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在“强军梦”和“中国梦”的背景之下，军旅文学发展势头迅猛，被称为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一批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生代”军旅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给文坛吹来一股清新强劲的浩然之风，他们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中短篇小说领域，无论是在题材还是叙事上，都表现出了对前辈作家的继承和超越。西元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一名军旅作家，西元有着得天独厚的人生经历，他出身于军人家庭，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父亲亦是位作家，此外他还有着丰富的军旅生活经验，在军队生活了二十多年，当过排长、营教导员、组织干事、代理组织科长。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的熏陶使得他学养深厚，视野开阔，为其文学创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他对军人生活和军事知识的熟稔使得他笔下的军人、战争和军营显得真实可感，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他出色的想象力、文字驾驭能力及对现代小说技巧的熟悉又使得他的小说摆脱了军旅小说常见的沉重，具有了轻盈和诗化的质地。
一、“无名英雄”的群像塑造
军旅文学向来不缺英雄，从“十七年时期”的《保卫延安》《红岩》《苦菜花》到1980年代的《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红高粱》再到新世纪的《亮剑》《历史的天空》，我们能列出一个长长的英雄谱。“十七年时期”的英雄是生活在神坛上的，他们相貌堂堂、骁勇善战、大公无私、品行高洁、政治立场坚定，是完美的化身，是可望不可及的，他们给当时的人们树立了优秀的榜样，唤起了人们对政党的崇敬和热爱，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却也因其脸谱化的“高大全”形象为后来的读者诟病。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文学是人学”等观念的再度兴起，军旅文学也逐步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严苛束缚，英雄也有了七情六欲，也有了普通人常有的种种缺点，总的来说，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完美无瑕了，而是从神坛回到了人间。不过，即便拥有了种种缺点，这些英雄依然是强悍和力量的象征，如《亮剑》中的李云龙，虽然匪气十足，屡屡冒犯军规，让人联想到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的绿林好汉，可打起仗来也是勇猛无比、足智多谋，颇具领袖气质和王者风范。他们和西元小说中的“无名英雄”，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西元的小说中的“无名英雄”都是些军队的基层官兵和基层军官，常常以群像的方式出现。他们或是生活在平淡庸常的和平年代，或是生活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却都一样的卑微渺小，他们身上没有传统英雄身上常有的那种光环和王者风范，他们所做的，只是默默坚守着自己平凡的岗位，就像山坡上的无名野花一样，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默默吐露芬芳。比起同时代的军旅作家，西元的小说故事不够曲折离奇，跌宕起伏，也没有富有传奇色彩的主人公，那么塑造好小说中的这些卑微渺小的“无名英雄”就显得至关重要。西元是通过什么方式塑造这些“无名英雄”的呢？在我看来，一个是成长模式的运用，一部个人史的呈现，一个是内心世界的细致刻画。
西元的很多小说中都隐藏着一个成长模式，这里的成长，不是指生理的变化，而是指个性的完善和心理上的成熟，这种完善和成熟往往要通过各种艰苦的考验才能达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人物性格不是凝固不动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如《遭遇一九五零年的无名连》中的“威武”，是个白白胖胖的“关系户”，懒惰邋遢，是个众人眼中的书呆子，可就是这样一个不被看好的士兵，却跟着其他战友一起完成了一项很苦很累的任务――“一个月，在这没水、没电、没人烟的地方，搬运了一万吨水泥”。在这个任务完成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威武”如何一步步从一个怯懦懒惰的书呆子变成了一个坚强、阳刚、有血性、肯吃苦的军人。成长模式的运用使得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心灵的敞开同步，人物本身的变化也就具有了情节意义。
为了更好地反映出人物的成长和变化，西元常常会通过对话、回忆等方式对他小说中的人物历史做比较详细的交代，每个人物都会带来一段属于他们的“小历史”。如在《死亡重奏》中，我们看到了普通士兵上官富贵、王尽美等人的过去，他们的过去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曾有过的巨大苦难和伤痛，撕开了旧中国血淋淋的伤口。上官富贵曾随全家逃荒，全家九口仅他一人活了下来，在逃荒路上他看见了一具具破了肚皮的尸首。这可以解释他为何在战场上如此镇定沉着，只是“死死盯着那条划在地上的线，心头总是想着爹临死前说过的那句话，有地就有命，没地就没命。”王尽美的回忆则把我们从抗美援朝的战场带回了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个人史呈现的是人的“积存”，而“生命是变化、积存、落实的过程，它作为一种具体存在，展开得越丰富合理，这个生命世界就越具有说服力，感染力。”①
