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贵州省册亨县坡平乡板岔村人，出生于1928年5月24日，属龙。
童年8岁至13岁在家务农，14岁的时候，即1942年5月份，一天和五弟顺甲到那地(地名)打田，下午返家，走到金中刘家湾水井处，突然被伪保长郝应福带领3个保丁抓住，顺势用我的头帕捆绑我送往联保主任熊兴武家关了一晚上，第二天由一保丁捆送坡妹乡(即今坡坪乡)公所关押了10多天，等待收齐兵丁后送往册亨县城集中。因为年纪太小，司管区官员不肯收入部队，于是，当天晚上安排和乡丁一起住旅社。由于册亨县抓到的兵丁不够数，县里只好硬把我往收兵司管区里送，这样我就作为正式入壮丁被抓走。因为是战乱时代，年纪又小，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加上前途未卜，所以每天都是暗暗以泪洗面。
从册亨步行到安龙，住了10多天，又步行到兴义，休息10多天后再走10多天到了云南的楚雄聚集。在步行期间，我几乎每天都被派出公差，也就是跟连、排长江行李箱，约有七八十斤重，行李箱是用绳子捆好吊起抬的，年纪小，抬的时间又长，许久都没有人替换，前跌后碰，东倒西歪，爬山涉水，十分艰苦。后来，不慎将腰扭伤，行动不便，加上身上长满了各种疮疖，又痒又痛，十分难受，到云南后，被送到祥云医院治疗。在住院期间，前线送下来很多的伤病员，也有地方部队因病住院的，医院的条件确实很差，几块硬床板，铺一床垫单，或者垫点稻草就算床了!生活很差，菜是汤汤水水，只有几片菜叶，连油星都不见一个，吃的是糙米饭，每日只是半饱状态，吃饭的时候动作还得搞快点，要不还赶不上半饱呢!所以，人一整天都是无精打采的。有的重伤员痛得哼叫很是凄惨、吓人，轻伤的出外面晒太阳、掐虱子、捉跳蚤混日子。医院每天都抬出很多的死人去埋，还成立了埋葬队。不知道是因为我身上长疮疖或者是因为医院的凄惨环境所引起的幻觉，有一天，我竟然无缘无故爬到围墙上奔跑，幸好被一位护士小姐发现，她及时地叫我下来，要不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侵略我国，全国各地都在打仗。1942年6月，一天，部队来到医院选兵，把病情稍微好一点的士兵都集中起来，我当时也基本痊愈，自然也就在其中。当时不知道是去什么地方，只知道是去打仗，事后才知道是由英国、法国、美国等出物资，中国出人，组成一支队伍叫“远征军”到缅甸去打日本。“远征军”的军长是廖耀湘。从云南的陆良机场乘飞机到缅甸的密支那机场，下飞机后英国人叫我们去洗澡、打预防针、更换服装，是黄色咔叽布做的短袖短裤(短打)军装。说来也怪，自那次洗澡以后就再也没有患过疮疖。
在缅甸的猛拱车站，我们和日本军队打了一仗。记得那是一片开阔地，山上长满了高过人的茅草，我在连队的后面。只听见对面“叽”响了…声，到我们这边又“咚”响了一下，排长说日本打炮过来了。快点开枪。我也看不见日本兵在什么地方，只知道朝前面开枪。战斗打得很激烈，子弹在耳边“呼、呼”飞过，炮弹也几乎落在旁边，在硝烟中，只见战友一个一个倒下，不一会儿，一个排只剩下10来个人。因为是第一次打仗，人小，胆子也小，心急，枪拿不稳，打得很费力。打了几天的仗后，排长可怜我，就对我说：“小鬼，明天你不要来参加战斗了，去炊事班帮帮忙吧!”这样，我就去炊事班干活，以后的战斗我也就没有机会参加了。
炊事班的司务长是广东韶关人，名叫侯家荣，很照顾我，安排我跟受伤的战士洗洗衣服，如果连队没有菜就上坡去采野菜，平时没有事就帮烧烧火，其实采野菜的活也不轻松，要晓得什么菜能吃，什么菜不能吃，幸好我是在农村长大的，认识的野菜也不少，这个难不倒我，要命的是要认识路，不要走进日本人的防区，被发现就不好脱身。在缅甸的艰难岁月里，我一直跟着侯司务长。
