是它的一大发明。周作人早就说过：“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周作人正是为解答这个疑情或奇迹，多方面砌筑他的日本论。
周作人观察日本的基点是他怀念东京的心情。他喜爱日本，首先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感与批判，唐的宦官、宋的缠足、明的八股文、清的鸦片，人家都不曾拿去，拿去的都是好东西，这使他更突出日本的好。
一些中国人日本住得比他久，但没有他那样的中国素养，没有他那样的阅读能力，至于观察与书写倒在其次。《日本第一》（傅高义著）之类著述畅销一时，终究是属于国际关系论或国际社会学的研究。周作人的日本论具有比较文化、比较文化史的价值，至今不过时，虽然读来不大如当代中国语译本那么平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