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古典目录学
摘要：黄虞稷是明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在古典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文章在分析黄虞稷生平和他的《千顷堂书目》内容的基础上，从著录丰富、类编目精详、著录别具特色以及勇于创新、开一代著作和补史艺文志的先例等方面，探讨了黄虞稷在古典目录学领域中的卓越贡献。
中图分类号：G25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08-0135-03
由于明代缺少完整的官修藏书目录与史志目录，造就了明末清初黄虞稷在古典目录学领域中的卓越贡献。清朝政府依照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稿》完成了官修《明史・艺文志》。至今，人们考订明代文献，仍然将《千顷堂书目》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1黄虞稷其人
黄虞稷[1]（1627―1691），字俞邰，又字楮园，江苏南京户部街人，祖籍福建晋江安海（今泉州）。其父名居中，字明立，人称海鹤先生。万历十三年（1585）举人，一生好学，“八十高龄，仍挑灯夜读，达旦不倦，寝室坐卧，晏居行役，来尝一刻离开过书本。”其著作有《文庙礼乐志》《千顷斋初集》《千顷斋二集》《千顷斋三集》《千顷斋杂录》等，喜欢搜书，毕生所藏书籍、图画、金石极富，总数约在十万卷以上，藏在“千顷斋”（藏书室名）内，并撰有书目二卷，以纪其盛。
黄虞稷出身于这样一个有名的藏书家庭，自幼受到父亲的教养，七岁便能作诗，十六岁中秀才，人称神童。但因仕途多艰，一生未能取得更高的科第。于是，便抛弃功名，埋头读书，遍涉经史，著书立说。五十岁上，才经罗继峰推荐，应博学鸿词科，但因母丧，未果。后又经大学士徐元文推荐，到明史馆任职。但是，黄虞稷不忘继承父业，继续大力收藏图书，潜心读书治学。为了增益父藏，他四处征访，每遇异本，便抄录、校勘。当时黄家附近还有一位大藏书家，叫丁雄飞，其收藏十分丰富，也有数万卷之多。黄虞稷经常到丁家去借抄、借读不见之书，并与之切磋学问。后来，两人订立了“古欢社约”，明文规定相互走访日期及有关事宜，每月有两天聚首于一家，从对方那里抄借图书，读书论学，“尽一日之阴，探千古之秘”。经多年积累，黄虞稷收书近两万卷，使千顷斋藏书增至八万卷。当时著名藏书家和学者钱谦益绛云楼的藏书非常丰富，然而当他要编辑《列朝诗集》时，还要到黄氏千顷斋去借读明人诗文集，而且“得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可见千顷斋藏书，尤其是所藏明代图书，有多么丰富。
黄虞稷在当时颇有名气，王士祯、毛奇龄等学者，皆称赞其诗才，万斯同、朱彝尊、徐乾学等饱学之士，皆同其交游，切磋学问。黄虞稷博览群书，勤于著述，目录学著作有《征刻唐宋秘本书目》（同周在浚合编）、《大清一统志》《明史・艺文志稿》和《千顷堂书目》。尤其后两种，成就最为突出[2]。
2《千顷堂书目》简介
黄虞稷一生致力于聚书治学，极有成就，其最重要的贡献是据其千顷斋藏书编撰了《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并在此基础上修撰成《明史艺文志稿》。现行的《明史・艺文志》四卷，就是在黄氏《明史艺文志稿》基础上删改而成的。黄虞稷正式进入明史馆之前，就已经据千顷斋家藏编册成《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稿》所收录的图书为明代和宋、辽、金、元人的著作，超过焦f《国史艺文志》收书的数量。王重民认为：“焦f《国史经籍志》的内容，宋以前之书占十之七，宋以后仅占十之三，这就是说，《明史・艺文志》稿所著录的明代人和宋、辽、金、元人的著作比焦f的《国史经籍志》多十七倍，从此，宋末至明末人的著作才有了比较完备的一部目录。黄虞稷的这一贡献是很大的。”（见《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的兴起》）同时，由于把《宋史・艺文志》咸淳以后和辽、金、元三代的艺文补于明代著录之后，便填补了我国史志目录中的一段空白，但更重要的是：一是开纪一代著作之书目；二是开补史志目录之先例；三是为编《千顷堂书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所录为明代之书，采用四部分类。