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布洛赫( Marc Bloch，18861944)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洛赫两次参加世界大战，并在二战中写下了《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这是一部史学方法论著作，可惜的是书未杀青，布洛赫却赍志而殁了。《历史学家的技艺》虽然是一部未竟之作，但其中总结和概括了布洛赫一生的史学思想，书中处处体现了布洛赫反对传统史学、力求建立一套新的史学方法的思想。书中的许多理论都为年鉴学派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总体史观、问题史学、比较史学、跨学科、长时段理论等等，因此有人将此书称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布洛赫在战时的困境中写下对年轻历史工作者的寄语。在该书的导言中，布洛赫表示他写作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对年轻的历史学者有所帮助，希望他们能在前辈们打下的基础上，开拓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身为一名历史学习者，研读完此书，深受启发，从中领会到许多学习研究历史的方法，如倒溯、质疑、理解等，掌握这些史学方法，对提升史学能力大有裨益。
一、倒溯的方法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是我国古人从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意在以史为鉴。但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后人之所以能从夏商的覆灭中汲取经验教训，是因为时间中的人与事有前后之分且互有联系。李大钊说，实在的事实，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发生着历史事实，时间有过去与现在的区别，以所处时段来看，也就有了古与今的分别。布洛赫认为历史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时间是历史存在的必要条件，历史的时间一直往前，不可逆转，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布洛赫讨论了古与今的双向关系，由古可以知今，由今可以知古。
古与今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经常被探讨。荀子提倡以近知远的认识方法，中国的史学之父司马迁认为写史除能够究天人之际外还要能通古今之变，如此方能成一家之言。布洛赫说: 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 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知古与知今互为根基。首先，知古是知今的基础。历史上很多事件的影响力十分持久，有些可能一直影响到现世。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史南史之直笔精神在现代史学界依然被称颂和学习。其次，知今是知古的必要条件。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力直接影响着对历史情境的代入程度，对当今生活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过去。我们对过去的认知除遗址遗迹外，大部分是从历代所留文献中获取的，历史的场景已不能再现，若要对过去有切身了解，必须依靠想象力走进历史现场，这种想象力直接来自于现实生活。
由古可以知今，由今可以知古，马克布洛赫在此基础上提出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即由已知推向未知。历史的时间是从古到今，由远及近，但布洛赫告诉我们史学工作者考察历史不需要机械地从远考察到近，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相对而言，时代愈近，事情就愈清晰。布洛赫认为，若想重构已消失的过去的景象，当从已知的景象开始着手，由今及古的伸出掘土机的铲子。通过现在，窥见广阔的过去，从最清晰的现在入手，由近及远的揭开每个历史阶段的面纱，探寻历史源头。布洛赫举他和亨利皮雷纳在斯德哥尔摩游览时先参观新造市政厅的例子，向我们说明了历史学家不是文物收藏家，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是热爱自己的生活，并且渴望理解生活。史学大师钱穆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在上课时曾告诫学生们既是生活在现代，就不能不懂得现代，但在历史学习中，要懂得从现代往历史中推。历史感的培养并非只有从历史的学习中才能获得，对现世生活的理解与感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历史中的人与事，就像布洛赫在经历了战争后才真正懂得了战争一词的全部含义，在亲身感受了1918年战争胜利的喜悦后才真正理解了胜利的意义。正如陈垣先生在国难当头之际读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才真正体会到了胡在书中流露出的亡国之痛，并以此发微，写下了著名的《通鉴胡注表微》。历史学家当对周围的事与物多留心、多观察，若对周围世界漠不关心，只关注过去，只能算是皮雷纳口中的古董迷。
