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姬・杜拉尼（Peggy Dulany）第一次到中国，就走进了北京协和医院。1998年前后，佩姬和父亲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一起来到中国。在位于东单的协和医院，佩姬看到了瓦绿门红、砖青柱赤、雕画精巧入微的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建筑。
参观中，看着曾祖父和祖父打造的杰作，佩姬有些激动：“协和医院看起来非常棒！”此后，每次到中国，总有人告诉她，协和医学院依然是一所非常好的医疗机构，有许多优秀的医生。“我为此感到高兴！”佩姬告诉记者。在近一个世纪内，协和医院都是中国最好的医科大学，也是洛克菲勒家族和中国的连接点。
作为洛克菲勒家族的第四代，佩姬在探索家族和中国的一个新连接方式。她第一次来中国，就带着一个目的。她多年前创办了全球战略性慈善组织―希奈戈研究所（synergos Institute），她希望联合中国的慈善家，续写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的另一种情缘。
10年后，她的梦想实现了。
打造世界慈善合力
佩姬对自己家族的伟大成就深感骄傲，但个性独立的她不愿“不劳而获”地享用这些家族遗产，她要自己创立一番事业。
佩姬生于1947年，在她风华正茂的上世纪60年代，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正席卷美国。历史中，青年学生通常充当着社会变革运动的主力军，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们提出在保守者看来过于“激进”的主张，高喊关于爱、正义、自由与和平的口号，尽情宣泄对当时主流文化、制度的不满和批判，对妇女、少数民族处境的同情，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环境与未来的担忧。
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掌门人戴维・洛克菲勒在其自传中写到自己的女儿：“佩姬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这促使她去怀疑她自己获得巨大财富和机会的体制是否公平，因为与此同时，数百万人正陷入贫穷……她相信，我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主要问题。”
大学入学前的那个夏天，佩姬17岁。洛克菲勒家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朋友邀请佩姬去做客，佩姬提出要求，她要“做些有价值的事情”。抵达不久，她便加入了一个人类学团队，研究当地棚户区。
然而，显赫家世却给佩姬的自我建设带来诸多困扰。一位记者得知有洛克菲勒的家族成员在此，发誓要找出佩姬。并为此悬赏。这让佩姬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她隐去自己的父姓，改用母姓（Dulany）。在佩姬看来，改姓引发的矛盾似乎并不像乃父所描述的那样尖锐。“当时我很年轻，跟别人见面时，他们只会注意到我的名字是洛克菲勒，我想去建立个人的关系网络太难。”佩姬告诉记者。
进入大学后，佩姬继续投入社会工作。1969年，她从拉德克里夫大学毕业，考取了哈佛教育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紧接着又取得了博士学位。那段时间里，她大部分时间在国际劳工组织（ILO，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设立的STEP（反对社会排斥和贫穷策略和措施）项目中担任联合主任。
在波士顿，她靠自己谋得一份在公立学校任教的工作长达6年。改姓后的10年里，没人知道她来自那个声名显赫的洛克菲勒家族。
佩姬的自我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她已经不必过多担心她的身份认同问题，可以自信地依靠家族影响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她回到纽约，进入其父亲创立的城市合作关系组织工作。“那时，我已很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擅长什么，这让我感觉很好。”佩姬说。
1987年，佩姬凭借其构建的关系网，在曼哈顿一个贫民区的小楼房内创立了自己的第一个非营利组织――希奈戈研究所。该组织构建了一个慈善网络，由许多国家的民间组织领袖组成，致力于在战略层面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如果我听说某个国家出了什么问题，我可以联系该国致力于解决该问题的基金会或个人，然后帮忙建立联系，如此，我就成了供需之间的桥梁。这是我创立希奈戈的初衷。”佩姬说。
如今，希奈戈的足迹已遍布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该组织曾让卡内基公司为津巴布韦的教育和饮用水计划提供基金；为麦克阿瑟基金会和一个法国香槟酒的董事牵线，使他们联合建立了莫桑比克最早的慈善基金会，为当地的学校建设筹措资金。
多年的社会工作及其家族影响让佩姬颇具国际视野，在她眼中，纵然美国和英国有很好的慈善传统与环境，但他们缺少与南半球国家的联系，而美国多数的捐赠者都局限于本土，极少关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的问题。
2001年，佩姬与父亲戴维又在希奈戈之下成立了“全球慈善圈”（GPC，Globle Philanthropists Circle），这一组织更倾向于凝聚政商家族之力，探讨更多的则是“战略慈善”话题。
如今，该组织已成世界富豪的顶级俱乐部，笼络了来自全球超过100个主流政商家族，活跃人数约3007，。其中包括惠普创办人之一的休利特（Hewletts）家族，摩根士丹利（Stanley）家族，菲律宾巨富Lopez家族、巴西新亿万富翁Marcos de Moraes，以及创立摩洛哥外贸银行的本杰隆（Benjelloun）家族等。
