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因地震而截掉一条小腿的青川女孩周红梅离开成都市康复中心时，不用扶栏杆就能站起来了。医生对她说，“你回去得靠自己，不能靠父母。”
《新西部》记者第一次见到周红梅是在西安唐都医院，当时地震刚刚发生，受伤的周红梅被送到西安，在病床上度过了她的13岁生日。
返回青川后，周红梅最终还是选择独自走出家乡追寻自己的梦想，而成都志愿者中阿姨则一直陪伴着红梅走出阴影，并一点点赋予她珍惜人生的力量。
3月20日，青川县骑马乡光明村。
虽然周红梅不在家，但记者还是决定去一次光明村，因为我们想去看看她的家乡和她的父亲周怀林。
油菜花开的时节，漫山遍野一片金黄，白龙河静静流淌在山间，家家户户白粉墙。山路两边不时能看到三三五五的村民，忙着在木质坚硬的青冈木上种木耳。
青川的木耳和香菇颇为有名，村里人大都会种。红梅家去年种的香菇，今春已经长出来了。
红梅的父亲周怀林早早就在家里等候记者的到来。他翻出《新西部》报道红梅的那期杂志说，“我时常翻出来看看。”
一晃，七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家乡的春天
周怀林家已从地震前居住的半山腰，安置到村小所在的一块空地上。
青川平地少，避开地震带、洪涝灾害以及容易产生自然灾害的地区，真正能用的土地就更少了。地震后，很多村民都外迁走了，有的到木鱼镇买了房，有的去了绵阳，有的投靠了成都的儿女。政府鼓励外迁，对外迁农户的补偿相应也高一些。
尽管如此，这里的平地依然稀缺。一块巴掌大的平地安置了20户村民，他们按照统一规划修建了钢木结构住宅，一排有四户人家。周怀林家在第一排中间，上下两层。
周怀林为母亲搭了一个柴房，冬天坐在火塘边烤火，上面吊一口老式铁锅，可以烧水和焖饭。
地震后，周怀林好像患上了一种习惯性焦虑症。他给女儿配了手机，手机打不通时，便坐立不安；夏天河里一涨水，他就忧虑女儿的放学。后来红梅到都江堰读高中，周怀林每次送女儿坐上班车，还要一路短信追踪，直到女儿到学校才放心。
“怎么说呢，红梅可能是我的一块儿心病吧。不管她现在这样还是以后，我都是放心不下的。”他总是事无巨细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红梅，红梅寒暑假回来，他跑上跑下为女儿端水送饭。儿子有时看不下去就劝他：“你不能这样惯她。”
周怀林把心事藏在心里，不轻易吐露。偶尔他会对儿子说，“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必须关心你妹妹，照顾她，假如我们不在了，更是如此。”
阳春三月，山上仍有点冷。红梅的奶奶兜了些柴在火塘边烤火，这种取暖方式成就了当地独特的一道美食。每年经过一个冬天的烟熏火燎，屋顶上挂着的腌肉就变成了上好的腊味。过完年，周怀林把腊肉挂进新房的楼上，能吃上一整年。
尽管仍有不少心事，但当年那个愁苦的老周已经不见了，眼前的周怀林好像卸下了重负，整个人都年轻了起来。妻子从菜地里摘了新鲜的菜苔，准备炒菜做饭，厨房的大锅里已经炖上了萝卜干和腊肉。远处青山依旧，白龙河奔流不息，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绚烂了春天的心情。
几天后，我们在都江堰中学见到红梅时，提起家乡的美味，勾起她无尽的思念。
父母的煎熬
如果不是我们到访，也许不会有人在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想到死亡。
七年后，由浙江全额援建的新木鱼中学漂亮而结实。在学校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片学生公墓，大大小小的墓碑比肩林立。有家长在孩子的墓碑上刻下了诸如“宿舍闭锁遇地震，爱儿殒命因危楼”等碑文，诉说着心中永远无法平复的伤痛。当时木鱼中学原址重建的规划出来时，很多家长都反对。“死了那么多学生，老百姓有点儿忌讳。”周怀林说。
周怀林家所在的四户人家，有两户都失去了孩子，大人四十多岁了还带个小孩，是地震后出生的。周怀林因此常常感觉很幸运，因为女儿毕竟还在。
“她存活下来了，再残废，感觉有这么个人在，觉得挺高兴的。跟一些好的学生比，她有不幸，这不幸是天做下的事，谁也改变不了。”他说，“你不面对现实怎么办？”
周怀林的父母一辈子靠种地为生，到了他这一代，大多外出务工，在山上种地只能解决个温饱。他在外面什么活都干过，这些年大多在内蒙、山西的建筑工地上干架子工。妻子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偶尔到县上打打短工。