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基于古与今互为基础，这种历史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奏效，本质上在于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在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然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根本性的东西，这或许就是起源的力量，起源意味着本质，不论事物如何更迭变迁，必存在着不变的本质，相当于今日生物学中的基因。20 世纪20 年代梁启超从欧洲游历回来后，对自己过去认同的历史进化观产生怀疑，但他认为有两种历史现象可以确认是进化的，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所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这种文化共业当属于布洛赫笔下的永恒的根本性东西。
由古知今，由今知古，过去与现在之间并没有划分明确的界限，以倒溯之法从当代研至古代，探清历史的真相。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但学海却是无涯的，历史研究不能够画地为牢，把自己限定在一定的研究范围。马克布洛赫提出总体史的概念，他说: 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要想接近真正的历史，必须通过众人的协作。布洛赫提出的总体史颇类似于我国的通史，都讲求尽可能全面地探究历史事物。但布洛赫所说的总体史与我国传统的通史又有所不同，布洛赫所说总体史更多的是偏向于采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需要多学科分工协作，是建立在近现代学科体系形成基础之上的。我国的传统通史更多地偏向于研究历史要做到纵通与横通，要能触类旁通。如研究史学者，不能不通经学、子学，写史要有通识的眼光以达面面俱到。历史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马克布洛赫提倡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由已知推向未知，由近至远沿着时光轴溯源而上的探索、接近历史真相。这种研究方法不同于从古机械地考察到今的研究方法，运用逆向思维，打开了历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径。
二、质疑的方法
毫无疑问，任何一种知识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怀疑创新的精神。早期希腊哲人喜好对人类生存的世界发问，他们对周围的世界、自然表现出一种极强的求知欲。先哲亚里士多德有句经典的概括: 求知是人类的天性，知识起源于惊异。孟子在读《尚书》的《武成》篇时，认为书中写武王伐纣时血流漂杵不符合事实而说道: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朱子读书十分重视方法，认为读书没有疑问，要使得产生疑问，读书若有疑问，要使得疑问变成无疑。不管是读书学习，抑或是生活，当时时存有一种质疑的精神，带着问题观察，质疑是创新最好的导师。
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于19 世纪20年代末创建了年鉴学派，这个学派的创建是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进行质疑为基础的。兰克史学曾称霸19 世纪的西方史坛，他关注上层人物与事件，写出的历史更多的是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但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20 世纪初的西方世界已发生极大的变化，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快，社会逐渐的世俗化、民主化及多样化。年鉴学派顺应时代潮流，打破传统史学的桎梏，要求变革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否定传统的英雄史观、神意史观，力求建立新的史学研究范式，提出人民史观。布洛赫老师瑟诺博司是传统史学的一位著名史学家，但布洛赫师古而不泥古，在质疑兰克史学的同时对他的老师也进行了质疑。布洛赫敢于质疑高高在上的兰克史学，向传统史学发起挑战，质疑自己的老师，这种精神当值得后辈们学习。
《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是布洛赫践行质疑精神的产物。在此书中，布洛赫提出了质疑的史学研究方法。吕西安费弗尔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也是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这些都是年鉴学派后来的问题史学理论的重要来源。
布洛赫提出对史料要保有质疑的精神。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史学研究将无从谈起，更无从发展与创新。但史料在使用前要辨伪，即使是那些看来明白无误且又极有价值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也只有在经过适当的分析之后才能说明问题。[1]51布洛赫认为历史观察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对人类活动的轨迹进行认识。历史留下的轨迹，便是大量的文献资料、遗物遗址遗迹等。对于历史上留下的各种证据，即史料，布洛赫将其分为有意与无意两种。第二种史料对历史研究无疑是更可靠的。但布洛赫告诉我们，对待所有的史料，都不可盲目相信。布洛赫论证了证据在流传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各样甚至是难以想象到的因素的影响，说明史料的存在具有偶然性。布洛赫以社会动乱与和平两种情况为基础，分析了灾难、动乱有时也会使得历史证据保存，持续的社会和平也并非保存证据的温床，有时反而会使得很多证据无法为外人所知。布洛赫告诉我们合理的怀疑是获取新知的必由之路，但他同时告诫我们，不要过分多疑，否则不仅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还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结果。