“远征军”在缅甸约一年时间，战败日军。1943年，我们乘飞机回国，一下飞机，看到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自己也拣了一条命回来，特别是看见祖国人民把我们当作英雄，挥舞着鲜花，夹道欢迎，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在云南的沾益休整一个月后，又乘飞机回到湖南的芷江、安江等地驻防两个月。
我们从缅甸回来以后，廖耀湘军长升为部队司令长官。一次，听说部队长官要来慰问，连队叫我们搞好卫生，提前几天把衣服裤子洗好，洗好澡。俗话说得好：人要倒霉来，吃口水都要塞牙，我已经是个老兵，认真按照要求做好准备，可是，那天部队长官来检查的时候，竟然在我的衣领上捉着一只干瘦得发白的虱子来，给连队丢了脸，也给我自己带来了5扁担的惩戒。为此，难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国民党为了与共产党、八路军争抢接管日本受降部队，抢占地盘，蒋介石命令我们部队坐飞机到南京接管军需仓库。不久，又从南京坐火车到达上海，驻扎在上海交通大学，主要是守卫仓库，仓库很大，约有几十间，据说储藏有日本帝国主义移交的化学原料，在这期间，部队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周末的时候，我们还经常组织去上海的“大世界”戏院看戏。约两个月之后，部队从黄浦江乘船开往秦皇岛，下船再坐火车到新民县防守，时间达两年之久。
辽沈战役打响后，我所在的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1948年10月，当解放军打到沈阳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已经溃不成军，城内外都是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群，有老百姓，也有军人。连长和连长夫人带我一起逃出城外的时候，连长突然叫我返回他的卧室取他的照相机，我是个勤务兵，当官的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人也变得灵活了许多，这个时候叫我回去取照相机，显然是嫌我累赘，故意卖我的“桃子”(甩开我)。其实我也不想跟他们一起跑，所以就“咚咚”的又跑回住处，在连长的枕头底下翻出一部照相机(具体是什么牌子，因为不识字，所以不清楚)。看着床上那崭新的缎面，顺手撕开藏在身上，恰恰走到沈阳同合工厂的时候就被解放了。在沈阳城外，挂有职位的重新接受教育，另外安排。我是普通士兵，就直接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五团炮连弹药班。当天就从东北步行往天津，1949年10月参加解放天津，打到城内汤金桥，记得解放后就过春节。
在武清县休整一个多月后，我所在部队积极响应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号召，渡江南下参加战斗，解放全中国。
当时我随着部队从河北省的武清县步行，跨过三四个省，边行军边打仗，每天要走100多里路，还要背负六七十斤重的背包，确实很是辛苦。有一天，因为走的路太远，鞋子已破得不能再穿，为了能够紧跟部队，防止掉队，晚上在老百姓 家住宿时，我掏出随身带的缎面，悄悄地与房东交换一双新的球鞋宋穿。那时候的缎子是很值钱的，可是，我不管那么多，只要有一双好鞋穿，方便走路就行了。按照部队纪律是不能这样做的，后来在班上开生活会议的时候，我也就把这个事情作了自我检讨。
可能是广西少数民族遭受军阀压迫过多的缘故吧，走到广西境内，一路上经常看见一些被挖出内脏或者眼睛被挖出的尸体，尸体当中有穿国民党服装的，有解放军服装的，有土匪的，也有穿其他服装的，很吓人，惨不忍睹，部队领导都暗地叮嘱战士不能随便离开部队，以免惨遭不幸。说句心里话，就是领导不讲，我们也是不敢随便离开部队的。
在广西剿匪战斗中，由于我是在炮兵部队，担任战斗组长，上一线的机会比较少，主要工作是搞好战斗准备，保证战时需要。