与同时代的军旅作家相比，西元不注重编织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和悬念的设置，而是热衷探索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就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更加的立体饱满。他擅长以多重式内聚焦的方式进行叙述，多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得以轮流展开。透过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我们看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喜乐和悲欢、尖锐的内心冲突以及灵魂深处的挣扎。《界碑》的情节很简单，无非就是一群军人奉首长之命去戈壁无人区干工程，这群军人中，有一直心怀明星梦想的大龄文艺女兵白洁，有经历丰富、刚退休不久的老兵李高工，有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却因为没有关系而被要求退伍的技术骨干钢钉，还有文化水平低却气场强大雷厉风行的魏大骡子。他们的个性和经历都缺乏传奇色彩，干的事情也都是是艰苦却平凡的，可是由于作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致刻画，我们看到了他们平凡中蕴藏的伟大，看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和平年代的军人群像。如何书写和平时代的英雄？如何在平凡的场景、平凡的人物中挖掘英雄主义？西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二、强烈的使命感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西元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作家。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对历史、时代及人性的批判与反思。
反映现实和时代的变迁是文学的一个重要使命。一个好的作家，定是对现实，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保持着密切关注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中国国力大幅度增强，物质财富迅速增加，欲望这头猛兽也跟着获得了解放，人们不再羞于谈及自己对金钱、权力和美色的渴望，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道德观念、人文精神、精神信仰都出现大幅度滑坡。西元对此明显是忧虑的，他在小说中大胆揭露了大量的时代乱象和现实的苦难，社会上明目张胆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官场上的贪污腐败，有钱人一掷千金的豪奢生活及底层人民的贫穷与艰辛在他的笔下都有较多展现。这些乱象和苦难的背后，凸现的是现代人的空虚、焦虑和不安。与以“零度叙述”的姿态介入现实的“新写实小说”不同，西元较明显地在小说中表现出自己对现实的批判，对各种现实问题的忧思、怀疑和追问。不过西元小说更为触目惊心的一点是揭露了金钱、权力、欲望对人民卫士――军队的腐蚀。在他的早期作品《锻炼锻炼》《遭遇一九五零年代的无名连》《界碑》及近期作品《枯叶的海》中，我们看到了和平军营下涌动的暗流。如在退伍和留队晋升的问题上，很多人品好、能力强的士兵往往因为没有关系被迫退伍，而那些懒惰、表现差的“关系兵”却能够留队晋升。在《界碑》中，和戈壁滩工程合作的公司老总，是基地某领导的表弟，想“潜规则”文艺兵白洁，又试图利诱魏大骡子谋取更大的利润。《枯叶的海》中的王大心则让我们联想到了《沧浪之水》（阎真）中的池大为，他对军营中的勾心斗角、贪污腐败、溜须拍马等现象从不习惯到慢慢习惯，对于现实步步妥协，性格中的锐气就在这样平庸琐碎的日子里慢慢被磨去，由一个意气风发的新兵变成了一个世故圆滑的干部。西元在这类作品中反思了一个问题，面对一个光怪陆离物欲横流的时代和社会，军人应怎样为自己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支撑？西元小说中反映出的种种现实问题，犹如光鲜城市下面的下水道，让我们对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给沉醉于太平盛世的人们敲响了一记响亮的警钟，也体现出西元作为一名军人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因此西元常常在小说中对历史，尤其是那些沉痛的历史进行回望和反思。如《Z日》的前半部分通过王大心和其父亲的视角讲述了一场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的高科技战争，这场战争里充斥着女间谍、苦肉计、网络定位、远程导弹袭击等元素，是作者对未来战争的想象，可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王大心的梦境带我们穿越了时空，回到了刚刚战败的破败萧条的日本，回到了血淋淋的南京大屠杀现场，回到了大清国的北洋海军军舰。王大心不断地化身为各个时代背景之下的中国军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小说体现了对战争和历史的深刻反思，让我们禁不住追问：战争输赢的意义在哪里？