质疑史料的真假是历史研究所必须的。但质疑不能只停留在辨伪阶段，必须由此深入下去，更进一步揭示作伪的动机，这中间也大有文章。布洛赫说:质疑是一种认识工具，应该能在每个特定的事例中比较精确地衡量出或然性的程度。尤其是当今的世界，弄虚作假、谎言惑众之事盛行不衰，科学的质疑方法能够抛弃许多压在人们身上的荒谬问题的重负。质疑问难方法如此重要，但在许多学校的课程中，并没有考据学的一席之地，这是布洛赫担心的一个问题。
学习研究历史，当要定期对已有的知识进行总结，要好学深思，时时存疑。如钱穆先生讲学问二字，读书就是学，到了发问，做学问要会疑。 读书有了疑问，便会循着问题去解决，才会有心得与体会。学习贵在创作，创作的基础便是要有疑问。但我国传统史学的质疑精神一直不够，孔子说自己编《春秋》是述而不作，司马迁写《史记》也说自己是在述故事。虽也有《汉书》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范晔批评班固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但这些批评并没有形成体系，直到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我国才有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而且也没有发展成普遍态势。相比之下，西方史学的批判性精神更强，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就意识到历史是调查得来的知识，写作历史就是发现历史，研究历史就是批判历史。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抨击旧史学有四弊与二病，其中二病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近代以来，我国史学研究也一直缺乏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从20 世纪初年新史学开始，到近些年十分热门的后现代，我们总在沿袭西方开辟的历史研究道路，缺少探索精神，这与理论思维不强有很大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也远非一日之功，我们应当树立自强和自信的心态，不断进步、开拓、创新。
三、理解的方法
钱穆先生认为史学分为三种，一为考史，二为论史，三为著史。其中的论史，即为对史事的利害与得失做出解释，做出评判。过去的世界永远地关上了大门，不会再打开，今人想获取有关过去世界的知识，要重走过去留下的轨迹，这条重走的路，便是理解之路。对历史做评判之前，如果不加以解释，便会使评判沦为谬论，理解是历史解释的前提。著名学者狄尔泰将理解作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一个基本方面。韦伯将理解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观察的理解，即对事物表象的理解; 一类是解释性的理解，即对行为动机和意义的理解。历史研究中的理解，当属后者，是解释性的理解，如要评论一本史著，当对作者撰书的动机、目的等深究一番，甚至要对作者本人和书中所记人物做调查与了解，这样对史著的评价才有可能尽量避免一些不公。
理解是治史能力的一种体现，相对而言，对历史人物的思想与行为作出是非判断比较容易，但对其作理解则比较复杂。比如褒扬或贬低路德就要比研究路德本人容易得多，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对前人做到充分理解不是件易事，布洛赫感叹道: 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李剑鸣说: 理解先于评价，理解重于评价，理解也难于评价。对过去进行理解面临着种种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时过境迁，今人没有对过去生活的直接经验，不可避免地会依据自己的经验与见识揣度古人，这难免会造成误解甚至曲解。历史学家通过过去留下的文献记载与实物把握前人的世界，但历史留下来的材料也只是当时的人生活世界中的一小部分遗存，这需要史学家充分运用其所学知识，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进入前人的世界，感受他们的生活情境。如研读杜甫的诗，要能体会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否则便不能深入到他的心境里去。如果不能理解前人，就无法做出贴切的解释。因此，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说: 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 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古人立言作书，均有相关联的动机与情境，但是历史学家生活在一个与我们今日大不相同的世界，他们的行为思想等都已蒙上了一层历史的尘埃，如果不能对他们的思想及行为进行一番了解与同情，只怕是不能明白前人所感所想，要对前人做出贴切的解释也就无从谈起。在西方，理解与解释属于诠释学的范畴，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将此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并形成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如狄尔泰和文德尔班主张以心通意会的态度阅读过去的文本，探索过去的世界。而贝林则提出了情境史学的理念，把自己想象成所要研究的对象，从他的内心出发，像他一样进行思考。了解之同情、情境史学所倡导的研究方法与历史人类学提倡的走进历史现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站在前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对他们进行透彻的了解。
