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爸爸妈妈在哪里？
坤坤：广州。
记者：想他们吗？
坤坤：不。
记者：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子吗？
坤坤：不。
记者：想和小伙伴玩吗？
坤坤：他们不和我玩。
记者：爷爷跟你说过，你要离开这儿吗？
坤坤：说过。
记者：想离开这儿吗？
坤坤摇摇头，跑开，去追赶前方田野里的鸭子。
以上是记者与艾滋男童坤坤的对话。
村民联名为“驱逐”还是出于好意？
“我本意并不想抛弃我的孙娃子。只是我和老伴身体不好，无力抚养，希望有能力的社会机构能够收留我的孙娃子，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和医疗。”坤坤的爷爷罗文辉说。
据罗文辉介绍，坤坤自幼被自己的儿子儿媳抛弃，由他和老伴抚养。目前儿子和儿媳均已失去联系近5年。罗文辉今年69岁，患有心脏病，老伴李秀琼68岁，患有白内障，仅靠着罗文辉种一亩田、养三头猪和政府补助过日子。而坤坤比较调皮，老两口深感无力照管。
为此罗文辉曾写了坤坤的情况说明，希望能有社会机构或者个人收养坤坤。罗文辉将此情况说明提交给村委会和乡政府，但一直没得到相关部门回应。
根据《收养法》规定，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未满14岁，可以被收养。
为艾滋病人群提供服务的NGO组织“中国爱之关怀”工作人员邱磊称：如果接收坤坤是以托管的名义，而不是收养，孩子的监护权不变。NGO组织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教育、生活、医疗条件，如果将来孩子的监护_人希望孩子回去，他们会很支持。
会上何正棋执笔写了联名信：“坤坤，经南充市人民医院和县防疫站化验，因母婴传播患有艾滋病，对当地群众及儿童造成恐惧感，通过召开群众会，大家一致要求有关部门对坤坤进行隔离防治，离开这个村庄，保障全村群众及儿童的健康。”
“村民对艾滋病很恐惧，大部分村民都躲着坤坤，这是事实。他家中和村中条件有限，大家希望把他送出去能得到更好的照顾。”何正棋说，当场有20多名村民按手印表示同意。
罗文辉说，会议第二天，他带着联名信找群众按手印，最终收到203个手印同意让坤坤离开村庄。
当事人称“出于好意，希望能引起关注”
据记者了解，报道该事件的两人一名是某网络媒体的“记者”，但没有记者证；另一名是某视频网站的“拍客”。
某网络媒体“记者”说：“我们的本意是希望能帮助坤坤找到合适的收养机构，完成他爷爷的愿望。”
该“记者”称，他们在村中调查了解到，坤坤在村中遭到“冷暴力”，村民对坤坤非常恐惧，避之不及，而坤坤的爷爷罗文辉无力抚养他，强烈希望能把坤坤送给有抚养能力的社会机构或个人。
“他爷爷想把他送走的愿望非常强烈，多次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但没有如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言语上或许暗示过他爷爷写联名信。”该“记者”向新京报记者承认在方式上欠妥当，“但完全出于一片好心，希望坤坤能引起关注。”
改变艾滋男童命运为何要靠“策划”？
媒体人刘雪松认为，以策划的形式引起社会对公益的关注，这种做法明显有违基本的道德伦理，它打着公益慈善的旗帜，却是对公益慈善的最大伤害。但也要看到的是，这种行为的背后，是当事人的百般纠结、无奈与心酸。艾滋病患童遭遇民众联合签名“驱逐”的可能只有这一个，但现实中被冷漠，陷入救助困境的艾滋患者远不止一个。
村民的冷漠是无情的，因为无知，所以无情。他们愿意被“导演”，愿意在一纸“驱逐信”上签字按手印，不完全是他们心狠，而是一种夹杂着恐惧、无奈、冷漠的内心无助与茫然。坤坤家人的心狠，是无法承受的负担，是“万一传染给别的孩子”所要面对的无法担当的“责任”。在这些亲人和村民的集体冷漠无情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当地职能部门知识传播的不到位，社会保障的不到位，温暖怀抱的不到位，甚至法治呵护的不到位。
在坤坤的成长经历里，他已经习惯了被歧视、被冷漠，在别人眼里成为驱之不及的另类。他不知道自己还有着被人尊重、被人呵护的权利。旁人精心“策划”的这个联名信，给这个孩子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命运转变，但改变艾滋男童命运，为何要靠“策划”？当地表示“正在研究一套综合方案帮助坤坤身心健康地生活”。问题是，之前当地政府为何没有及时介入解决此事，这背后，难道不是权力的集体失职与冷漠？
从坤坤的个案中，也暴露出一些特殊艾滋病患者的救助机制薄弱，专业人士指出，对于坤坤的情况，坤坤的爷爷申请把坤坤寄养在专业的服务机构效果会比较好。不过，目前国内类似的专业服务机构却是少之又少。
联合国的声明说，羞辱和歧视是我们在应对艾滋病战役中最大的敌人。然而坤坤的遭遇同时也告诉我们，政府和社会救助机制的缺位，使得艾滋病患者面对羞辱和歧视时，毫无自我的保护能力，这才是最坏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