战争给人带来的是毁灭性的伤害，那我们还需要战争吗？如果一场战争注定是要输的，那还有坚持下去的意义吗？战争是否对历史的走向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西元在《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一文中谈到了写《Z日》的动机：“作为一名军人，每每回忆起我们与海对面那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历史，我都仿佛在精神炼狱里走过一遭，”“我试图在这个精神炼狱里打捞出一点活生生的情感，以描画出中国军人灵魂深处复杂的一面，以及与海对面那个民族之间的种种心结。”②从这一点看，《Z日》很好地实践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西元的近期作品《黑镜子》则将关注点放在了中国极左思潮泛滥的那个时代，透过一个留洋归国的科学家的视角，我们看到了极左思潮、极权专制、盲目崇拜对人造成的巨大伤害：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科学家仅仅因为质疑了一篇名为《论亩产万斤粮食的可能性》的论文而被迫害，不久就吊死在办公室门框。聪明绝顶、品行高洁的九章哥哥被虐打得双眼无神，神志不清，当着“我”的面从楼上一跃而下，脑浆飞溅。“我”则在巨大的压力下屈服于权威，背叛了自己的好友兼同事，最终因为承受不了精神的折磨彻底崩溃，从一个天才科学家变成了一个不能动弹的“废人”，天才的陨落，折射出那个时代的荒谬，也让我们感受到人在历史面前的无奈。对于历史苦难的关注和批判性反思，体现了西元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
与那些重视人物的传奇性、情节的曲折性的小说不同，西元的小说格外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关注人物的内心挣扎，关注人物灵魂深处复杂的一面。比起故事，西元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对那种独特细腻的生理与心理体验的展示。西元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常被置于极端的环境，人性中那些光亮的部分，往往因此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死亡重奏》中的人物，是参加抗美援朝的一群普通士兵，他们所在的一个连队，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无名连，为了守住7号高地，他们必须直面敌强我弱的，极其残酷的战争场面。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较量中，我们看到了这群普通士兵的勇猛、坚韧、顽强和担当，这些都是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虽然他们对残酷的战争也有质疑，也有抱怨，也有恐惧，可他们在面对敌人的时候，都无比坚定无比勇敢，将人性的光辉体现到了极致。《遭遇一九五零年代的无名连》讲述的本是一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军营小事――几个基层官兵受命到一个没水没电没人烟的戈壁荒废小站去搬水泥，可西元却在里面插入了发生在一九五零年代的一件往事――朝鲜战争的第一年冬天，整整一个连的志愿军战士，为伏击美国军队，竟全部冻死在了阵地上，无一人逃走生还。”这件往事是指导员王大心从一本军事杂志上看来的，却让王大心联想到了自己那个拥有很多徽章的，在朝鲜打过仗的爷爷。无名连在战场上的事迹和几个普通士兵在无人荒地搬卸水泥的事件放在一起，让我们感受到了不怕牺牲、坚韧顽强、不慕名利等精神在军人血脉中的流传。《拷问》则通过行刑者和受刑者的视角交替和心理描写将人性的美好和丑恶呈现到了极致。在行刑者令人发指的残忍虐待和折磨下，一个曾经的女明星霓云，一个风情万种颠倒众生的美女，被活生生地折磨成了一个瞎掉双眼，体无完肤，瘦得只剩下一具骨骼的尸体。刽子手的残忍，丑恶将霓云的形象衬托得更加光辉和伟大。在整个惨无人道的拷问、虐待、行刑过程中，我们看到人性中最璀璨的那部分和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不断进行着殊死搏斗，碰撞出耀眼的火花。霓云用生命告诉我们，人的肉身可以被毁灭，可精神和灵魂是可以永存的。西元的小说，哪怕在最黑暗最绝望的地方也都闪烁着希望的光芒，这或许与西元秉持的文学观有关：“我认为一味地沉迷于苦痛，很容易沦入一种小乘的文学精神，其实也就意味着一味地索取，一味地偏执，一味地仇恨，这片精神之地，大概只会越走越小。而大乘的文学精神，就是直面世间的苦痛，而不忘给予，这里面有宽恕，有包容，有自我牺牲，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情怀与大慈悲。”③正是这种救苍生于苦难的大慈悲精神，才给了人们无坚不摧的勇气，才让人们在绝境和黑暗中看到了希望和光亮。西元在小说中对人性的歌颂，实际上也是对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弘扬，而这正是军旅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
三、高度自觉的文体意识
西元是一个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热衷于形式探索的作家。从他早期的《锻炼锻炼》《遭遇一九五零年代的无名连》到近期的《黑镜子》《拷问》《疯园》，我们能看到他对现代小说技巧的运用越来越娴熟。对不同话语方式的积极尝试使得他的小说和传统军旅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
