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都会使我思忆起我国传奇式女性人物，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女中豪杰”、伟大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者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司法部长，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的史良女士。
我的父亲王炳钧先生，同史良一样，也生于1900年。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大律师，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从事抗日与反内战的隐蔽战线工作，被周恩来同志誉称为“党的挚友”，而史良女士，则是父亲的挚友。1949年前，史良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律师工作，而她在南京的律师事务受理工作，则全权委托家父代理。那时期史良曾多次到过我家，而我只偶见过她二三次，当年我只有六七岁，只记得她很喜欢小孩，每当她听到我叫她阿姨的时候，总是逗我嬉戏较长一段时间后，才与家父去交谈正事。m说我与史良阿姨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她那慈母般的魅力，和蔼可亲的面容，甜美的笑声，温文尔雅的举止，一直留存在我的心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良阿姨在京工作繁忙，与家父仍保持联系，也偶在其来宁之时，来我家看望家父，遗憾的是当时我均未在场。
我家在“文革”中受冲击迫害，住房被有关单位侵占。直至“拨乱反正”时期，该单位还一意孤行，拒不归还，在我多次多方上访申诉要求落实政策无果的无奈情况下，我想到了史良阿姨。于是我冒昧地只身进京寻找，当我在1979年的一天，首次敲开了史良阿姨在京居住的东总布胡同家的大门时，我当时的心情就像一个失去了亲人的孩子，又重新回到了亲人的怀抱！当我把我家的情况和已经过世的家父与史良阿姨的交情说出来后，史良阿姨的秘书胡阿姨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告诉我，因史副委员长身体不佳，不能亲自接见我，我所反映与要求解决的事，可用书面材料寄给她，史副委员长是会按政策协助解决的。当时我虽感憾未能当面向史良阿姨倾诉一切，但胡阿姨的诚挚与热情，使我感到又有一位长者亲人将会扶助无助的我和我家！
过后，我以书面形式从1979年至1982年长时间不间断地向史良阿姨及胡秘书，反映有关我家南京住房被占情况，经过史副委员长多次亲自过问，并向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反映，向我所在省、市主要领导同志指示督办，我家住房问题终于得以解决。全家人重又回到了自家南京南捕厅的住宅“王公馆”。在此期间，我虽未能见到史良阿姨本人，但她始终把我家的事放在心上，关爱备至，一帮到底，为我家的落实政策之事，数年奔忙的恩德，是我和家人们永志不忘的！
虽然，史良阿姨早已驾鹤仙去，但她那慈祥可亲的笑貌音容，不但从我儿时早就铭记在心，而且，伴随着我的我的家人，永志今生！2017年是史良阿姨诞辰117周年，仙逝32周年，我谨以此拙文作小花一束，敬献给史良阿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