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雅可布逊和巴赫金是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两位著名的语言艺术理论家。雅可布逊致力于建构诗歌体裁的独白理论范式，而巴赫金则发掘了小说体裁的对话理论范式。巴赫金曾对同时代的形式主义进行过批评，所以学界多年来一直认为巴赫金是反雅可布逊阵营的。本文通过对雅可布逊的诗歌理论与巴赫金的小说理论的异同进行对比研究，试图阐发二者之间的相通性和互补关系，其理论范式的实质，及在语言艺术理论研究中所作出的不同贡献。
关键词：雅可布逊 巴赫金 诗歌 小说 独白 对话
需要指出的是，巴赫金本来也是形式主义出身，他对语言艺术的理解也肇始于对文学本体的内部规律的观照。但巴赫金不赞同未来主义的文学自足观，所以对形式主义亲未来主义而把形式与内容完全割裂开来或内容“悬置”的方法进行了批判。因此，学界通常把巴赫金理解为反雅可布逊阵营的。雅可布逊后来因政治原因辗转欧洲各国，虽然一直没有背离形式主义的初衷，但在世界观及方法论上确实发生过很大的变化，有待进一步深入知识。有关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批评，国内已有过专门的介绍，而关于雅可布逊的诗歌理论和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之间的关系，国内却少有人做过比较研究，仅有法国著名学者托多罗夫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所发表的一篇文章。②对于业已形成的有关他们两种理论之间的鸿沟，有待理性的梳理和深入的思考。为此，我们试图通过对巴赫金的小说“对话”理论与雅可布逊的诗歌“功能”理论之间的差异及其关系进行比较，深入理解雅可布逊和巴赫金两位语言艺术理论的实质。
一、独白范式：雅可布逊的诗歌功能理论
雅可布逊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研究诗歌的。在这个先锋主义时代，对于文学与艺术体系的探索，开始要求从本体论角度来理解。与从前的纯印象主义或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大相径庭，这股潮流试图把文学作为自足的文化现象来考察。俄国形式主义起初就是未来主义文学流派的理论体现。如：形式主义代表什克洛夫斯基从对立区分的角度探讨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这一主张与未来主义彰显诗歌的“无意义语言”完全相符。雅可布逊也是从这一角度着眼于对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美学功能和交际功能的区分的。在他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中，屡次出现的关键话题就是诗歌语言“聚焦于表达自身”，尽管后来他又提出了语言交流的六个因素及其六个功能，全面覆盖了信息、作者、读者、环境、接触、意动这六个方面，但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他却始终坚持语言的“诗性功能”优先论，寻找属于文学固有的“文学性”本质。
雅可布逊的诗歌理论来自于形式主义诗学，同时又是形式主义诗学在境外的延续和发扬者。如果说早期对文学的内部规律及其话语的诗性本质的探讨是雅可布逊诗学一直坚持的主导思想，那么从语言学和符号学角度来进行诗学研究则使雅氏的新诗学范式（语言学诗学）日臻完善。雅可布逊的漫游式生活造就了他多元的学术视野。在他不断自圆其说、日趋成熟的研究中，不但有着感性的美学思想也有理性的科学范式；不仅有诗学理论建构还有充分的诗歌分析做实践验证；不仅运用语言学、符号学分析诗歌，还结合神话学、病理学原理建立起诗学普遍模式。正是对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二项对立的再思考让雅可布逊看到语言学和文学的结合点，从而打破了在此之前存在于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壁垒，也对早期文学语言二分法中的自相矛盾进行了纠偏。这是一次伟大的跨界研究尝试，当然既带来了巨大影响，也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和批评。或许正因为语言学中科学和理性的一面使他的诗学研究显示出独自而排斥了对话。
从这一角度看，巴赫金的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已接近20世纪一些新范式理论家，同样采取基于语境的研究方法。这就形成一种看法：巴赫金既然反形式主义，似乎就是反雅可布逊的。其实，这一现象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批评主要针对未来主义的文学自足观和纯形式观。
