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官的来说，穷人、富人都可以交往。但与富人交往尤须注意，不可一意交结富人，否则易为他们利用。在这方面，包拯为古代官员树立了一个极好的典范。
包拯、秦桧对待富人的不同态度
富人喜欢巴结官员。有“眼光”的富人还喜欢巴结在他看来大有发展前途的读书人。
包拯还在读书时就遇到过想“结秀才缘”的富人。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一书记载，朱熹论及交际之道时，说到祖上有一本杂记，那上面记载着包拯的事迹。包拯与李某同在一座寺庙中读书，每次出入，必从一富人门前经过。二人从未去见富人。一天，富人守候在门口，等二人路过，邀请他们进去坐坐，被二人婉拒。过了几天，富人又邀请二人，还要招待酒食。因富人显得很殷勤，李某动了心，想进富人家门。包拯严肃地对李某说：“他是富人，我们日后或许会成为州郡长官。今日滥交富人，他日能不为富人利用吗？”二人终于没有进富人之门。包拯是庐州合肥人，过了十多年，他果然当了家乡庐州的知州。早年有意笼络包拯的那位富人，在包拯就任知州后，若想跟包拯拉拉扯扯，想必会碰壁。
包拯谢绝亲戚、同乡、故人等上门，也不与他们交往和通信。他立下家规：后世子孙当官有犯贪赃罪的，不得回到老家，死了不得葬到包家墓地。
南宋宰相秦桧则是另一种典型。据宋代周密《齐东野语》一书记载，秦桧走上仕途前，曾经去一富人家要求资助。富人给了他五千钱，他要求再加一点，富人没有答应。富人的家庭教师曹泳在旁，又拿出了富人给的工资――两匹绢给他。秦桧得了钱，又得了绢，这才离开。
隋朝刘P广交富商大贾
在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国柄，取静帝而代之的过程中，刘P立有大功。
公元579年，北周宣帝去世。皇后之父杨坚在刘P与郑译的策划和支持下，扶持年幼的静帝上台。杨坚自任丞相，总揽朝政，为夺取皇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因刘P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将军，封黄国公，前后赏赐巨万。他与郑译成了杨坚的两大台柱，当时人说：“刘P牵前，郑译推后。”似乎朝廷政治运作离不开此二人。刘P自恃其功，颇有骄色。
此人特别贪财，《隋书・刘P传》这样写他：“性粗疏，溺于财利，富商大贾朝夕盈门。”他专喜结交商人富豪。他的家座上宾除了官员，就是富商，而且从早到晚，满屋子都是富商，可见“盛况空前”。
在中国古代，包括隋朝，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士、农、工、商”之中，商人排位最末。政府对于商人的着装、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从政等，都有种种限制。商人即使富可敌国，高官刘P与他们也不属同一社会等级，地位高下悬殊，为何刘P不但不鄙视他们，反而特别有兴趣与他们交往呢？商人到他门上来，很有可能是来“寻租”的，即用金钱换取他的庇护。富商进刘P的门，就得花钱，要给看门的人送“门包”，更不要说给刘P送钱了。
其实刘P根本就不差钱。他官位、爵位很高，俸禄很多，杨坚前后赏赐他的财物数量极大，但钱对他来说，总是多多益善。
为了牟利，他竟在首都粮食匮乏、居民普遍挨饿之时，不顾杨坚的禁酒令，让其爱妾租下门面房，开起了酒店，发国难财。有人弹劾刘P，说他职位很高，俸禄多了去了，应该知足了。然而他却像商人一样追逐酒的利润，追求微末之利，若不查究，何以整肃官场？杨坚可能是念及刘P的昔日功劳，下令不予追究，放了他一马。
在登基之前，杨坚就渐渐疏远了刘P。杨坚派大将讨伐叛乱的尉迟迥，为加强领导，统一军令，想在刘P、郑译两人之中委任一人为监军。谁知这二人都不予配合。杨坚因调遣不了这二人而大为不悦。后来，相继发生王谦、司马消难叛乱，杨坚忧心忡忡，寝食不安，而刘P却“逸游纵酒，不以职司为意”，常常因酗酒误了公事，招致杨坚极度不满。杨坚就将他“晾”了起来，让其赋闲在家。
刘P心中怨气日盛，后来竟图谋反叛。东窗事发，刘P被处死，家中财物被搬到皇宫，杨坚身着素服，命大臣们拿起弓箭，任意射取财物，谁射中，谁就搬回家。杨坚想用这种特殊的做法让大臣们吸取刘P贪腐、谋反、自取败亡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