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后初期，美国对苏政策发生了从合作到遏制的明显转变，其对苏政策的稳定性遭受持续性动摇和挑战。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战后初期美国政治力量格局的消长变化来探索影响这一时期美国对苏政策稳定性的诸多因素。
关键词：战后初期；美国；对苏政策；稳定性
战后初期国际格局最深刻的变化莫过于美苏两极格局的确立。由于国家安全、发展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美苏两国关系迅速由战时盟友转化为竞争敌手。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美国因素尤其值得注意，其发端于战时的对苏合作政策明显受到来自总统本人及其决策班子两方面的共同挑战。
一、试分析杜鲁门个人特质对于其苏联政策稳定性的影响
应该说，战后初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执政之初对苏合作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连贯性，罗斯福时代的大国合作方针得到一定程度的继承，即美国同苏联友好合作的目标如故――以两极格局的稳定来确保美国全球利益[1]，但为实现此目标的具体的政策工具已然转换。这一部分提到，缺乏处理对外事务的经验的杜鲁门处于巩固总统权力的考虑，在涉外决策方面显得更加高效果决，与罗斯福时期的慢条斯理井井有序相比甚至略显草率。对杜鲁门的行为逻辑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作为在全球尤其是美国国内享有崇高威望的罗斯福总统的继任者，杜鲁门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在罗斯福的巨大阴影中的――包括对苏友好合作的罗斯福的“外交路线”仍旧深层次地影响着其的决策过程；但是，富有拼搏精神和进取意识的平民草根阶层出生的杜鲁门，也不会轻易在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对苏策略设计上对罗斯福亦步亦趋，搞“萧规曹随”，因为这不仅不适应当时即将变化中的国际形势（比方说自然法则告诉我们三角关系比两极格局下的双雄对峙更具稳定性，即美国对苏政策中的善意因素很难抵消受自然法则支配下的美苏两极关系的脆弱性，从长远看双方有不可避免冲突的前景），也难以将他的独特历史地位凸显出来，他的领导和执政能力以及作为总统的权力基础可能会因为执行对苏“温和”“妥协”政策而招致疑问，受到削弱。那么得出推论：客观上难以根本上摆脱罗斯福对苏政策的思维惯性与主观上欲树立自己不同于罗斯福的对外决策形象（政治人物或多或少具备权力人格）以巩固其权力基础的矛盾，成为杜鲁门履新初期对苏政策仍无重大明显改变但其内在逻辑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原因。
二、试分析杜鲁门决策班子在对苏关系决策中的不同派系观点及其对杜鲁门的影响
简言之，杜鲁门政府内部阁员及智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主张，一派强烈质疑苏联对美友好合作意图，进而要求采取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对苏立场，哪怕因此使得美苏战时盟友关系紧张化；另一派则希望继续维持既有关系，反对任何形式的美苏对抗。查阅资料后可制表如下：
比较以上两表，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对苏“鹰派”基本出身于军队国安及情特单位，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鸽派”们则大多集中于国务院及其隶属的各外交部门。换言之，职业军人主张遏制，外交文官要求缓和（当然也并不尽然）。在对苏政策主张这一重大问题上的“文武殊途”，又该作何思考呢？
这与双方不同的职业特点教育背景有关――在国际大格局处于转换的关键时期，强力部门出身的“鹰派”可能更习惯首先考虑使用直接的军事威慑手段来因应苏联权力的提升，而大多具备学院派背景的外交系统文官们则长袖善舞，其工作性质要求其在“异”中求“同”，可能更倾向于合作甚至相互妥协的方式来保全国家利益。
这也与双方对苏联的具体亲身感受有关――比方说时任驻苏军事代表团长的具备在苏联军队长期工作观察的经历，大战末期他即对苏方在战时爆发出的军工实力有所忧虑，在进攻日本的问题上反对美苏合作。而在驻苏大使游历苏联东部各地，强调大战对苏造成的巨大物质损失使得莫斯科更加需要和平缓和的国际环境以恢复重建，确信苏联暂时无实力意图打破战后格局。
这两派对Truman的决策过程的影响也存在着时空上此消彼长的关联性。正如前文所述，对外事务方面的经验缺乏使得杜鲁门更加依赖其智囊班子，这也会凸显两派的政见矛盾。随着霍普金斯等“按既定方针办”的“前朝老臣”的或休或亡，军人鹰派势力在对苏决策中的制衡力量明显削弱，也在人事层面预示着对苏合作方针会被事实上的遏制战略取代。
三、试得出一般结论
综全文所述，从美国自身逻辑出发，其对苏政策的连贯性在杜鲁门上台前后受到了来自总统本人及其决策班子两方面的共同挑战。杜鲁门本人出于树立威信的权力考量及其决策班子两大势力的权力消长，成为挑战这种稳定性的内在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