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慈禧太后在垂帘听政初期，忧虑官场腐败给清王朝统治带来的危机，对吏治进行了大力整饬，采取了鼓励大臣谏言、处置贪官污吏、严格考核官吏等系列举措，一度整肃了纲纪。慈禧太后整饬吏治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王朝统治，保住个人权力，这就导致出现名实不符的异化现象，使吏治整饬流于形式。
[关键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整饬吏治
慈禧太后在1861年8月联合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掌控了朝政，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垂帘听政之初，慈禧太后表达了虚心求治的愿望。她“命南书房、上书房翰林等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前史垂帘事迹，择其可为法戒者据史直书，简明注释，汇册进呈”，取名《治平宝鉴》，以资借鉴。[1]卷二三并仿照经筵之例，派翁同等人定期进讲。同时，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危局，巩固统治，慈禧太后针对当时官场上盛行的贪污贿赂、横行不法等腐败风气，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整饬，一度使纲纪为之肃然。
一、慈禧太后对官场腐败无能的忧虑。
慈禧太后在下诏惩处八位赞襄政务大臣的次日，就以同治帝载淳的名义发布谕旨，在叙述了事件的缘委经过后，对众王爷大臣们提出了警告：“倘敢纳贿招权舞弊，以致蠹国病民，则法律者朕受之列祖列宗，与天下臣民共之，何敢稍有枉纵以拂众情！”[1]卷六她要求群臣对于贪腐、擅权等不法之徒要敢于弹劾，倘若仍旧像以前一样保持缄默，则不能宽宥，从而表明了要从严治吏、不姑息养奸的决心。随后发出的一连串谕旨，又对当时存在的官员贪污、司法腐败、拉帮结派等问题进行了申斥。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二十七日，慈禧又以同治帝载淳的名义发布谕旨，对吏治腐败状况，特别是外省基层吏治的腐败现状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析，指出了设局捐厘、民间词讼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差役勒索、官员徇庇、私拜师生等腐败现象，对地方官吏提出了警告：“嗣后务当砥砺廉隅，各知自爱，如有仍前恶习，必当予以重惩，毋谓言之不豫也。”[1]卷八
她对清王朝地方大员提出了要求：“封疆大吏，当勤求闾阎疾苦，加意抚恤；清讼狱，勤缉捕。办赈积谷，饬有司实力奉行；并当整饬营伍，修明武备，选任贤能牧令，与民休息。”[2]列传一后妃她认为州府县令为亲民之官，贪腐将会扰累地方，所以，对于腐败地方官吏，应该先撤职后查办，“如有贪酷确据，即行从严参办，以儆官邪。”[1]卷二
二、慈禧太后在垂帘听政初期对吏治的整顿
（一）鼓励大臣谏言
慈禧太后临朝称制后，深感肩负重担，欲求兢兢图治，又深恐政务纷繁，措置失当，所以寄希望于诏旨求言。辛酉政变后第三天，慈禧太后即以小皇帝同治的名义颁旨求言。谕旨先是指出了近年来“言路闭塞、公论弗伸”的问题，接着表明朝廷将广开言路，鼓励直陈，“通谕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务期各抒所见。毋以空言塞责，以副朕侧席求言之至意。”[3]110
此后，慈禧太后在掌权初期的一段时间内，多次颁布求言的诏书。据《清史稿》记载：慈禧太后临政后，“旋用御史徐启文奏，令中外臣工于时事阙失，直言无隐；用御史锺佩贤奏，谕崇节俭，重名器；用御史卞宝第奏，谕严赏罚，肃吏治，慎荐举。命内直翰林辑前史帝王政治及母后垂帘事迹，可为法戒者，以进。”[2]列传一后妃可见，在秉政初期，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还在进行之时，慈禧太后非常注重鼓励大臣进谏，并听取谏言。
（二）处置贪官污吏
辛酉政变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统治集团，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扑灭蔓延已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渎职失职、贪贿腐败的高级官吏进行了严厉惩处。何桂清、胜保、庆英等大员被处死或被罢官，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官场。
处死骄纵贪淫的胜保。咸丰帝死后，手握京畿主要武装力量的胜保以所辖武力为后盾，全力支持慈禧、奕发动辛酉政变，从而成为同治新朝的功臣。胜保本人恃功而骄，专横跋扈，并多次庇护“降而复叛”的苗沛霖与宋景诗部。从中枢到地方，许多军政大吏纷纷上奏，揭发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等罪状。[2]列传一九○胜保传清廷以“讳败为胜，捏报战功，挟制朝廷”为由，将其革职逮问，同治二年七月以“贪财好货”、“贪淫无状”等罪名赐令其自尽。
（三）考核官吏，选拔人才
同治元年正是对官员三年一次考核的时期。慈禧太后决定通过考核，裁汰一批庸懒散奢、老弱不堪的官员，振作萎靡已久的官场。于是，为防止贿赂受托、敷衍徇庇的情况出现，她亲自掌握这次考核的奖惩大权。在奕提供考核依据后，两宫太后就分别召见各级官员，依据政绩，给予考评奖惩。慈禧太后把握以官声、政绩取人的考核原则，对于政绩突出者，如潘祖荫等给予破格提拔；对于平庸衰朽者，如光禄寺卿雷以等人，不论是否到龄，都勒令“致仕”。她还打破满汉界限，将一些年富力强、有进取心的汉族官员安排到了重要岗位上。这次考核对于改变官员尸位素餐的现状、减轻官员老龄化、提高行政效率等产生了积极作用。
三、对慈禧太后在垂帘听政初期吏治整顿的评价
（一）整饬吏治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统治，保住权力
慈禧太后是个权力欲极强但并不具备政治远见的统治者。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力建立在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之上，而贪污受贿、吏治腐败已经成为清王朝的痼疾和毒瘤，不对此痛加整饬，她将面临统治危机。因此，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以维持清朝统治，提高个人权力以威慑群臣，她必须严惩官吏腐败。
（二）整饬吏治中出现名实不符的异化现象
慈禧太后以整饬吏治为名消除异己，与中央的奕、地方上的湘淮军势力争夺控制权。
恭亲王奕位高权重，是慈禧太后掌控皇权的潜在威胁。因此慈禧以吏治问题为借口清除奕的一些党羽。例如胜保与奕互为援手，互相笼络，慈禧太后就必先除胜保而后心安。
湘淮军集团在咸丰朝末年开始崛起，势力迅速膨胀。同治二年（1863年），湘淮军代表人物有十四人出任督抚，且他们实权远超此前的督抚。慈禧太后在这场权力控制的角逐中，打着整饬吏治的旗号，罢免了严树森、刘长佑等七八个湘淮军督抚。
慈禧太后以整饬吏治为名、行争权夺利之实的举措，致使许多官员产生了不担心因为贪污腐败受到惩处、而是怕在政治斗争中站错队的心理。
（三）慈禧太后本人目光短浅，贪图享受
慈禧太后对吏治整饬与个人廉洁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清醒认识。慈禧并不注重廉政制度建设与个人廉洁操守，在她控制朝政的四十八年间，时局危难，财力枯竭，人民生活艰辛，而她本人在操弄政权之余极尽奢华享受。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Mote）曾这样描述她：“她不是一个目光远大的统治者，不说别的，单是幕后操掌大权期间定期表现出来的刚愎自用和恣睢暴戾行为，以及她的身份和手腕所造成的派别倾轧和腐败堕落这些罪恶现象，就进一步削弱了本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4]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