按经、史、子、集四部，分为五十一类，其经部分为易、书、诗、三礼、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孟子、经解、四书、小学十二类；史部分为国史、正史、避史、编年、别史、霸史、史学、史抄、地理、职官、典故、时令、食货、仪注、政刑、传记、谱系、簿录十八类；子部分为儒家、杂家、农家、小说、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医家、艺术、类书、释家、道家十三类；集部分为别集、觚诰、表奏、骚赋、总集、文史、制举、词曲八类。经部分十一门，既以四书为一类，又以论语、孟子各为一类，而大学、中庸则入三礼类；史部分十八门，除簿录一门仿尤袤《遂初堂书目》之例，以收钱谱蟹录之属，则在典故以外，立食货、行政二门；子部分十二门，把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归为一类，名曰杂家；集部分八门。别集以朝代科分为先后，无科者，附于各朝之末。
《千顷堂书目》是黄虞稷的力作，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目录类》中古代十一种书目之一[3]，深为大目录学家朱彝尊所赏识。不仅编《经义考》《明诗综》多引其说，作者爵里姓氏以及序次先后，皆以黄目为准则。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成书后的很长时间里无刻本，直到黄氏去世二百多年之后，乌程张均衡才于1913年至1917年间根据十万卷堂和汉唐斋两个抄本互相校补而刻于《适园丛书》中，这是当今可见的最早也是最流行的刻本。它是现存最优秀的明代艺文志，价值极高，是目录学史上有相当地位的断代著作书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赞它“所录皆明一代之书，颇为赅备”。《四库全书总目》则评价说：“考明一代著作，终以是书为可据。”
郭慧玲：黄虞稷在古典目录学领域中卓越贡献3黄虞稷的目录学成就
3.1著录丰富
《千顷堂书目》收录明代艺文最为完备，计―万二千余种，比王鸿绪所撰的《明史・艺文志》收书四千六百三十三种，约多两倍，尤其善本最多，数量超越宋元版本达十百倍。再者，收录地方志和金陵文献甚丰，如南京官制、职掌、名胜古迹、乡贤传记、年谱以及诗文集等，无所不录，可资研究明代版本、明代掌故者参考。黄虞稷修《明史艺文志稿》时，以自家所藏为基础，详考详记明代典籍。他还广泛参考其他书目资料，以补家藏之不足。《金陵朱氏家集》记述说：“南仲公朱廷佐入吴郡庠，与周忠介友善，南渡后面折马阮，不求仕进，手写古今书目，为黄俞邰、龚衡圃所得，以备资料，《千顷堂书目》盖即参取南仲公书目而成。”（见《适园丛书》本《千顷堂书目・张钧衡跋》）《千顷堂书目》集部制举类《策程文》之后有注说：“右八种见叶盛《竹堂书目》，皆明初场屋试土之文。”由此可见，《千顷堂书目》的确参考并收入了不少其他书目中的资料。经黄氏多方博取，使“千目”对明人著作做到了网罗毕录，著录齐备。其集部别集类共收了四千多位明人的著作，而《明史・艺文志》别集类才收了不到一千位明人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所录作者为明人者，与《明史・艺文志》所收人数大体相等，均不到“千目”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千顷堂书目》收录明代著作之丰富、完全，也是研究明代学术最完备的书目工具[4]。 3.2分类编目精详
每一书均著录书名、卷数、作者姓氏爵里、科第以及成书先后。序录也颇详瞻，扼要不繁，深得史学笔法。如《大明律》三十卷下的叙录，仅一百五十余字，就概括了明初制订律令的过程，并详考是书纂辑的源流。另外，丛书列有子目，很便于读者查阅。至于类目，与以往的艺文志也迥异。如《明史・艺文志》史部十类，而《千顷堂书目》则列十八类，又如《宋史・艺文志》集部四类，而《千顷堂书目》则列八类。在分类上，《千顷堂书目》与以往的书目，尤其是史志书目相比，类目有分有合，有增有减，体现了该详则详、该略则略，既详瞻又精当的特色。在类目细分加详方面，其四部中皆有体现。例如：经部中既设“四书”类，又增分“论语”和“孟子”类，前者收集义、丛说之书，后二者收专论之作，较《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及《明史・艺文志》更为细密。其史部分设十八类，而由它删削而成的《明史・艺文志》却只有十类，对于国史、通史、编年等几类书，“明志”只得强于“正史”类，不能像“千目”那样条分缕析。其集部，黄氏根据唐宋以来词曲盛行及相应类别图书多见的实际，增设了“词曲”一类，这是“隋志”“唐志”“宋志”和“明志”中都没有的。黄氏还把隋、唐、宋志中的“楚词”类改为“骚赋”类，不仅收楚辞类作品，还可收录赋作。其集部设八类，而“明志”仅三类，孰详孰略，自不待言。在类目的合并精设方面，“千目”中可举者亦多。例如：经部合“礼”“乐”类为“礼乐”一类；在其子部，黄氏按照当时名、墨、法、纵横诸家著作较少的实际情况，合此四类为“杂家”一类等。其中别集更详，按科第先后编排，又分外国作家、少数民族、中官内监、妇女、方外僧道、女冠等，既系统又清晰，实居唐宋艺文志之上。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曾评论说，“其别集类以朝代科分为先后，无科分者酌于各科之末。视唐宋二志之揉乱，特为清晰，体例可云最善。”尤可称道的是，宋元以来，词曲大兴，黄增设词类，以适应文学发展的趋势，赋予目录学以时代气息。
