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说，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这里使用的英语单词vague，即相当于日语中“暧昧的”这一形容词。川端或许有意识地选择了“暧昧”，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里“的”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以“暧昧”这个词为起点，大江的受奖辞着力描述了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日本》的文化处境和自己独特的文学观的关联。
“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vague这一英语单词，现在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所下的定义――‘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受奖辞认为，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大江自己，身为被刻上子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大江则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双重性。以大约五十年前的战败为契机，正如“战后文学者”作为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在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又重新出发了。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然而，蕴涵着这种道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们，那些从父母处遗传了这种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除了日本人，还包括众多以朝鲜语为母语的不幸者），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念。
西欧有着悠久传统――对那些拒绝服兵役者，人们会在良心上持宽容的态度。在那里，这种放弃战争的选择，难道不正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吗？如果把这种放弃战争的誓言从日本国的宪法中删去――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策动，在国内时有发生，其中不乏试图利用国际上的所谓外来压力的策动――无疑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身为小说家，大江不得不想象，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种残忍的新的背叛。
支撑着现有宪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义原理，把绝对价值置于更高的位置。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主主义宪法下，与其说这种情感值得感怀，不如说它更为现实地存续了下来。假如日本人再次将另一种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战后重新生发的道德规范，那么，我们为在崩溃了的现代化废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而进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益了。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其繁荣――尽管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种繁荣正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暧昧急剧膨胀，并呈现出更加新异的形态。关于这一点，国际间的批评之眼所看到的，远比我们在国内所感觉到的更为清晰。如同在战后忍受着赤贫，没有失去走向复兴的希望那样，日本人现在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对前途的巨大担忧，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奇妙。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繁荣，有赖于亚洲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这两股潜在势力的增加，这种繁荣正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所希望创作的严肃文学，与反映东京泛滥的消费文化和世界性从属文化的小说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我们日本人自身呢？
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大江试图从乔治・奥威尔时常使用的形容词中挑选“正派的”一词。奥威尔常用这词以及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洁的”等词来形容自己特别喜爱的人物形象。这些使人误以为十分简单的形容词，完全可以衬托大江在“暧昧的日本的我”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暧昧”一词，并与它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与日本人所希望呈现的形象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倘若我将‘正派的’的人这一日本人的形象，与法语中‘人道主义者’的日本人这一表现重叠起来使用的话，我希望奥威尔不会提出异议，因为这两个词都含有宽容和人性之义。”
接着，大江的受奖辞谈到了自己的恩师，日本的法国文学专家、评论家渡边一夫。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进行时期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审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这是不同于川端的“美丽的日本”的另一种观念。 与其他国家为实现近、现代化而不顾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相互影响的复杂方法，试图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欧同他们的岛国连接起来。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作，却也充满了喜悦。尤其是渡边一夫所进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是渡边一夫在人生和文学方面的弟子。从渡边那里，我以两种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小说。在渡边有关拉伯雷的译著中，我具体学习和体验了米哈伊尔・巴赫金所提出并理论化了的‘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物质性和肉体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的紧密结合；死亡与再生情结的重合；还有公然推翻上下关系所引起的哄笑。”
“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周围的日本乃至周围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郑义和莫言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而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
“渡边给予我的另一个影响，是人文主义思想。我把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重复的欧洲精神，作为一个有生气的整体接受了下来。像是要团团围住拉伯雷一般，渡边还写了易于读解的史料性评传。他的评传涵盖了伊拉斯谟和塞巴斯齐昂・卡斯泰利勇等人文学者，甚至还包括从围绕着亨利四世的玛尔戈王后到伽布利埃尔・黛托莱的诸多女性。就这样，渡边向日本人介绍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宽容的宝贵、人类的信仰、以及人类易于成为自己制造的机械的奴隶等观念。”
“他勤奋努力，传播了丹麦伟大语法学家克利斯托夫・尼罗普的名言‘不抗议（战争）的人，则是同谋者’，使之成为时事性的警句。渡边一夫通过把人文主义这种包孕着诸多思想的西欧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胆尝试了‘前所未闻的企图’，确实是一位‘庞大固埃（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巨人王）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的人。”
作为渡边的人文主义的弟子，大江希望通过自己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我刚才说过被日本人的暧昧‘撕裂开来’这句话，因而我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刨伤。这种工作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胞和朋友们确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