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匝的《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是他专访李泽厚、徐友渔、许纪霖、汪晖、陈明、萧功秦等九位当代中国思想界比较活跃的学者的实录，为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界的思想能够抵达怎样的广度与深度，留下了一份饶有意义的备忘录。自然，求全责备的读者马上就会指出，这份思想者名单缺了秦晖、朱学勤、刘小枫、甘阳等人，不那么完整。确实，若作者能够对以上几位学者进行同样的深度访谈，则这个思想备忘录的价值就更高了。
即便如此，《左右为难》仍然值得那些对中国当代思想界的光谱感兴趣的青年人作为入门读物来阅读，也值得试图研究当代思想人物的主张及其聚散离合过程的国外学者注意。纵览这本访谈集，会发现其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诊断当代中国的现实，以及今日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套用历史学者卢汉超的说法，存在着“唱盛中国”与“唱衰中国”两种派别，前者以王小东、陈明等为代表，认为今天的中国确实是1840年代以后最强盛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人民生活水平还是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当然，他们也并不否认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种种迫切的问题需要回应;而后者以徐友渔、刘军宁等为代表，认为如今中国的崛起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腐败、贫富两极分化、道德衰败等像癌细胞一样在侵蚀着中国这个“巨人”。
诊断之后是开处方，显然《左右为难》中的相当部分学者的眼光是“向下”的，与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时期的“得君行道”的政治想象不一样，今天的学者如徐友渔、陈明、萧功秦等人都是寄希望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包括像李泽厚这样的上世纪80年代知识界精神领袖，都认为今天中国的希望在民间和媒体，以及中产阶级在公共意识和政治意识方面的觉醒，他们走的是王阳明所谓“觉民行道”的道路，尤其是作为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的这一转向值得读者留意。这也充分说明随着这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育和成长，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不能依靠对高层政治的单向度想象来实现社会和政治的现代转型。其中倡导儒家的陈明的言论很值得注意，他不像蒋庆那样鼓吹政治儒学，也坦承不想做“帝王师”，而是主张将儒学社会化和生活化，让儒学成为道义缺失的中国社会的义理资源，其态度之诚恳、心态之开放、言论之平实恰恰说明了真正的儒者应该具有的气象与风度。
自由主义论述在近二十年的中国思想界似乎渐成衰势，更多的年轻学者被古典主义、国家主义、左翼理论等各种思潮裹挟而去。在一个群雄逐鹿的世界，缺乏国际关系和国际理论的建构是不是构成了自由主义在思想架构上的短板，这还有待时日来观察，但从近些年的民族主义思潮、国学热、基督教和佛教热等来看，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确实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简言之，它在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方面的论述相对单薄，在人生意义和文化伦理等方面更是保持着相对的沉默。徐友渔的论述在这方面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 “价值观跟文化观我们是主张多元的，有一套特定的自由主义的文化立场跟特定的价值观我认为是不对的，那样的话，恰好就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自由主义只是提供大家说话的平台。”这是否与自由主义在学院的边缘化有内在的关联，尚有待进一步考察。
代表性问题也是这部访谈集的一个核心议题，王小东就认为自由派精英在当代中国是漂浮在云端的不接地气的既得利益者，根本代表不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实惠的民众的心声，而在汪晖看来，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公司化、政党国家化、媒体政党化、政客媒体化，因此，政党与媒体都丧失了代表性(这与李泽厚对学术界不寄予希望，而寄予媒体形成强烈对照)，这是公共性遇到的危机。显然，汪晖对当代中国媒体乃至知识界能否深化对公共议题的讨论颇感怀疑。正因为此，在这个分化的时代，许纪霖等学者特别倡导知识界重建共识，不以立场分阵营，不贴标签搞派系，而是学会相互倾听和理解，通过重建社会和伦理的方式为当今中国找新路。即此而言，萧功秦的呼吁尤为动人：“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多元化的。新左派对底层利益的关注，对于平等的强调，自由派对于全球化的鼓吹，对法治建设的督促，新权威主义对秩序、稳定、渐进的强调，都有它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