3.3著录别具特色
其每书均录书名、卷数以及作者姓名、爵里、科第。例如：史部正史类吴士奇《皇明副书》一百卷下注：“字无奇，歙县人，万历壬辰进士，由宁化知县擢南京户部主事，历官太常寺卿，卒赠工部右侍郎。……”记作者情况颇详。有些书下还撰有提要，详记书之内容及成书情况等。例如：子部历数类徐光启《崇祯历书》一百二十六卷下的提要有四百余言。开始，先详介了这部历书的子目及卷数，可得见全书内容，接着又详记其成书情况说：“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日食，钦天监推算晷刻不合。光启时为礼部左侍郎，因疏请重修历法，帝是之，命光启与李之藻、王应遴及西洋人罗雅谷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等同修，陆续成书。迄六年九月而竣。”把著书缘由、参与编著者及经过，记述得明明白白。又如：史部正史类宋濂等修《元史》二百十二卷下有近四百字的提要，对修史缘起、参与撰修者、修撰地点以及两次撰修的情况等，记录得一清二楚。对于卷数或书名不同的图书，著录中均作了详细说明，有些书下还记录了作序者、刊版者等。例如：集部别集类《虚斋集》下有注：“一作十二卷。”《赵用贤赵文毅公集》六卷下有注：“一作《松石斋集》。”史部别史类杨一清《西征录》下注云：“又《制府杂录》一卷。”胡世宁《桃源建昌征案东乡抚案》共十卷下注云：“又《述沧州退贼事略》一卷。”集部别集《李进西园先生集》下注明：“俞浩刊其集，庐陵陈方序。”等。这些著录对于版本研究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3.4勇于创新，开一代著作和补史艺文志的先例
《千顷堂书目》以前的正史艺文志，都是记一代藏书，也即通录古今艺文的。黄虞稷在《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稿》里，采取的是记录明代著作的方针。《明史・艺文志》是在其基础上删定的，自然也是只记明代著作的了。黄虞稷所撰《千顷堂书目》，开一代著作和补史艺文志的先例。以往官目（包括史志）或私目，皆纪一代藏书或一家藏书，而《千顷堂书目》则纪一代著作，这是前所未有的。同时，黄虞稷所补的宋、辽、金、元四代艺文，为史志目录的发展，填补了一个空白。在其影响下，补史艺文志越来越多，竟形成一个流派。对此，杭世骏曾大为赞扬：“自宋志艺文以后，辽、金、元以来，公私著撰，皆涣散而无统。观俞邰所排比，自南宋迄元末，皆灿然大备，盖其志直以《中经新簿》之责为己任，为有明二百七十载王阮。”（《黄氏书录序》）黄虞稷的这一补前史艺文志的举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后，补志之风很快兴起。雍正九年（1731），杭世骏补撰了《金史艺文志补》；乾隆八年（1743），厉鹗补注《补辽史经籍志》；乾隆五十二年（1787），卢文貂则直接从《千顷堂书目》中摘编出《宋史艺文志补》一卷、《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吴骞也从《千顷堂书目》中辑出宋、辽、金、元《四朝经籍志补》一书，钱大昕补撰了《元史・艺文志》四卷[5]。
参考文献：
[1]申畅.中国目录学家传略[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123.
[2]李万健.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130.
[3]余庆蓉，王晋卿.中国目录学思想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56.
[4]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78.
[5]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4：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