理解在历史研究中是必然需要的，但要把握好理解中的度，即历史学家必须在当事人的立场和研究者的身份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同情并不是同意，了解也不意味着认可。过度的理解有时甚至会扩大成一种辩护，史学家在理解前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同情之意渐盛，认同于所研究的对象而迷失了客观的立场，这是不可取的。例如，研究妇女史的学者应当站在女性角度才能更好地解释问题，但若过于同情女性的悲惨遭遇，而构筑了性别对立的史观便不理性了。历史学家在理解过去时，要极力将自己想像成历史的参与者; 而在进行解释时，则应完全超越历史参与者的立场，站在客观的立场来立论。马克布洛赫强调理解的作用，但他从来不提倡过于充分的理解，历史学家无论如何也还是有感情的。理解的历史研究方法固然对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益处，但若没有适当的度，就会背离初衷，适得其反。
研究一位古人，要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学术成就等方方面面; 研究一件事，要研究前因后果，甚至是看似不相关的小事。同样，研究别国的历史也一样是这个道理。如一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认为中国旧史学没有史学观念，鄙薄东方史学，否认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但这些学者是否真的了解中国的历史，是否研读过大量的中国历史典籍? 杜维运先生将西方史学家分为三类，分析了他们对中国史学不同的态度，一是所谓西方正统史学家，他们蔑视中国史学; 二是西方非正统史家，他们对中国史学了解甚少; 三是西方汉学家，他们对中国史学有时能发表珍贵意见。总体来论，一二类史家对中国史学接触并不多，也不太理解中国史学，但他们却空发中国无史学之类的言论，这样的行为源于他们不理解中国史学。可见，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妄下论断是件极不负责任之事。
评价人与事自然要比理解简单得多，但评价所带的个人、时代色彩也要比理解多得多，往往不易接近历史的真相。历史研究就是不断地接近历史的真相，为达到这个目的，理解的历史学习研究方法必不可少，正如布洛赫所说: 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只要这种交往是善意的，就会对生活与科学有百利而无一弊。
论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几点启示
马克布洛赫( Marc Bloch，18861944)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洛赫两次参加世界大战，并在二战中写下了《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这是一部史学方法论著作，可惜的是书未杀青，布洛赫却赍志而殁了。《历史学家的技艺》虽然是一部未竟之作，但其中总结和概括了布洛赫一生的史学思想，书中处处体现了布洛赫反对传统史学、力求建立一套新的史学方法的思想。书中的许多理论都为年鉴学派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总体史观、问题史学、比较史学、跨学科、长时段理论等等，因此有人将此书称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布洛赫在战时的困境中写下对年轻历史工作者的寄语。在该书的导言中，布洛赫表示他写作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对年轻的历史学者有所帮助，希望他们能在前辈们打下的基础上，开拓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身为一名历史学习者，研读完此书，深受启发，从中领会到许多学习研究历史的方法，如倒溯、质疑、理解等，掌握这些史学方法，对提升史学能力大有裨益。
一、倒溯的方法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是我国古人从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意在以史为鉴。但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后人之所以能从夏商的覆灭中汲取经验教训，是因为时间中的人与事有前后之分且互有联系。李大钊说，实在的事实，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发生着历史事实，时间有过去与现在的区别，以所处时段来看，也就有了古与今的分别。布洛赫认为历史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时间是历史存在的必要条件，历史的时间一直往前，不可逆转，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布洛赫讨论了古与今的双向关系，由古可以知今，由今可以知古。