2008年8月，周怀林带着女儿回到家乡。青川仍然余震不断，频繁的余震让周红梅难以摆脱震后的心理阴影。即使在板房里，也要时常躲避地震。
那几年，周怀林总盼望着，能买到一块更靠近公路的地基，从半山坡上搬下来，这样就不用整天背着女儿上山下山的。他也盼望女儿早点适应学校的生活，盼望儿子早点从北方的技校毕业。就这样，这个四川男人用自己的坚韧撑起了被地震摇撼的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儿女都能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每年腊月，一家人团团圆圆，周怀林心里便宽慰许多。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他不再想过去的事，只是难免要替红梅的未来担忧。
“最困难的时候，那么多好心人在身边陪着她，帮她度过了难关。”周怀林念念不忘的“好心人”有山东的寇老师、北京的孙经理、上海的肖女士以及成都的中阿姨……其中成都的中阿姨在红梅的成长过程中，带给她的心理援助是父母所给予不了的。这是老周最感恩的。
中阿姨来了
学校原址重建对红梅来说是残酷的现实，她没法面对，宁愿背井离乡。但走出来的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得多。就在这个时候，成都志愿者中阿姨出现在她面前。 中阿姨退休前在成都一家企业上班。一开始，她和成都涌现出的很多志愿者一样，天天跑医院，给孩子们送吃的，陪他们聊天，慢慢体会到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大地震是个大事件，经历的人不管年龄大小，都会有很多心理阴影。所以也就想到，我可以出来做这样的事情。”中阿姨说。
中阿姨跟周红梅结缘于香港的一个叫“站起来”的公益项目。当时，她组织青川受伤的孩子们来成都接受这家机构的服务，红梅就是其中之一。结果，碰上成都开糖酒会，宾馆都住满了。于是，她把孩子们全都接到自己家里，挤挤挨挨熬了一个通宵。
“我跟他们说，就当我们现在是在坐火车吧。”和后来很多次遇到困难一样，中阿姨总能找到一个点，让他们坚信自己。
“熬过这一段就好了。”她时常对他们这样说。
这样的陪伴和安抚对红梅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很多事情她都亲力亲为，比如红梅要出去演出、训练、修假肢、换假肢，抑或是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她都始终陪伴左右，帮她解决。
“红梅是我从他们家里接出来的！”中阿姨感慨道。2010年3月，她和老伴儿来到红梅的家乡，当时成都市残联的一位领导无意中得知中阿姨在做志愿者，就对她说，“你给我们找几个孩子，我们艺术团需要。”中阿姨心想，“这是好事，通过这样的方式先把孩子们从山区接出来！”
在红梅之前，中阿姨接触过一个木鱼中学的孩子，深深知道灾难给他们造成的影响。“如果不尽快把他们接出来，他们在那里没办法静心学习。”
在去红梅家之前，中阿姨还有过一个打算，想把自己四楼的房子调换到一楼，她担心孩子们上下楼不方便。结果到了红梅家，看到山路那么崎岖，就笑着对红梅说，“阿姨决定不换房子了，我那个房子虽然高一点，但不知要比你们这里好走多少倍。”
就这样，中阿姨把周红梅和谢海峰、王国兵三个孩子从青川接到了成都市残疾人艺术团。那一年红梅15岁，是三个孩子里年纪最小的。
原本以为把孩子们在艺术团安顿好之后，自己的任务就完成了。结果一个礼拜之后，中阿姨放心不下，就跑去看，一听说孩子们礼拜天没人管，出去闲逛了一整天，心里一阵刺痛。
“这些山里的娃娃，思想简单，年龄又小，万一出个什么事情，怎么向社会交代？”从此，她就留守在艺术团，跟他们朝夕相伴。
大爱的陪伴
一年后，红梅的腿出问题了，上台表演之后老是痛。再加上中阿姨无意中得知，这个艺术团是被私人承包了的，担心把红梅耽误了，于是一直做她的工作，希望她继续上学。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周红梅后来在都江堰友爱中学完成了初中学业，考上都江堰中学的高中，如今正面临高考前最后阶段的冲刺。跟红梅一块儿学“变脸”的男孩谢海峰后来到了四川省残疾人艺术团。
尽管如此，在艺术团的一年体验，对红梅来说依然是很大的突破。那一年，她不仅去了玉树慰问演出，还去西藏参加巡演。
“在玉树慰问演出的时候，她看见那些小姑娘受伤住在医院里，就给她们讲故事，给她们说些开心的事儿。她已经从那个地震当中过来了，很坚强，就想给别人做一点榜样。”周怀林说。
