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日战争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几十年来，中国学界围绕“日本如何侵略中国”和“中国如何进行抵抗”两大主题做了许多工作，但对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缺乏关注，这方面的著作不太多。近年来，这一研究短板有所改善，浙江理工大学渠长根教授发表的《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就是其中颇有深度、颇具新意的一部专著。文章将就其框架，择要加以评介。
【关键词】侵华思想理论；学界；军界；政界；财界；天皇制；日本民众；东亚
抗日战争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几十年来，中国学界围绕“日本如何侵略中国”和“中国如何进行抵抗”两大主题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值得称道的学术成果，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对日本侵华的政策、过程及其罪行倾注了过多的研究热情，鲜少对日本侵华思想理论进行系统研究，这是相关研究的一大短板。
值得高兴的是， 近年在一些知名学者的不断呼吁下，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所起色。浙江理工大学渠长根教授的专著― 《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新华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首次明确提出了“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概念，并系统地加以论述，成为近年颇有深度、颇具新意的中日关系史及抗日战争史学术成果之一。笔者就其框架，择要评介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
渠长根先生认为，较之日本学界，中国学界关于日本侵华思想渊源的研究著述很少，值得称道的只有昆仑出版社于2005年6月推出的一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包括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教授的《日本右翼言论批判》、《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以及辽宁省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中心朱红深先生的《日本对华教育侵略》，共四本），还有华东师范大学谢俊美教授发表于《福建论坛》的《近卫文O的侵华思想述论》，这些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很多不足，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日本侵华的来龙去脉，不利于深入揭批日本侵华，促使中、日两国在正确的历史认知基础上建设面向未来的双边关系。这是值得中国学界深思和改进的，也是他进行“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研究的旨趣所在。
二、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发展轨迹
三、分布在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侵华思想理论
渠长根先生认为，日本侵华思想理论分布于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所有提出者基于不同角度，共同关注了同一个问题 ― 日本的生存，并将解决问题的关键集中于侵华，因此，提取日本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的代表人物充分挖掘，揭示他们言行举止和思想深处的侵略扩张成分，是我们深入揭批日本侵华罪行的逻辑过程和必要举措。学界、军界、政界、财界作为推动日本侵华的四个主要领域和层面，是重点考察的对象。
学界是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缔造者、传播者，也是侵华活动的鼓励者、辩护者，在中日战争的战前、战中和战后都积极参与，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明治维新后在野的一批学者，如福泽瑜吉、中江兆民、冈仓天心、武者小路笃实、保田小重郎等，都从不同角度阐发了侵华思想理论，自觉或不自觉地促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形成。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理论又为一些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提供了大量素材，成为这些人制造侵略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北一辉在歪曲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并杂糅“东亚联盟论”、“保全中国论”和“大陆政策”等思想理论基础上炮制的“国家改造”学说就是其中集大成者，对20世纪30、40年代的日本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将这个国家在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推越远，最终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劫难。
财界通过提供丰厚的物质支持，对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形成、演变和实践也发挥了积极作用。20世纪前期，日本右翼团体的活动资金主要来自三井、三菱、住友这三大财阀。二战期间，大小日本财阀积极追随政府的侵略政策，成为重要的帮凶。1945年，美国人彼逊在其发表的《日本的战争经济》一书中，严厉驳斥了将日本财阀当作“和平者”的怪论，坚决主张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日本人铃木茂四郎在其《财界做了些什么？》的论文中，也认为一旦财阀的“机密开销被强权揭露出来，也就可以推定，他的罪责在所难逃”。战后，由于日本财阀没有得到彻底地整肃，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恢复，它们又恢复了对右翼势力的经济支持，成为日本历史问题始终得不到清算的主要经济因素。
四、日本侵华思想理论与日本社会变迁
渠长根先生认为，凌驾于诸端之上、与神道紧密结合的近代专制天皇制，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得以确立的根基，成为近代日本对外穷兵黩武、为祸深重的罪魁祸首；明治至昭和时期的诸多政治谋杀事件，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和政党政治激烈博弈的情境下，法西斯分子受狭隘民族性和武士道精神驱动而实施的极端行为，是侵华思想理论行为化的重要助推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在求强、求富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民族优越感，在一次次侵华活动轻易得手后，对中国愈加不屑，加剧了占有欲和侵华意识，成为侵华思想理论行为化的心理源头。
五、日本侵华思想理论与中日关系
渠长根先生认为，甲午战争以后50年的中日关系史，可以简单化为日本侵华和中国反侵略的历史，尽管战后日本有不少人一直企图歪曲、否认这段历史，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它记忆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磨灭的。战后几十年来，中日关系之所以时常磕磕绊绊，总是停留在“遥远的近邻”状态，人民彼此难以形成亲和感，与日本始终不能本着正义和公理的原则认真清算侵华战争责任有着直接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右倾化趋势愈加明显，歪曲、否认侵略历史的事件层出不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日本社会内部来看，其一，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与狭隘的排外心理兼容的双重国民性，造成日本民众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观念，服从成为一种政治美德，面对社会和政府人员的右倾化言行，很少有人表示反对，更遑论批评；其二，注重面子和讳言忏悔构成的独特耻感文化，也成为很多日本民众不愿反省战争责任的重要心理因素；其三，日本通过努力，在战后重新崛起为经济大国，逐渐修复了“战后出现的自卑感、宿命的悲观论 …… 对海外的谨慎态度的言论等”，新的民族优越感重新树立起来并日益强化。从外部环境来看，其一，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严厉惩处，但因冷战很快到来，它出于一已之私，大幅度调整了对日本的政策，急于使其成为反共的桥头堡，导致相关处置极不彻底，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复苏提供了温床；其二，遭受日本侵害的周边国家出于各种原因，或怠于、或放弃了对日索偿，使日本从未认真进行过战争赔偿，客观上使不少日本民众混淆了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邪恶的界限，从而为歪曲、篡改、否认历史，拒绝反省埋下了伏笔；其三，日本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经常将经援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牵制一些发展中国家，使其投鼠忌器，对日本的右倾言行不敢过于反对，这也是日本巧妙运用自身软实力的一种方式。总之，日本社会的右倾化不仅是日本自身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外部力量自觉与不自觉放任的结果。
从思想层面上继续清算日本侵华战争责任，不仅是发展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的题中之义，也是日本能否转变为正常国家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步骤。
六、近代东亚格局的嬗变及其原因
渠长根先生指出，晚清以前，中国凭借辽阔的国土、庞大的经济实力和昌盛的文明，长期处于东亚秩序的核心，一方面培养了自身独特的世界观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向相对外围的朝鲜、日本等国持续传播“天朝上国”的文明和威严，不断形塑他们对中国的仰慕、依赖和尊崇，籍以维系传统的宗藩体制，保持了东亚的长期稳定。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挤压和诱引，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传统宗藩体制加速解体，朝鲜半岛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成为地区矛盾的聚集点和爆发点，日本凭借海洋天堑和对东亚变局的主动调适，很快在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对华态度逐渐由轻视向辱华、侵华转变，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侵华思想理论，并在其指导下屡次主动挑战传统的东亚秩序，最终将积贫积弱的中国赶下神坛，彻底颠覆了东亚旧秩序，成为暴掠成性的侵略者。这就是近代东亚“礼崩乐坏”、冲突不断的历程和缘由。 七、笔者对于此书的几点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