在此，我们看到了巴赫金赫赫有名的对话理论的源起：巴赫金自己称对话理论为“超语言学”。这种对话――超语言学与雅可布逊的自指性――投射理论之间显然有着密切且紧张的关系。二者都赞同施语者、信息和受语者在功能、结构上是独立的因素。所不同的是，雅可布逊坚持某些信息，特别是诗性信息具有不变的内在结构；而巴赫金则把关注重点转移到对双方共享的情景状况上：所有的词语，无不散发着职业、体裁、流派、党派、特定作品、特定人物、某一代人、某种年龄、某日某时等等的气味。每个词都散发着它那紧张的社会生活所处的语境的气味；所有词语和形式，全充满了各种意向。词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在上下文语境中得来的韵致（体裁的、流派的、个人的）。
由此可以看出，巴赫金正是在批判形式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对话性理论的。他专门研究了长篇小说话语的“双声性”，特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性”进行了独创性探索。如果可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对话性”视作材料的复杂性，那么小说的对话性就类似于诗歌中的多义性，绘画中的无对象性和音乐中的复调性。而在巴赫金看来，小说的双声或对话和诗歌的多义又有所不同：小说的双声话语是双重意义和多重意义的，而诗歌话语的多义性则是比喻的或象征的，需要明确意识到的，但绝不是对话性的。诗歌中重复性意义满足的只是一个声音，一个重心系统，它象征的是一个统一体，以及与自己相同一的声音。在他看来，诗人所遵循的思想，是只有一个统一的又是唯一的语言，只有一种统一的独白式封闭的话语。
所以，诗歌是单语的、独白的，没有其他声音，诗人的意识是独立的；而小说则是多声的、社会的，声音就是意识。如果从这一角度看雅可布逊的诗歌语言的自足性，或许也就不难理解了。
学界之所以误认为巴赫金是反雅可布逊的，主要是因为雅可布逊在2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探讨诗歌语言理论成果的确是建立在未来派创作思想基础上的。然而，纵观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批评我们发现，巴赫金并没有直接针对雅可布逊的诗学进行批评，他批评的不过是形式主义与未来主义太过相像，针对的也是未来派和形式派共有的缺陷，而不是侨居于布拉格的雅可布逊本人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雅可布逊的《普希金诗歌神话中的雕像》（1937）确实是针对巴赫金批评形式主义诗歌分析法撰写的一篇极具特色的文章。而后来他在《语言学与诗学》（1960）中提出的“聚焦于信息自身”的“诗性功能”，以及针对读者一对象提出的“交流功能”等概念，确实是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相对立的。与雅可布逊从符号层面解释文学语言材料独特性有所不同，巴赫金所关注的是文学的“审美客体”，即言语交际领域所体现的“他者”层面，他所力争解释的是这个层面上所无法解释的小说语言的独特性。虽然二者都关注语言艺术的结构问题，但巴赫金的研究侧重于“审美客体”建构（архитектоника）的结构层面，这就与身兼语言学家的雅可布逊建立在“布局”这样的结构层面的诗歌观念有所不同。我们知道，早期形式主义诗学，一度陷入纯音响即纯形式研究的歧途，而雅可布逊的诗学研究的特点却在于他始终都把意义问题当作诗学研究的目的所在，而注意探讨诗语外在的音响层次与其内在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与巴赫金坚持认为语言学是诗学的辅助性领域的观点并不矛盾。从这一点上看，雅可布逊和巴赫金的语言艺术理论既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下面就看他们是如何互补的。
三、批评与反批评：两种语言艺术理论的殊途同归 尽管巴赫金对于形式主义始终持有批判态度，但巴赫金与雅可布逊的理论思想之间却有着诸多的相通性。一般认为二者都起源于形式主义，都试图突破形式主义的局限性：一个超越了形式主义，一个发展了形式主义，并且都为形式主义（乃至结构主义）文论作出了贡献。雅可布逊在从形式主义走向结构主义的同时一直都没有背离形式主义根基，而巴赫金也被称作是终极的形式主义者，有人甚至说他的研究才真正符合了形式主义最终的目的。因此，两人尽管在理论上有着多种分歧，但从根基和目标而言却是相通的。他们对诗歌和小说两种不同语言艺术的探索，有着共同的形式主义起源和结构主义思想宗旨。下面我们将尝试从三个方面分别验证二者的相通性。
1 语言和体裁的关系