佩姬经常以小圈子形式举办多种富豪聚会，通过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一些社会问题得以解决。
给中国富豪带来反思
来华前，佩姬对遥远的中国早已神往。“我非常喜爱中国文化，当然还有宗教和艺术，它深厚、丰富多样，如此多的圣哲依然在对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产生影响。”佩姬告诉记者，对于她来说，思考中国文化是巨大的乐趣。“这对我来说是极好的学习资源。” 在佩姬眼中，2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谈论慈善话题的好时机”。“改革开放”让这个贫弱的国家焕发出生机，众多中国企业家获得了成功，同时，深厚的传统文化让更多家族开始思考如何花钱而不再是如何赚钱，“慈善”开始进入中国富豪家族的视野。
中国转变之迅速让佩姬惊讶，因为在短短二十几年前，她的父亲见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
他先飞到香港，然后辗转至广东，忍受着中国沿海城市夏季的高温潮湿，自己提着行李从罗湖入关，高音喇叭将《东方红》等革命歌曲硬推进他的耳朵。他遇到的中国人都冷着脸，他甚至担心此行是否“有来无回”，直到他巧遇正在从中国离开的本蒂克斯公司总裁，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在北京大学参观时，主持会议的是3个“革委会”的年轻红卫兵，而副校长则一言不发，作陪而已――中国人民不欢迎资本家。终于，临行前他“意外”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洛克菲勒第三代访华，注定被写入史册，正因如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得以在上世纪80年代重启对华慈善支持。
时过境迁，二十几年后，佩姬来到中国，受到的是中国企业家“追捧”一般的礼遇。
芝加哥唐纳利家族投资基金管理人、美国西部慈善论坛主席、美国白沙投资集团总裁艾略特・唐纳利（Eiliott Donnelley）告诉记者，在杭州，一次佩姬与中国企业家会面，有近百名企业家参加。佩姬提议，希望他们介绍自己的同时，还能介绍自己最感念的人是谁。此举让等待发言的人不得不改变事先准备好的故事，重新思考。“进入那个会议室，对于他们来说不啻于一次反思自我的机会，让他们变得更温和、包容和谦逊。于是，有人开始讲他的祖母如何挽救了他的故事。”唐纳利说，“佩姬不止是把人联结起来做慈善，而是她真正触及了人性，努力帮助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变成最好的自己。”
佩姬对中国企业家这支慈善力量抱有很大信心，她早前在纽约接触到了一些中国企业家，发现这些企业家很热衷于慈善，因此，她决定吸纳中国力量进入GPC。2011年，佩姬再次来华，这一次，她带着具体目的而来――寻找可以结盟的中国富豪家族。自此，她每年至少会来中国两次，每次逗留月余。
新时代的中国已有了太大改变，与其祖辈对中国援助式慈善的实验方式有所不同，她想要联结中国的现代慈善力量，作另一番尝试，而并非单一地“输人”。“我们想要了解中国的家族，尝试把他们与国际化组织，与其他国家、慈善传统背景的人们联结起来，看是否会产生好的效果。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对中国很感兴趣，他们希望学习中国的企业家、慈善家的经验。”
佩姬为GPC成员的加入定了高标准，只有“富豪”的名头还不够，加入者要有很强的家族观念，要透明，要关爱家人及他人；另外，还要对慈善有战略性思考，乐于且善于与他人合作。“加入TNC的牛根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GPC高级总监Anna说，“在中国大陆，我们发展了3个成员，分别是牛根生、王兵和卢德之。此外还有两个华人家族，分别来自台湾和印度尼西亚。”
“深入了解中国的人们真正关心什么，对我来讲可谓意味深长，这使得我来到中国不仅是出于工作的目的，也有一些私人化的情感联系。仿佛可以感受这个国家的心跳，而不只是感受这个国度的智慧。”佩姬说。
慈善资本家
对老洛克菲勒，除了“富豪”之外，类似“贪婪的资本家”这种评价在中国颇为常见，过去几十年的中学生课本中，他通常充当反面教材。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从洛克菲勒慈善帝国中汲取养分，中国是除美国本土以外，接受洛克菲勒家族慈善投入最多的国家。早在上世纪初，甚至更早，洛克菲勒家族慈善脚步甫一踏出美国本土，便来到了中国。
上世纪初，老洛克菲勒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一份议案，申请获得“免税经营执照”，受益主体，是计划中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该基金会的宗旨是“在全世界造福人类”；一周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了“反托拉斯案”的上诉辩护状。在当时，老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面临“垄断”的指控甚嚣尘上。
两案并出，老洛克菲勒从“强盗男爵”的肉身中幻化出另一副骨骼――慈善大亨。他垄断了美国的石油产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10亿美元财富量级的富豪，再用被平民主义者称为“混杂着劳苦大众血和泪”的石油作为燃料，亲手点燃了现代慈善的灯火。迈出现代慈善的第一步，便要创立国际性慈善组织，众人迷惑。
有人说老洛克菲勒此举是为了冲淡自己前半生的深重罪孽，他是虔诚的浸礼会信徒，他想上天堂。但历史似乎不愿过于偏向此种论调，老洛克菲勒一生捐出了5.3亿美元，其中有4.5亿直接或间接地投给了医学。100多年后的今天，洛克菲勒家族财富已绵延六代，此间，该家族构筑的庞大慈善帝国一直在履行它最初的承诺。当时的人们或许很难料想，老洛克菲勒与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会被誉为“现代慈善之父”。
