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0年4月11日，蒙文通收到好友刘咸源映啥嫉睦葱牛托他将自己的著作转送给钱穆：“钱君滨泗其名为何？闻声欣仰，恨不得见。拙著《内书》尚未刻成，已刻诸种，择《中》、《左》、《右》三书各一部寄奉，乞转致钱君乞正，以直寄往，有无因之嫌也。”刘咸1896年生于成都纯化街儒林第。祖父刘沅是蜀中大儒，被尊称为“槐轩先生”。
约半年后，1933年暑期，在支那内学院学友汤用彤（字锡予）的推荐下，蒙文通任教于北京大学。蒙文通下火车后即赶往汤用彤的寓所，其时钱穆正借居于汤家。钱穆于1930年秋来到北京，因顾颉刚之荐任教于燕京大学，1931年暑假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半个世纪后，钱穆曾深情回忆他们这次相聚的情形：“三人畅谈，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谈兴犹未尽。三人遂乘晓赴中央公园进晨餐，又别换一处饮茶续谈。及正午，乃再换一处进午餐而归，始各就寝。凡历一通宵又整一上午，至少当二十小时。不忆所谈系何，此亦生平惟一畅谈也。”
蒙文通执掌四川省立图书馆期间，多方搜罗古籍文献，“三四年间，幸聚书四五万册，虽全部庋藏未臻美富，然固已竭其绵力，此中艰苦，人所难知”。经常有人问蒙文通收藏多少善本，他笑答：“善本岂易得哉，余惟日坐其间新勘善本耳。”他带领馆中职员以旧本旧钞与众籍相检校，数年之中校书二十余种，以《史通》、《文心雕龙》为最精，以《书苑菁华》、《墨池编》校《法书要录》为尤贵。1946年秋，蒙文通从《道藏》唐人著述中辑得成玄英《老子义疏》。钱穆见而叹曰：“有清二三百年间，所辑逸书率多残帙，何意今日竟得全编，非治学精勤者恶能获此。”
蒙文通初随廖平、刘师培等人治经，后转入治史，对上古史、古代学术思想史、西南古族及地方史等，尤其对宋史深有研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在四川大学带了两个宋史专业的研究生。蒙文通治史深受浙东史学、尤其是叶适（水心）的影响，主通明变，强调观史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并提出“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认为历史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应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考察学术思想时，既要看到其学术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他提倡“以读子之法读史”，自称“讲课、写文章，都把历史当作哲学在讲，都试图通过讲述历史说明一些理论性的问题”。
蒙文通性格豁达大度，不拘小节，喜交朋友，对社会上九流三教的人一视同仁，与许多和尚、道士也有交情。他喜欢上街坐茶馆，与人作海阔天空的闲谈，也爱邀请熟人上餐馆小吃一顿，以享人生共乐通情之趣。在五十年代入学的学生们的记忆里，他有学者、长者、尊者三位一体之风――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常着中山服或中式长袍，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谈历史掌故如数家珍，古籍背诵如流，讲课时信手拈来，只字不差。对儒、佛、道等三教九流之学无所不通，议论磅礴。他在课堂上讲述的大多是他自己经过深入研究的独创性见解，不愿用他未曾探索的内容多占讲课时间，认为与其听讲，不如大家自己去寻找其他专家的论著，效果更好。虽古语有云：“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但他偏偏“授人以渔”，注重讲授治学方法，大量讲授个人治学心得和研究成果，让学生从中去慢慢咀嚼回味。他上课时不带讲稿，也不管下课时间，下课钟响，听而不闻，照讲不停，下堂课的老师到了教室门口，他才哈哈大笑而去。他讲课幽默风趣，例如，讲北宋变法解决财政困难的不同对策是非时，认为司马光只讲节流固然解决不了问题，王安石一派只讲开源也未必行得通。接着，他把身上穿的新呢子大衣一拍，说：“我蒙文通刚刚加了工资，买了衣裳就喊莫得钱用！”不过，他的盐亭乡音浓重，广征博引地论述专题时又从来不写黑板，这可苦了基础较差的学生，“连笔录也感到有很大困难，真如倾盆大雨，不易吸收”，“如果没有掌握蒙老教学方法的特点，跟不上先生的思路，则往往会产生不知所云的感觉”。1933年至1935年蒙文通任教于北京大学时，胡适即曾称“文通上堂，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
1966年“文革”爆发，蒙文通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关押在四川大学旧文史楼二楼历史系过道上临时设置的“牛棚”里。他“日间疲惫于‘劳改’，夜晚归家犹撰述弗辍”。此时的他正在构思《越史丛考》。1964年秋，越南河内综合大学某君致函蒙文通并徐中舒、邓少琴，请教越史问题。因此事涉及国际关系，蒙文通认为不能以平素所知率尔作答，遂深研越史。1968年春，他吐痰不止，身体日渐消瘦，至7月，感到吞食困难，食后即吐，至医院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因年老体弱，已不能动手术。据“棚友”柯建中回忆，1968年上半年，蒙文通去“牛棚”时，除了带着《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还带了一本稿纸和一支钢笔，一坐下来就专心致志，埋头疾书。快到十二点红卫兵宣布可以回家了，他俩刚走到楼门口，蒙文通就滔滔不绝地讲述刚才写了些什么，明天还准备写什么。如此讲述持续了二十天左右，他忽然缺席，不久便听到他病逝的噩耗。
1968年8月1日，蒙文通去世。据曾与蒙文通为邻的林如稷的儿子林文询回忆，“有关方面宣布的死因是食道癌猝发，而我却只知道他那天挨斗转来，除了鼻青脸肿以外，特别瞩目的是，他那蓄了半生的大胡子被剪得乱七八糟！老人神色大异，步履踉跄，进屋一头栽倒在床上便不再起来，不言、不动、不食，无论家人如何哭劝，一周粒米不进，便硬挺挺进了黄泉！”唐振常《川行杂忆》则如此描述：“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日本军国主义者用和周作人一样的高薪来拉拢他，要他留在北平。蒙先生断然拒绝，留须明示，以示不屈。他的胡须，就是这样留下的。以后，他逃离了北平，回到四川。他的留须，代表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这些拔须的英雄，却说他留着长胡子是对抗社会主义社会！有一年，毛主席接见了蒙先生。事后，他自谦而诙谐地说：‘那是因为我胡子长。’这又加了一条罪名：对抗毛主席。两‘罪’齐发，被拔了须。”
蒙文通一生勤于著述，涉及经学、理学、史学、古代民族、历史地理、巴蜀文化、道教、佛学古籍整理研究等领域，经次子蒙默潜心整理，其九十一篇（本）论著被汇结为《蒙文通文集》，包括《古学甄微》、《古族甄微》、《经史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书辑校十种》，约二百二十一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