古与今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经常被探讨。荀子提倡以近知远的认识方法，中国的史学之父司马迁认为写史除能够究天人之际外还要能通古今之变，如此方能成一家之言。布洛赫说: 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 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知古与知今互为根基。首先，知古是知今的基础。历史上很多事件的影响力十分持久，有些可能一直影响到现世。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史南史之直笔精神在现代史学界依然被称颂和学习。其次，知今是知古的必要条件。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力直接影响着对历史情境的代入程度，对当今生活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过去。我们对过去的认知除遗址遗迹外，大部分是从历代所留文献中获取的，历史的场景已不能再现，若要对过去有切身了解，必须依靠想象力走进历史现场，这种想象力直接来自于现实生活。
由古可以知今，由今可以知古，马克布洛赫在此基础上提出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即由已知推向未知。历史的时间是从古到今，由远及近，但布洛赫告诉我们史学工作者考察历史不需要机械地从远考察到近，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相对而言，时代愈近，事情就愈清晰。布洛赫认为，若想重构已消失的过去的景象，当从已知的景象开始着手，由今及古的伸出掘土机的铲子。通过现在，窥见广阔的过去，从最清晰的现在入手，由近及远的揭开每个历史阶段的面纱，探寻历史源头。布洛赫举他和亨利皮雷纳在斯德哥尔摩游览时先参观新造市政厅的例子，向我们说明了历史学家不是文物收藏家，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是热爱自己的生活，并且渴望理解生活。史学大师钱穆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在上课时曾告诫学生们既是生活在现代，就不能不懂得现代，但在历史学习中，要懂得从现代往历史中推。历史感的培养并非只有从历史的学习中才能获得，对现世生活的理解与感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历史中的人与事，就像布洛赫在经历了战争后才真正懂得了战争一词的全部含义，在亲身感受了1918年战争胜利的喜悦后才真正理解了胜利的意义。正如陈垣先生在国难当头之际读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才真正体会到了胡在书中流露出的亡国之痛，并以此发微，写下了著名的《通鉴胡注表微》。历史学家当对周围的事与物多留心、多观察，若对周围世界漠不关心，只关注过去，只能算是皮雷纳口中的古董迷。
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基于古与今互为基础，这种历史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奏效，本质上在于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在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然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根本性的东西，这或许就是起源的力量，起源意味着本质，不论事物如何更迭变迁，必存在着不变的本质，相当于今日生物学中的基因。20 世纪20 年代梁启超从欧洲游历回来后，对自己过去认同的历史进化观产生怀疑，但他认为有两种历史现象可以确认是进化的，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所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这种文化共业当属于布洛赫笔下的永恒的根本性东西。
由古知今，由今知古，过去与现在之间并没有划分明确的界限，以倒溯之法从当代研至古代，探清历史的真相。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但学海却是无涯的，历史研究不能够画地为牢，把自己限定在一定的研究范围。马克布洛赫提出总体史的概念，他说: 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要想接近真正的历史，必须通过众人的协作。布洛赫提出的总体史颇类似于我国的通史，都讲求尽可能全面地探究历史事物。但布洛赫所说的总体史与我国传统的通史又有所不同，布洛赫所说总体史更多的是偏向于采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需要多学科分工协作，是建立在近现代学科体系形成基础之上的。我国的传统通史更多地偏向于研究历史要做到纵通与横通，要能触类旁通。如研究史学者，不能不通经学、子学，写史要有通识的眼光以达面面俱到。历史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马克布洛赫提倡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由已知推向未知，由近至远沿着时光轴溯源而上的探索、接近历史真相。这种研究方法不同于从古机械地考察到今的研究方法，运用逆向思维，打开了历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径。
二、质疑的方法
毫无疑问，任何一种知识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怀疑创新的精神。早期希腊哲人喜好对人类生存的世界发问，他们对周围的世界、自然表现出一种极强的求知欲。先哲亚里士多德有句经典的概括: 求知是人类的天性，知识起源于惊异。孟子在读《尚书》的《武成》篇时，认为书中写武王伐纣时血流漂杵不符合事实而说道: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朱子读书十分重视方法，认为读书没有疑问，要使得产生疑问，读书若有疑问，要使得疑问变成无疑。不管是读书学习，抑或是生活，当时时存有一种质疑的精神，带着问题观察，质疑是创新最好的导师。
