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姓氏笔划排列）
于 敏
2014年国家最高科技奖，颁给了中国本土核物理学家于敏。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是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外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种朴素诚挚的爱国心，一直是于敏院士的精神动力和毕生追求。他的名字曾经一度绝密，隐姓埋名近30载，但是他和战友们的卓绝功勋被祖国和人民铭刻在心。他是我国氢弹理论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中子弹理论研究与设计的主要领导人和参与者，但他拒绝被称为“氢弹之父”。他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40余年，在一次次出差、一遍遍计算、一点点摸索中践行着对祖国的庄严承诺，在天下大乱的环境里凭藉信仰、毅力、智慧、心血和孜孜劳作撑起一种秩序、照亮了一片天地。迄今，关于他的很多工作，至今也未完全解密。
王淦昌
| 1907-1998 |
“我愿以身许国！”当刘杰告诉王淦昌，“我们一定要造出自己的争气弹”时，王淦昌铿锵有力地回答。从此，因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的世界级物理大师，从国际物理学界消失了，中国核武器研究队伍中，多了一名叫做“王京”的领导者和学术带头人。为了试验，他爬过长城脚下的崎岖山路，住过古烽火台前简陋的营寨。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风沙弥漫的戈壁沙漠、阴暗潮湿的土窑山洞，都有他执著坚韧的身影。17年隐姓埋名，是王淦昌作为伟大的爱国者和忠诚的科学家，用生命兑现的诺言。
邓稼先
“做好了这件事，我的一生就会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是值得的”。这是邓稼先去从事原子弹事业而又要保守秘密时对妻子许鹿希辞别时说的话。用杨振宁先生的话说，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作为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带领科学家完成了“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九次大运算”，为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和组织领导贡献。张爱萍将军为他亲笔挥毫――“两弹元勋邓稼先”。
朱光亚
吴自良
“80岁以前，我是根‘链条’，被‘挂’上了多项任务。每项任务我都超额完成了，堪称是优质‘链条人’了！”吴自良在《“链条人”日记》中回忆自己的一生。正是抱着“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和“搞国防的要有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的决心”的想法，吴自良负责承担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的“甲种分离膜”的研制任务，攻克了把铀-235和铀-238这对“双胞胎”分开的被美苏英三国称为“国家绝密”的世界难题，为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用铀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能宽
周光召
“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年轻就蜚声国际的周光召，如是评价自己。他在粒子物理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世界公认的膺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经估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这份呈给周总理的报告落款就是：周光召、黄祖洽和秦云勋。
钱三强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她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她的面貌。”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一同师从小居里夫妇，并一起对三分裂、四分裂作出明确结论。1948年回国投身中国原子能事业。身为二机部副部长、中科院副秘书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在谋划发展、建立综合性科研基地、推荐科技骨干人才、组织科技协作等方面作出了独特的杰出贡献，是我国核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郭永怀
| 1909 -1968 |
为了阻止康奈尔大学终生教授郭永怀回国，美国移民局多次要求他加入美籍。但郭永怀当着所有师生的面，烧掉了所有科研稿件，坚持回国。在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前22天，郭永怀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着急赶回北京汇报，不幸遭遇空难。人们费力地把他和警卫员的遗体分开时，发现装有核武器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恙地夹在他们胸前。人们称赞这位在原子弹、氢弹装置、核航弹、导弹核武器理论和实践中贡献巨大的科学家，都说“他有一颗金子般的赤子之心”。
程开甲
| 1918 - |
“搞科研，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光想着出名，要重视平凡而艰巨的基础工作。”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程开甲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首次竖井试验等30多次核试验。2013年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是对他一生为核武器试验事业开拓与组织工作的褒奖。他说：“如果我不回国，我生活得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与我的祖国紧紧联系着。”
彭桓武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学成归国嘛！”在物理学界的“江湖”中，彭恒武成名极早，在科学界拥有自己的位置。他是当代理论物理学大师波恩的第一个中国弟子，与“原子反应堆之父”费米、“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师出同门，通过走英国海军的“后门”于1947年底回国，后回母校清华大学开设正规的量子力学课程，后全身心投入核武器的理论攻关中，领导并参加了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和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