1891年他捐建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并且，多次拒绝用自己的名字为学校冠名。该大学于翌年10月正式开课。自创建以来，芝加哥大学培养了诸多杰出人才，该校学生、教员和研究人员中先后有超过60位获诺贝尔奖。
一个家族与中国的百年慈善
早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以前，老洛克菲勒本想到中国办一所与芝加哥大学规模类似的培养综合人才的大学。为此，先后于1908年、1914年、1915年三次派员来华考察。考察团队看到了在中国发展医学教育的迫切性，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在北京筹办这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为此，还专门设立了洛克菲勒驻华医社，后更名为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China Medical Board）。
起初，建造预算100万美元，至1919年底，建设学校费用竟已达750万美元。而超出的预算则要归因于小洛克菲勒的一句“不惜代价”。
小洛克菲勒热爱艺术品收藏，他一直醉心于中国清代瓷器，为买到银行家J・P・摩根（John Pierpoint Morgan Sr.）生前收藏的一批中国花瓶，他曾再三“求”父亲借款与他，以购买这批价值200万美元的心头所爱，那时，他已经40岁。终于，他得到父亲的“资助”，在收到这批花瓶时，他坐在地板上，像孩子摆弄玩具一样，将那些花瓶转来转去，爱不释手。他学习关于中国瓷器的专门知识，以让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藏家。
修建协和医院时，柯立芝考察建筑原址，他深为中国建筑的壮丽与雕梁画栋所倾倒，不忍损毁重建，便与小洛克菲勒说明情由，小洛克菲勒要求他“不惜代价”地保存外观。柯立芝不负所望，在保留建筑外观的同时，室内装修及一应设施，均以西方现代医学的“高标准”打造，很多考究的装饰材料、器械均从美国运抵，超预算7倍有余，也便成了必然。
在韦尔奇的主持下，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协和医学院招兵买马，其中就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医疗人才，一切皆向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看齐。据此，协和医学院事实上不只是当时的“远东一流”，甚至可以入围“世界一流”之列，更重要的是，协和医院的成立，近乎为当时中国装上了一道引进现代人才之门。
协和的建立，为中国培养了如林巧稚、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顶尖名医，在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而这些中国现代医学精英，―人往往可开办一所甚至多所医院或学校，为日后中国现代医学发展打下了基础。
协和医院成立之初，中国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能够达到协和期望的医预系水平。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斥资捐助13所综合性大学，以提高其教学水平，过程整整持续8年。这其中最大的资助对象是当时中国的世界级一流大学――燕京大学。
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在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
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疗的投入，逐渐延伸至其他自然科学的相关领域，主要集中于与医学有关的生物、化学、物理等学科。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曾援助清华大学成立生物系，并为清华大学生物馆的建造捐助了一半经费，41250美元。
历史总是善于讽刺，1951年，中国政府将协和医院收归国有，同年，曾作为“邪恶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被共产主义者视为不共戴天之仇敌的洛克菲勒家族，在美国却成了资本主义的“叛徒”。是年8月，美国众议员科克斯提出一项议案：调查某些教育和慈善基金会的“非美和颠覆性活动及违背美国利益与传统的目的”。随后的调查中，洛克菲勒基金会被罗列一系列罪名，其中最主要的是该基金会30余年中在中国斥资数千万美元，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而这些人才大多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年轻人厮杀。4年后的1955年，该调查才以指控不成立而宣告结束。
2000年前后，洛克菲勒基金会逐渐淡出中国，但这并非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情缘的终结。如今，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代表佩姬・杜拉尼正带着她的慈善事业活跃在中国。她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充满信心，在她看来，中国企业家群体正在向专业的慈善家转变。“我在中国开始看到这样一种变化，即从一般意义上的行善向针对问题根源的更加具有战略性的慈善转变。”佩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