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于19 世纪20年代末创建了年鉴学派，这个学派的创建是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进行质疑为基础的。兰克史学曾称霸19 世纪的西方史坛，他关注上层人物与事件，写出的历史更多的是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但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20 世纪初的西方世界已发生极大的变化，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快，社会逐渐的世俗化、民主化及多样化。年鉴学派顺应时代潮流，打破传统史学的桎梏，要求变革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否定传统的英雄史观、神意史观，力求建立新的史学研究范式，提出人民史观。布洛赫老师瑟诺博司是传统史学的一位著名史学家，但布洛赫师古而不泥古，在质疑兰克史学的同时对他的老师也进行了质疑。布洛赫敢于质疑高高在上的兰克史学，向传统史学发起挑战，质疑自己的老师，这种精神当值得后辈们学习。
《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是布洛赫践行质疑精神的产物。在此书中，布洛赫提出了质疑的史学研究方法。吕西安费弗尔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也是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这些都是年鉴学派后来的问题史学理论的重要来源。
布洛赫提出对史料要保有质疑的精神。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史学研究将无从谈起，更无从发展与创新。但史料在使用前要辨伪，即使是那些看来明白无误且又极有价值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也只有在经过适当的分析之后才能说明问题。布洛赫认为历史观察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对人类活动的轨迹进行认识。历史留下的轨迹，便是大量的文献资料、遗物遗址遗迹等。对于历史上留下的各种证据，即史料，布洛赫将其分为有意与无意两种。第二种史料对历史研究无疑是更可靠的。但布洛赫告诉我们，对待所有的史料，都不可盲目相信。布洛赫论证了证据在流传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各样甚至是难以想象到的因素的影响，说明史料的存在具有偶然性。布洛赫以社会动乱与和平两种情况为基础，分析了灾难、动乱有时也会使得历史证据保存，持续的社会和平也并非保存证据的温床，有时反而会使得很多证据无法为外人所知。布洛赫告诉我们合理的怀疑是获取新知的必由之路，但他同时告诫我们，不要过分多疑，否则不仅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还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结果。
质疑史料的真假是历史研究所必须的。但质疑不能只停留在辨伪阶段，必须由此深入下去，更进一步揭示作伪的动机，这中间也大有文章。布洛赫说:质疑是一种认识工具，应该能在每个特定的事例中比较精确地衡量出或然性的程度。 尤其是当今的世界，弄虚作假、谎言惑众之事盛行不衰，科学的质疑方法能够抛弃许多压在人们身上的荒谬问题的重负。质疑问难方法如此重要，但在许多学校的课程中，并没有考据学的一席之地，这是布洛赫担心的一个问题。
学习研究历史，当要定期对已有的知识进行总结，要好学深思，时时存疑。如钱穆先生讲学问二字，读书就是学，到了发问，做学问要会疑。读书有了疑问，便会循着问题去解决，才会有心得与体会。学习贵在创作，创作的基础便是要有疑问。但我国传统史学的质疑精神一直不够，孔子说自己编《春秋》是述而不作，司马迁写《史记》也说自己是在述故事。虽也有《汉书》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范晔批评班固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 但这些批评并没有形成体系，直到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我国才有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而且也没有发展成普遍态势。相比之下，西方史学的批判性精神更强，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就意识到历史是调查得来的知识，写作历史就是发现历史，研究历史就是批判历史。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抨击旧史学有四弊与二病，其中二病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近代以来，我国史学研究也一直缺乏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从20 世纪初年新史学开始，到近些年十分热门的后现代，我们总在沿袭西方开辟的历史研究道路，缺少探索精神，这与理论思维不强有很大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也远非一日之功，我们应当树立自强和自信的心态，不断进步、开拓、创新。
三、理解的方法
