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陈越平1941年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在关中分区统战部工作了一年（当时是高峰当书记、习仲勋当专员）。1943年奉调到延安参加整风，那已是“抢救运动”后期。一到延安，就每人发一本 “抢救失足者”小册子，他被关起来审查，与母亲吴刚半年也见不上一面。因怕被审查对象出事，他们口袋里连一根绳子都不许带，有的还动员蒋管区来的女同志把金链首饰都“捐献”出来。父亲还算幸运，由于会打排球，与爱好打球的学校领导关系较好，相对来说自由一些。那时的本地干部消息闭塞，对外面情况不太了解，又在极左思潮主导下，所以一听说你在蒋管区能坐火车，就认为你必定是国民党特务……。
延安整风前期的“抢救运动”，很多人受到冤屈。毛主席后来在一次大会报告上说：“是则是，团结抗战；非则非，摘掉帽子，赔个不是。”当即举手敬礼，大家一时愣不过神，没反应。主席又说：“我已经赔不是了，你们再不原谅，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大家这才明白过来，全场鼓掌。这一场面，父亲亲临在场。当时许多人被戴上特务帽子，心中有气。有一段时间就天天让大家出气，发扬民主，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弄清事实，组织上很快作出结论。结论有了，气也出了，大家心情舒畅，团结一心搞抗日。主席主张的抗日统一战线，就连真正的特务，过去“是则是”了，只要今后愿意参加抗日，也可以团结起来。
不久，父亲调中央党校，一开始在一部四部当文化教员；接着借调校部，与赵东垠同志一起编刊物；后来调到新三部，任组教科长。延安整风整顿三风，最突出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批评党八股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 嘴尖皮厚腹中空”。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充满了实事求是辩证的观点。当时中央党校学习与当前政治斗争结合得很紧：各个战区的头头从前线回来，或从大后方回来，大多都会到党校作报告，大政方针也都在学员中讨论。如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来在党校作报告，学员们在讨论中提了一些意见，周恩来同志就吸收了大家的意见，补充了他自己的发言稿；又如陈毅同志报告前线作战的战略战术，学员们也出谋划策，提出各种意见，充分体现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延安精神。那时毛主席除了作报告，还爱看京戏、跳舞、散步……有时女同志与毛主席跳舞时，当面请教有关党的政策、军事斗争的问题。有一次讨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有人说是八个“关于”，有人说是九个“关于”等等，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有的女同学在跳舞时就当面问毛主席，说的对的，主席就点头认可。又有一次，讨论“蒋介石有没有革命性”，大家意见不统一。跳舞时请教主席，主席一字一顿地说：“没、有、革、命、性。”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个别人跳舞时对女同志有非分举动，她们就问军调部的我方领导：遇此情况该怎么办？该领导说：“给他一个耳光。”
在延安，父亲亲耳聆听过主席五六个报告。父亲记得重庆谈判前的8・13报告，大伙不放心主席亲往重庆，主席颇激动说：“与蒋介石作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你打得他越疼，他就越老实，我到重庆就越安全。”后来，我军在平汉路打了一个大胜仗，主席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种自信、豪情，溢于言表。当时，中央党校礼堂的墙上，书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深刻地体现了整风后的延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吸引了成千上万大后方的文化人、大学生，甚至国民党大官僚的子女，冒着各种危险，自觉自愿投奔延安。
整风后期，紧接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的报告是《论联合政府》、朱总司令的报告是《论解放区战场》。60多年过后的今天，父亲至今能清清楚楚地背出七大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那时整个延安民主空气、学习空气、实事求是作风浓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史沫特莱的谈话》等等，全能及时传至广大群众，并且深入人心。这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很多人才。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人们一周才能吃上一两顿羊肉。当时，父亲所在的党小组，由徐向前的爱人黄杰掌勺，这次“张三”吃到了，下次就轮到“李四”， 以此类推下去。工资是一个月6元边币，七八个人凑几个月，跑到新市场吃一顿就完了，每人也就只能吃到2-3块羊肉而已，大家却很高兴。生活清贫但内容丰富，常常有秧歌、跳舞、歌咏、戏剧、赛球等活动。每逢星期六，属俩口子的，或男的到女方住处，或女的到男方住处，自抱着被子，提着铁桶……有首打油诗曰：“自力更生提桶子，争取外援送本子”；“轻重缓急要排队，自力更生小土群”（注： “小土群”指大生产中种种小规模土法上马的群众发明创造）。党校在杨家岭对面，与母亲所在的桥儿沟，一东一北，隔着延河，没有桥，水涨时要冒险坐老百姓的羊皮筏渡河。周末，有时一个窑洞可同时住两三对夫妻，中间用布帘子隔开。
1945年6月母亲生下大女儿，正遇上荒年，起名为芳芳，意思是“防旱备荒”，“荒”的湖南（母亲是湖南人）话谐音为芳。党中央号召大生产运动，毛主席说：“丰衣足食面向荒山，新式武器锄头一把。”父亲还亲眼见到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大家一起纺纱。学员们发明了加速论（就是利用大小轮直径比来改变转速），使纺纱速度快了好多倍，一下子就完成了原来规定的指标（党校学员每人每年交任务要相当于一斗六小米的价值）。织毛衣、做鞋子、编手套……都是自己动手。群众中还有许多新发明：墨水用的是染衣服的蓝靛；肥皂是地里的盐碱土加羊油熬制出来的；石灰造粉笔……父亲承担的任务是开荒，以种土豆作折算，到林子里把树连根挖掉，树干推下山沟，要的就是树根下的那点儿土地种东西。他还与赵东垠同志在校部办小报，表扬劳动英雄，要去杨家岭、枣园调查英雄事迹。毛主席的一个勤务员，洗衣服每月省肥皂一两块，也当上了劳动英雄……
在延安期间，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黄齐生（著名教育家）同志，还有叶挺将军及其家属在黑茶山飞机失事，父亲他们都去了机场参加迎接遇难烈士遗骸。父亲说：当时有人以为有一个美军军官同机回延安，会安全的，这可能属于大意轻信了。
苏德战争、抗战胜利的时候，父亲也在延安。那时天天都有好消息传来，他们敲盆打桶游行庆祝，把盆桶都打烂了，唱着：“钟声在响，炮声在响，明斯克，X斯克（注：收复的小城市，天天变），收呀收复了。”又唱：“今天打下了一座城，明天夺回了几个镇，嘿呀嗨哟，遍地花儿开，红军的旗帜红。”歌唱红军的胜利，以鼓舞抗日斗志。
离开延安时父亲带出来三件珍贵的纪念品：一是飞马五星奖章 ――那是奖给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战士的。当时延安流传着一句关于女同志择偶的话：“宁嫁飞马五角星，不嫁清华大学生”，说的就是这奖章。这枚奖章是在延安中央党校新三部学习的贾淑贞同志送的，她们夫妻俩都参加了长征，所以有两枚，离开延安时，就送了一枚给父亲留念。再有一件是粗纺的羊毛毯――撤离延安时父亲所在的新三部买了五条，分给父亲一条。还有一件是马褡子――是用粗毛线织成布后缝制而成，搭在马背上，行军时可放衣物。
正如《延安颂》歌所唱的：“啊，延安……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父亲、母亲从延安走出来后，在祖国的大地上走南闯北，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默默奉献，无时无刻不忘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和艰苦朴素的延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