说实话，在国民党部队的时候，我是动了几次的念头想跑回家的，但是不敢跑，因为考虑是战乱时代，离家又远，是否能够回到家，是个未知数，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接受了新的教育，更新了观念，部队生活紧凑，整天忙于打仗，没有逃跑的念头，也就安心在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认为打了八、九年的仗，战争结束了，我也应该休息一下，也应该回去与家人团聚，孝敬母亲了!哪知道，1950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16个国家集中100多万军队，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侵略朝鲜。我们一一五师从广西调到河南信阳后，乘火车到安东(今丹东)，当夜步行入朝。我师入朝首战是云山战役，战斗进行了二天三夜，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辉，
因为战斗非常激烈，我们忘记了恐惧，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寒冷。最后，在我炮兵的猛力轰击和步兵的顽强战斗下，美帝国主义终于败下阵来。
云山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之后，我又参加了其他的战役，一直打到汉城，才又退回。因为南朝鲜是平原地区，白天飞机出动得比较多，轰炸频繁，没有防空洞隐蔽，对我军作战不利。
后来，在桦川湖战役打响后，因为步兵减员，我从炮兵调到本团一营一连任通讯员。在朝鲜战争中，我从国民党军队连长那里得来的那一部照相机，一直带在身上。在步兵连的时候，我和连里姓陈的司务长关系比较好，因为我不识字，也不会使用，觉得带在身上也是个累赘，所以就把照相机送给他做个纪念，陈司务长很高兴，连声道谢!
在桦川湖战役中，一次，我连奉命执行穿插任务，在桦川湖一带转了几天以后，连队停下来休息，我用重机枪的空子弹盒到湖里盛水来烧开水给指导员和连长解渴。在烧开水时，沸水冲开盒盖，开水烫伤脸部、眼睛、腿等，几乎双目失明。烫伤以后迫不得已退下火线，立即被送回祖国治疗。在回国途中，遭遇敌机袭击，车上的伤病员们急忙疏散，慌乱中，我侧卧在一个灰坑里，机关炮扫射下来，其中一颗子弹射在石头上，反弹过来恰恰打中我的左腿上部，造成左侧股骨下端骨折。受伤后我用朝鲜话大声呼喊：“老乡、老乡!”当地老百姓听见后，急忙出来，用简便的担架抬我上车。出事之前我看见对面山顶上有一个人背上扛着一块门板，在两堆火篝之间走来走去，我感到纳闷，不到一分钟，敌机突然出现，向我们车队扫射，才知道是遭了特务的暗算。因为当时医疗条件比较差，消炎药品都比较缺乏，得不到及时治疗，伤口感染、化脓，用汽油代替酒精清洗伤口，掉下一团团的蛆虫，看见了令人恶心。因为受伤不能继续参加战斗，伤痛的折磨，思念亲人等各种原因，情绪比较差，苦恼之情，难以言表。后来辗转了一个多月，回到了祖国一丹东医院救治，一段时间后转到江西九江市活水医院及陆军医院医治。
在丹东医院，由于伤口感染严重，加上身体状况较差，医院建议截肢治疗。因为我受伤的是股骨下端，当时的医疗条件比较差，假肢不好安装，我心想要是截肢治疗就没有腿走路了，就是瘸了也比安装假肢的好，所以我竭力反对截肢，因而保住了一条腿。
在江西，部队把我受伤的腿医治痊愈后，国家就安排到湖北省丁泗桥荣校学习文化知识。
1952年我转回我们贵州省遵义荣校学习，1953年在贵阳堰塘街学习；1956年2月27日在龙洞堡荣军学校毕业，分配到省林业厅工作，不久又分到都匀林业局工作一段时间，再分到麻江、丹寨、三都支局工作。到丹寨后，曾经在县委中灶食堂、县总工会、市管会、财税王商局、财政局工作，最后在民政局工作至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