在艺术团期间，红梅还到自己的家乡青川表演过一次。当时团里给周怀林打电话，他和妻子跑到县文化馆去看女儿演出。演完后，红梅站在台上对父母说了几句话。
“她说谢谢爸爸妈妈对她的抚养，自从她受伤以后，送她接她，关心她。哎，那时候挺感动的，我当时就流眼泪了。”周怀林说。
对于过去的那场灾难，中阿姨更愿意教会红梅他们面对。“大家不太愿意揭伤疤，但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温故而知新。”她时常鼓励身边的孩子：“别人承受不了的，你们能承受，你们那种担当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告诉他们，要从灾难里面走出来，要换个角度想问题，比如说，没有这场灾难，我们能认识吗？你能出来吗？有那么多人来爱你吗？整个社会都在关注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无情的灾难。”
中阿姨从不把红梅当弱者，她的陪伴和鼓励，帮助红梅真正站了起来。红梅曾一度无法对别人描述那场地震带给她的恐惧。她在家人面前忍着的痛和眼泪，却可以在中阿姨面前毫无顾忌地宣泄。中阿姨看到她的痛苦，并没有急切地去结束，而是陪伴她的痛苦。她陪着她一起哭过，也一起笑过。
“她回忆这段的时候，我也会心疼。现在看着她走出来，我心里很高兴。”中阿姨说。
63岁的中阿姨QQ签名是“退休老太太心中有大爱”。在QQ空间里，她用简单的文字和图片记录了红梅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比如“红梅花儿开，认真做功课。”“红梅回家，爷爷好高兴哟。”“红梅娃，考试莫紧张哟。”“那年，她去西藏巡演归来，为爷爷献上了哈达。”
在一张图片下面，中阿姨写道：“向红梅详细交待乘车路线并记在手机上……红梅独自去昭觉寺客运站。买回青川的车票……我用短信方式踉踪着她的行程……”那是红梅第一次独自从都江堰回青川。
“我天天拿着相机跟着他们跑，我说这一段记录一定要有，将来你们回忆的时候可以看到。”后来，中阿姨给孩子们做心理辅导时还说过这样的话，“你能够接受我手上的相机，你就能够接受跟中阿姨交流，就能面对我们现在的社会，面对你现在的现实，如果你这块儿觉得每个人都在伤害你的话，你永远都走不出来。”
红梅到都江堰上学以后，逢年过节，中阿姨和老伴儿就会去学校接红梅“回家”。红梅上高三以后，学习很紧张，“回家”的次数也少了。中阿姨时常在老伴儿面前念叨，“我们是不是该去看看红梅了。”但一想到她正紧张备考，又不忍心打扰。
这孩子还行
七年前，记者第一次见到周红梅是在西安唐都医院，当时她刚过13岁生日，在病床上灿烂微笑。七年后，我们在都江堰中学见到周红梅时，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淡定而从容。
孩子代表了未来，只是周怀林尚未意识到，女儿已经长大了，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坚强。她正张开双翅迎接高考，憧憬着自己的未来，不像家里人时常感怀过去。
在都江堰读书的红梅始终是家人最大的牵挂。“她从没在我面前喊过苦，不在我面前表现她的软弱，不叫人看见她的痛苦，从来都是欢喜地笑。”孙女的隐忍，让红梅的奶奶有点心疼，在炉火边悄悄抹起眼泪。奶奶的房间里挂着红梅的奖状、笑容甜美的大头贴、漂亮的项链，还有草帽。
周怀林最大的忧虑是红梅的假肢。今年回家，他看到女儿的脚板已经坑坑洼洼不行了，截肢的部位全都冻烂了，一坨一坨的，红梅用创可贴贴着止血。他觉得那不是长久之计，但又没办法。
“反正她得穿上，得走路。她不可能不走路。”每次红梅回家，周怀林总劝她别戴着假肢走来走去，可她还是要穿，不愿拄那个拐杖。
周怀林咨询过，换一次假肢得一万五，正常孩子三年就得换。七年来红梅已经换过两次，修了很多次。“我跟她说这次高考以后必须得更换脚板了，她说她知道，忙着顾她的学习，这事她没挂在心上。”
去年周怀林在家里整理东西，无意中翻到女儿在艺术团写的日记。“她说长大后必须得回报帮助过她的人，必须得努力读书。”周怀林看了很欣慰：“这孩子还行。”
“我希望红梅能考上大学，希望她身体健康，快乐。”这是周怀林最大的心愿。
记者告别时，红梅的母亲感慨万千。这个曾经躲在红梅背后哭泣的女人，脸上有一种被泪水洗刷的坚毅。提起帮助红梅的爱心人士，她哽咽流泪。“那么多好心人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帮了很大的忙……”
对红梅来说，走出来是一个艰难的动词。
好在，她已经走出来；好在，她还在坚定地往前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