钱穆先生认为史学分为三种，一为考史，二为论史，三为著史。其中的论史，即为对史事的利害与得失做出解释，做出评判。过去的世界永远地关上了大门，不会再打开，今人想获取有关过去世界的知识，要重走过去留下的轨迹，这条重走的路，便是理解之路。对历史做评判之前，如果不加以解释，便会使评判沦为谬论，理解是历史解释的前提。著名学者狄尔泰将理解作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一个基本方面。韦伯将理解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观察的理解，即对事物表象的理解; 一类是解释性的理解，即对行为动机和意义的理解。历史研究中的理解，当属后者，是解释性的理解，如要评论一本史著，当对作者撰书的动机、目的等深究一番，甚至要对作者本人和书中所记人物做调查与了解，这样对史著的评价才有可能尽量避免一些不公。
理解是治史能力的一种体现，相对而言，对历史人物的思想与行为作出是非判断比较容易，但对其作理解则比较复杂。比如褒扬或贬低路德就要比研究路德本人容易得多，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对前人做到充分理解不是件易事，布洛赫感叹道: 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李剑鸣说: 理解先于评价，理解重于评价，理解也难于评价。对过去进行理解面临着种种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时过境迁，今人没有对过去生活的直接经验，不可避免地会依据自己的经验与见识揣度古人，这难免会造成误解甚至曲解。历史学家通过过去留下的文献记载与实物把握前人的世界，但历史留下来的材料也只是当时的人生活世界中的一小部分遗存，这需要史学家充分运用其所学知识，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进入前人的世界，感受他们的生活情境。如研读杜甫的诗，要能体会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否则便不能深入到他的心境里去。如果不能理解前人，就无法做出贴切的解释。因此，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说: 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 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古人立言作书，均有相关联的动机与情境，但是历史学家生活在一个与我们今日大不相同的世界，他们的行为思想等都已蒙上了一层历史的尘埃，如果不能对他们的思想及行为进行一番了解与同情，只怕是不能明白前人所感所想，要对前人做出贴切的解释也就无从谈起。在西方，理解与解释属于诠释学的范畴，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将此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并形成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如狄尔泰和文德尔班主张以心通意会的态度阅读过去的文本，探索过去的世界。而贝林则提出了情境史学的理念，把自己想象成所要研究的对象，从他的内心出发，像他一样进行思考。了解之同情、情境史学所倡导的研究方法与历史人类学提倡的走进历史现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站在前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对他们进行透彻的了解。
理解在历史研究中是必然需要的，但要把握好理解中的度，即历史学家必须在当事人的立场和研究者的身份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同情并不是同意，了解也不意味着认可。过度的理解有时甚至会扩大成一种辩护，史学家在理解前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同情之意渐盛，认同于所研究的对象而迷失了客观的立场，这是不可取的。例如，研究妇女史的学者应当站在女性角度才能更好地解释问题，但若过于同情女性的悲惨遭遇，而构筑了性别对立的史观便不理性了。历史学家在理解过去时，要极力将自己想像成历史的参与者; 而在进行解释时，则应完全超越历史参与者的立场，站在客观的立场来立论。马克布洛赫强调理解的作用，但他从来不提倡过于充分的理解，历史学家无论如何也还是有感情的。理解的历史研究方法固然对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益处，但若没有适当的度，就会背离初衷，适得其反。
研究一位古人，要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学术成就等方方面面; 研究一件事，要研究前因后果，甚至是看似不相关的小事。同样，研究别国的历史也一样是这个道理。如一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认为中国旧史学没有史学观念，鄙薄东方史学，否认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但这些学者是否真的了解中国的历史，是否研读过大量的中国历史典籍? 杜维运先生将西方史学家分为三类，分析了他们对中国史学不同的态度，一是所谓西方正统史学家，他们蔑视中国史学; 二是西方非正统史家，他们对中国史学了解甚少; 三是西方汉学家，他们对中国史学有时能发表珍贵意见。总体来论，一二类史家对中国史学接触并不多，也不太理解中国史学，但他们却空发中国无史学之类的言论，这样的行为源于他们不理解中国史学。可见，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妄下论断是件极不负责任之事。
评价人与事自然要比理解简单得多，但评价所带的个人、时代色彩也要比理解多得多，往往不易接近历史的真相。历史研究就是不断地接近历史的真相，为达到这个目的，理解的历史学习研究方法必不可少，正如布洛赫所说: 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只要这种交往是善意的，就会对生活与科学有百利而无一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