西元对小说的语言是非常重视的，他的感官非常敏锐，想象力也很丰富，这就使得他在创作的时候，常常运用通感、比喻等手法，使得语言具有了诗化的质地和“陌生化”的美学效果，令人耳目一新。如《死亡重奏》中，王尽美在战场上回忆起了自己童年爱慕着的那个邻家姐姐，他对那个邻家姐姐的感受是这样的：“有个略带淡紫色，且亮晶晶的声音传来道，小美弟弟，咱们走啦。这是一只微微散发着热气的手，周围又冷又静的空气在指尖穿过时，像一池寂静的水被撩动了一样，然后，又是一阵桂花糖的香甜味抚在脸上。”在这段描写中，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交织在一起，一个美丽温婉的江南少女形象仅仅通过一个小男孩的感受就活灵活现地立在了我们面前。西元也常常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描述一些暴力血腥的场面，如“暗蓝色的天空里挂着一轮血红色的月亮，边沿似乎在凝结着什么浓稠的暗红色汁液，一滴接一滴地从天上滴下来。”（《死亡重奏》）“年轻人吊在办公室的门框上，像只蝴蝶，有月光的一面灿烂刺眼，没有月光的一面冰冷如霜。”（《黑镜子》）诗化的语言给这些暴力场景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起到了卡尔维诺所说的“以轻取重”的效果，减轻了文本的紧张和沉重，给人忧伤而非残酷的感觉，增强了文本的悲剧意识。 再者，比起那些注重情节推进、节奏紧张、密不透风的小说，西元的小说显得更加的从容、舒缓，西元似乎并不急于把一个完整的故事讲述出来，而是把笔墨集中在那些枝枝丫丫、旁逸斜出的细节上。这些细节都极具表现力，无论是和平军营生活中的写材料、军事训练、演习、视察、建工程，社会生活场景中的喝酒、社交、逢场作戏，战场上的冲锋陷阵、残酷厮杀，还是风景和人物的描摹，都能让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如在《黑镜子》开头，西元这样描绘了一个婴儿口水滴落的场景：“刹那间，口水珠儿滴落，砸在柔软的花瓣上，犹如落进了广袤的海洋，飞溅出无数更加微小的水滴。花瓣如骏马腰身一般有力地抖动着，几颗水珠被抛向空中，光芒一闪，然后向花蕊中落去。花蕊深处慢慢变暗，但仍有光亮，呈血红色。一股股丰饶的汁水在脉络里搏动着，发出轰轰哗哗的巨响。”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犹如一帧帧的慢速摄影相片，一个如此微小的细节在被放大之后居然有了如此惊人的美感。西元对细节的重视和书写体现了他观察、捕捉生活的深厚功力，也使得他的小说格外的扎实饱满。
西元小说中的叙述结构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他的小说往往都存在着多重时空，这些不同的时空常常通过人物的回忆、幻想或梦境联结起来，多重时空的叙述模式增加了文本的张力，大大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使小说变得更加丰富厚重。在《Z日》中，王大心的梦境带我们从21世纪40年代回到了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回到了水深火热的战争现场；在《遭遇一九五零年代的无名连》中，那个抗美援朝时期，“为了夺取胜利，能够一声不吭地冻死在寒冷的冬夜里”的无名连同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在条件艰苦的戈壁荒滩搬卸水泥的普通士兵形成了一个交叉和呼应；在《黑镜子》中，祖父给“我”的那把铜镜子使我能够在现实中不断回望自己或是惨痛或是美好的记忆，两组或多组叙事序列交织的结构恰好实现了多声部的言说，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涵。此外，在西元的小说中，残酷和美好，现实和幻境也经常交叉出现，如在《死亡重奏》中，富有诗意的濒死时的幻境及士兵们的美好回忆在血腥的场面上不断穿插，这既可以消解残酷战争带给我们的紧张感，起到舒缓叙事节奏的作用，又让我们在美好和残酷的对比中，看到美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小说因此具备了传统军旅文学通常缺乏的那种浓厚的悲剧意识，幻想和现实的交替也使得文本显得亦真亦幻，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
总的来说，西元是一个喜欢思考、有着强烈使命感和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他的小说，无论是在形式探索、人物塑造还是反映现实、反思历史等方面，都显示出了与很多同龄作家不同的深刻和睿智。他的创作历程不长，但他的创作却令人惊喜。不过西元的小说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对一些人死后的惨状、行刑、肉体虐待等血腥的场面刻画得过于细致，流露出叙述者对暴力的玩赏态度，易引起读者生理上的不适；女性人物形象和有钱人形象的刻画略显单薄，小说中的女性好像都只能通过自己的色相取得物质和事业上的成功，被“欲望化”的痕迹明显，而有钱人的财富都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累积而来，对权钱交易、钱色交易也都是习以为常的，给人“脸谱化”“符号化”之感；部分小说存在着情节重复、细节重复的问题等等。当然，西元的小说创作还处于一种“正在进行时”的状态，他也非常喜欢寻求创作方面的变化，他的早期作品与近期作品已有很大的不同，未来还可能有更多的“变数”出现在他的创作中，我们有理由对他寄予厚望。
注释：
①谢有顺：《小说是生命的学问》，《小说评论》2012年第6期。
②西元：《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西南军事文学》2015年第1期。
③朱向前、徐艺嘉、西元：《军旅文坛“拳击手”――西元小说创作三人谈》，《文艺报》2015年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