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在我国起源很早，《列子》中记载黄帝与炎帝大战（即我国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一场大战“阪泉之战”）时，就“以雕i鹰鸢为旗帜”，也就是以各种猛禽为装饰的旗帜了。原始的旗帜并不是在旗竿之上系一件纺织品，而是在树枝上捆一大把茅草，或在树枝上悬系一件动物尾巴之类的醒目的东西来作为标识和指挥的。殷人已经普遍用旗，周代就已经有各式各样的旗。到了秦汉以后，随着常备军的增多，军队专用旗帜也越来越多，以至新兵入伍之后，熟悉各种旗帜的训练必须专门进行，古时就叫做“教旗”。单是《武备志》一书中绘出样式的不同形制与图案的军阵用旗就有88种之多，再加上颜色的变化，就更多了。
我们在这里讲的军旗，是指象征军队及其各级建制部队，以及作标识、号令和通讯工具的军阵用旗，并不是有如今日统一全军制式的“军旗”。
《孙子兵法・军争》说：“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旗帜、鼓点、金声、号角、灯火，是古代战场上主要的通信联络信号和指挥手段。先秦时期的其他军事著作如《管子》的《兵法》篇、尉缭的《勒卒令》与《兵教》，都具体地论述了旗鼓在战争中的作用。
古代军队运用旗鼓这种通讯和指挥方式，可以迅速而有效地将各种指挥号令、联络信号传达给全军。但由于它内容复杂、头绪繁多，必须花较多的时间来进行教学、训练，方能使全军每一士兵熟悉这一套指挥号令。所以，训练将士“辨旗帜”、“审金鼓”，是古代任何军人入伍后的第一课，《武备志》中说：“练士者，先明旗之别而要束之。”就是这个道理。
将帅用于各种指挥形式的指挥用旗名称较多，如望旗、认旗、变旗等。《虎钤经》卷七讲，主将所用的指挥用旗有五百面之多。据《通典》卷149引《李靖兵法》记载，在用旗帜进行指挥联络时，当主将发出命令后，旗官、旗手立即按命令将某色旗竖起，相应的某方的部队见后，应立即将本部旗帜竖立，这叫做“应旗”，本部全体官兵立即准备听令（有的主将要求一级一级逐级向下传令，逐级应旗）。若主将命令全军行动，则五色旗全部竖起（东方碧，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黄），全军都要立即“应旗”，准备行动。指挥的旗帜向哪方点动，受令部队就应向那方前进;指挥的旗帜若向下低垂，受令部队就应跑步前进;两支或数支指挥旗帜相交，受令部队就应合队。前进时，前哨部队一般均配备五色小旗一幅，高招（指旗杆很高的旗）一幅。若遇见树林则举青旗，遇水泽举黑旗，遇敌人兵马举白旗，遇山险举黄旗，遇烟火举红旗，用作向后面传报情况，以便将领采取对策，并向主将报告。除一般报告外，还有旋转挥舞不同颜色的旗帜以及不同方向报告敌情，敌众则展（旋转挥舞）青旗，敌少则展白旗，敌急则展红旗，敌缓则展黄旗;已无路可行，又非接战不可则展黑旗。展旗的方向，也就表示敌人所来的方向。这些只是古代军队用旗帜进行指挥联络的基本方式，其细则要具体复杂得多。
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旗帜振奋军心，以旗帜迷惑敌军的故事很多，如“登城立帜”、“移帜破敌”、“疑帜惑敌”等等，比比皆是。唐征讨百济之战，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在进攻百济城之时，乘百姓相率来投之机，命军士登城立帜。这种做法出人意料，使百济守军军心大乱，而攻城的唐军则斗志倍增。宋代吐蕃族与党项族之间进行的“河湟之战”，曾有“移帜破敌”的故事。党项族首领赵元昊在挥师渡河而进时，“插旗记线”，以求退路。但吐蕃族首领嘉勒斯贲是一位能谋善断、工于心计之人，他将计就计，一面指挥军队与赵元昊作战，一面派人潜入其后，把旗移至深水之处。经过激战，党项军被打败，士兵们夺路而遁，见插有旗子的地方便跳下去，结果十有八九被淹死。这时，嘉勒斯贲又挥师大进，虏俘甚众。
我国古代军中之旗帜，按类型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
号旗：我国古代最早用于军队作战的是号旗，如上面说的黄帝与炎帝大战时，所用各种图腾的旗帜。又如春秋初年，郑国大将考颍叔手舞大旗，首先登攀城墙，指挥全军。这些旗帜都属于号旗。那时由于盛行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因而军队常以各种颜色表示，如秦用黑旗，汉用赤帜。韩信背水破赵，预先选轻骑兵二千，每人手持一面赤帜，等到赵军出阵，突然从后抄袭敌营，拔去赵军旗帜，尽“立汉赤帜”，取得以少胜多的奇功。直到唐时，旗帜仍是靠颜色有异或图腾为标志用来指挥作战的，如大将李嗣业攻吐蕃，手持大旗孤身冲上山峰，全军为之鼓舞，纷纷陷阵杀敌。
