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人的日本观是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薛俊的日本观则是明代日本观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本文以《日本考略》为中心，主要从日本人、寄语、朝贡等方面深入分析薛俊的日本观。他对日本的认识，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创新，代表着浙江人日本观的较高水平。
[关键词]日本观；薛俊；《日本考略》
《日本考略》
（1）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日本的专著，自此书之后，出现了《筹海图编》等一大批研究日本的专著。要说史学界对《日本考略》的研究，当推中日关系史研究专家汪向荣先生，汪向荣先生对此书的版本、内容做了深入的研究。本文以《日本考略》为中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主要从认识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薛俊的日本观。
一、薛俊及《日本考略》
宁波争贡事件给宁波甚至整个浙江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定海知县郑余庆命令薛俊撰写了《日本考略》，“以便御边将士之忠于谋。”[2]15b《日本考略》全书共十七略，虽然内容叙述十分简略，但是所涉范围十分广泛。本书的第一个突破，就是在编纂体例以及格式上，另一个突破表现在薛俊对日本的认识上，他对日本人、日本语言、明日朝贡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二、薛俊对日本人的认识
缚婴儿于柱，沃之沸汤，视其啼号以为笑乐。捕得孕妇，则计其孕之男女，剔视以赌酒，荒淫秽恶，至有不可言者。吾民之少壮与其粟帛席卷而归巢穴，城野萧条，过者殒涕于是。[2]15b
他在《评议略》中还写道：
因肆奸谲……出没海道而窥伺我，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侵夷则卷民财，朝贡则瞻国赐，间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得，其计之狡如是。[2]28a-29b
可见薛俊眼中的日本形象已经变得极其丑恶，不仅残忍、凶悍，而且狡诈、狼贪。特别是目睹宁波争贡事件给百姓造成的巨大灾难，薛俊把日本人的形象和对倭寇的认识完全联在了一起。此时的日本人应当分成两类，一类是日本民众，另一类是倭寇。显然薛俊把倭寇和日本民众完全等同起来，这是受倭寇大肆侵袭的影响，倭寇侵袭手段不仅暴虐无道，而且对沿海人民的骚扰反复无常，所以在薛俊等沿海人民的眼中，倭寇就是“狼子野心，剽掠其本性也”、“其性多狙诈狠贪”。但是薛俊却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把倭寇笼统的看成日本人，因此对日本人的本性产生了极坏的认识。倭寇只是日本人中的一部分，不能代表所有的日本人，在这一点上，薛俊的认识未免有些片面。但是，这也是可以原谅的，深处倭寇侵袭严重的最前沿，直面倭寇的恶行，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是可以理解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薛俊对倭寇的描述则反映了倭寇侵扰的严重性，人民对其深恶痛绝，这直接代表了浙江，以及整个东南沿海深受其害的百姓的心声。
较之薛俊，稍后成书的《筹海图编》的撰者郑若曾对此问题则有了新的认识，郑若曾不仅列出入寇者之地区，多为离中国较近的九州地区，而且认识到日本人有贫有富，富者人民素质比较高，人不嗜杀，人有不平事，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使来中国，也多是登贡舶，或登商舶，与中国进行友好的贸易往来；而入寇者多是贫困地区之人。郑若曾的这种认识显然要比薛俊的认识更深入，而且更加客观。认识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从薛俊和郑若曾对日本人的认识来看，这种趋势是在不断前进的，浙江人民对日本的认识逐渐清晰。
三、薛俊对日本语言的认识
四、薛俊对朝贡的认识
嘉靖年间伴随着倭寇侵扰的严重性，薛俊对中日之间的朝贡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薛俊在《朝贡略》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四夷咸宾……然彼狡者倭挟虚名以窥厚利，而使吾民脂膏，竭于供奉，吾民之命，悬于锋镝，父母斯民者，亦何忍乐受其名而不恻然于中邪？[2]15a
很显然薛俊对当时中日之间的朝贡是存在质疑的，在他看来，中国以上国的名义赐以厚利，只是显示上国的威名而已，根本不在乎朝贡物品的多少，更不在乎在这种贸易中是盈利还是亏损，只是图一纸虚名而已，中国对其施以仁义，而日本却“挟虚名以窥厚利”，使“吾民之命，悬于锋镝”。正是这种朝贡贸易给倭寇的侵袭带来可乘之机，从而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
结语
薛俊的日本观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以薛俊为代表的浙江人的日本观，不仅体现了较高的水平，而且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与地域特征。
薛俊不仅对日本人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开创寄语的形式从语言的角度来认识日本，朝贡方面，认识到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其实质是一种不平等的贸易方式，倭借朝贡臣服，行盗寇之实。明代浙江是受倭寇侵扰最严重的地区，同时也是关注日本和防御倭寇最多的省份，而薛俊则是浙江知识分子阶层中关注和研究日本的第一人。他对日本的研究对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此之后涌现出像郑若曾、郑舜功等一大批研究日本的士人。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日本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而薛俊对日本的认识则直接体现着明代浙江人对日本认识的较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