阵旗：在古兵法里常有叙述阵图的，著名的诸葛亮“八阵图”、李靖的“六花阵”，就是靠不同颜色旗帜去排列和组合。旗分五色，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加上中央的黄土摆成五方阵称五方旗。军营和阵地的各个方位也有各自的旗帜，如角旗、门旗等。
联络旗：古代军队行军，主要是在白天。军中各部分，特别是前锋和主帅所在的中军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借助旗语进行的。据宋代许洞所撰《虎钤经》记载，当先头部队在行军中遇到树林堵路，需砍树开路时，就举起青旗;当遇有高山峡谷，无回旋避敌之地时，便一路顺风烧草，防敌火攻，一面举起红旗;如果发现前方有列阵以待的敌兵，就要赶紧抢占有利地形，摆开阵势，同时举起白旗;如果前方是低洼沼泽地带，或是溪涧不平，就举起黑旗;如果前方平坦开阔，就举起黄旗。
令旗：古代军队作战指挥时，领兵将军还常常置有传令小卒，手执令旗，传达命令。令旗除了传达命令之外，有时还作为督战、奖励的标识。如太平军制有专斩临阵退缩旗，以执法督战。此旗为黄铜火焰边，长阔一尺二寸，上写“东王有令”，下写“专斩临阵退缩”六字，盖有东王印。又制有胜旗，由各军总制自制，各王盖印，用以奖励战胜者。
牙旗：古代军队象征全军的旗帜一般称作“牙旗”。其所以称“牙旗”，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以象牙为饰而得名，“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饰之，故云牙旗”。另一说是谓军之将是王之爪牙的意思。“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马，掌武备，象猛兽，以爪牙为卫，故军前大旗谓之牙旗。”当然这两种说法都不一定准确，姑介绍以供参考。有一点可以肯定：牙旗是全军最重要的旗帜，也是最大的旗，充任牙旗之旗手也必须选择身强力壮者。例如三国时曹操的贴身侍卫典韦就是牙旗旗手出身，“形貌魁梧，臂力大过人”。他最初在赵庞军中，“以牙旗长大，人莫能胜，韦一手建之，庞异其才力”。这种情况直到清代仍是如此。例如曾在太平军中生活过的英国人呤o在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写道，“军中执掌旗帜的旗手颇多，都由精壮忠勇的人充任。重要统帅的旗手和高级军官的官阶同等，他们在军中所处的地位极为光荣。有些旗手是我生平所见到的最勇敢的人”。
由于牙旗是全军的象征，所以，古代军队在出征之前一般都要在牙旗前举行“祭旗”的仪式，古人视“牙旗者，将军之精”，牙旗若能受到神灵福佑，全军似乎就可保平安了。
牙旗是一支军队的主要标识，所以在战争中，牙旗在哪里，就表示指挥中心在那里，主将在那里;旗不倒，主将就在，全军就存在，旗一倒，就表示主将不存，全军已经崩溃。正因为如此，在古代战争中，双方都要拼死保护自己的牙旗，并设法夺取或砍倒对方牙旗。如果一方能采取突袭的手段夺取或砍掉对方的牙旗，对方全军就可能垮掉。汉代名将李广年轻时，从周亚夫征讨吴楚七国之乱，曾夺取对方帅旗，故而名显天下。岳飞抗金初期，“从王彦渡河，至新乡。金兵盛，彦不敢进。飞独引所部鏖战，夺其纛（旗）而舞。诸军争奋，遂拔新乡”。
牙旗，在古代军队中并无统一制式。有的以最高统帅或一军主将的姓或姓名绣或写在上面，如宋代岳飞所部的大旗是“以红罗为帜，上刺岳字”;魏胜所部的大旗上是“山东魏胜”;王友直的忠义军旗上则大书“宋忠义将河北王九郎”。有时又以不同颜色作为各支部队的区别。如清代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均以军旗的不同颜色而命名和区分的。
将旗：全军的标识是帅旗、牙旗，军中每一部分也有自己的旗帜，作为这一部分的标识。这些旗帜各级的大小不同，同级各部又由旗心、旗边和旗上的带子的颜色来区分。一望旗帜，就可知道这是哪一部分。按一般惯例，中营用黄旗，前营用红旗，左营用蓝旗，右营用白旗，后营用黑旗。再以边、带的颜色表示对上一级的隶属关系。作为偏将、裨将统制某一部分的旗帜，就是他那一部分的标识，作战时，战士就在这面旗帜之下，冲锋陷阵，哪怕是牺牲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将旗帜保住。如果失去了旗帜，这支部队就算不存在了。戚继光就规定，“凡失旗鼓旌节者，全队斩;或为贼所取者，亦全队斩。有功准赎”。据史料记述，太平军对军旗要求十分严谨，无论队伍如何庞大，旗帜、招（号）衣、腰牌都要标出番号，一望便知所属。《太平军目》规定，太平天国的军队，从两司马起均置军旗，“旗分五色，各系地名”。军旗的尺寸形状都有严格的规定：两司马旗二尺五寸，以上各级各加五寸，至丞相止，均为三角形。王以上为方旗，王旗八尺。副军帅八尺五寸，正军帅九尺。军帅所属共有军旗五百五十六面，行军之际，旌旗蔽日，威武雄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