雅可布逊提出，诗歌主要是依赖于语言的相似（选择）轴的操作来实现的，因此隐喻是诗歌的主要特征；而散文（小说）则恰恰依靠组合（毗邻）轴上的操作得以实现，因此换喻才是这类体裁的主要表现手段。无独有偶，巴赫金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同样认为小说与毗邻轴关系密切，与选择轴的关系要疏远一些。如果说前面所提到的雅可布逊和巴赫金的分歧之一是他们对于文学批评中的语境的态度，那么可以说雅可布逊并非否认语境，他只是认为在诗歌中语境的作用并非主导。如：他曾把史诗看作是一种靠近毗邻轴的体裁，因为史诗作者不是以表达自己思想为主而是侧重对历史发展的记录，因此作者实际上和读者都是在听说历史的讲述，他们共享着一个毗邻轴。雅可布逊对史诗的认识与巴赫金对小说的认识可谓异曲同工。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指出小说作者和创作语境之间有着对话，隐含的作者声音和人物之间也有着对话，而作者和读者之间还有着对话。虽然读者的回应是无声的，但是这种回应似乎通过某些形式的反馈而使作者得以感知，而读者的反馈在文本之间又生成了对照关系。而在雅可布逊的史诗论述中，作者作为听话者聆听着语境的讲述，这便对应了巴赫金的第一层对话关系，亦即作者一语境关系；此外，作者和读者通过文本这个介质共享同一个语境，因此读者的无声反馈可以和文本形成比照，反映出二者对同一种感知对象的不同认识，如对于语言交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体验，这就相当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后两层关系。
巴赫金与雅可布逊在文学体裁的看法上基本相同。巴赫金指出：统一的语言这一范畴，是语言的组合和集中的历史过程在理论上的表现；是语言的向心力的表现……它都同实际中杂语现象相矛盾。但与此同时，统一的语言又是克服杂语现象的力量，是保证起码的相互理解的力量。
也就是说，在语言中，与向心力同时起作用的还有一股离心力，而“统一的语言”正体现着语言和思想的具体组合与集中的力量，它具有颠覆异质语言和思想的性质，形成多语和各种思想的内在对话性。既然小说通常能反映并关注“统一的语言”的更迭现象，因此它无疑成为理解现实、感知现实的重要元素。但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和相近的艺术散文体裁，历史上却是在分散、离心的轨道上形成的。”而在诗歌中，语言和思想所具有的组合和集中化的向心力已形成一股洪流，在这股洪流中孕育着诗歌体裁的主流类别。进一步地说，尽管小说是一种“诗意的语言”，却不能把它排斥于诗作之外，但依托语境的小说促使语言和思想规范在文学历史的不断发展中产生了缝隙，从而不断分裂、演变；而诗歌体现的恰是语言和思想具有的组合、集中化的力量，是主流因素，而不易具有异化的能量。诗歌“在语言中是直接表现自己的”；诗歌话语是“自满自足的，并不要求在自身之外一定得有他人的表述”。巴赫金这种对小说和诗歌体裁的判断分明是与雅可布逊不谋而合的。
上述分析表明，在对语言艺术（包括诗歌和小说）以及作者、读者、语境的基本认识上，雅可布逊和巴赫金并无实质性差异。有学者甚至认为巴赫金对诗歌和小说功能的差异性区分很像是雅可布逊对二者区分程式的翻版。
依据雅可布逊所言，诗歌的魅力在于它依托于语言的选择轴，有着隐喻性。诗歌语言凭借着声音的相似、语法对等的相似创造了词语之间的隐喻关系，从而模糊了话语意义。这种对意义的模糊从非文学语境角度是无法解决的，因此诗歌中外部语境只能退居其次。事实上，诗性的确不依赖于意义的指称，形式上的对称、押韵、照应才是引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感的主要手段。这种隐喻关系“使诗歌有着质疑并动摇符号和指称之间关系的能力，因此诗歌才是转换点，在该点上文学向着和语言一意识形态规范相背离的方向转变，并且它具有颠覆规范的能力”。
2 文本与语境的关系
雅可布逊和巴赫金后来都从结构主义出发，认为现实是一个相对的、不稳定的存在，现实并非实体而是通过观念、意识形态乃至符号系统建构起来的存在。不过对于现实是如何建构的，二者却纷说不一。巴赫金学派认为文学作者建构了特定环境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学作品反映了现实环境；雅可布逊则认为文学作为语言符号，所构建的现实只是一个可能存在的层面，文学文本（主要是指诗歌）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环境，它独立且能涵盖和反映诗人个性及世界观。很明显，在雅可布逊和巴赫金之间有着关于符号与现实谁屈从于谁的分歧。以帕斯捷尔纳克散文为例，雅可布逊没有像分析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未来主义诗歌那样运用以符号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创作正值普遍突显符号自身的诗歌时代，这或许就是巴赫金所言的散文的异质性所在。雅可布逊也明示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方式与革命时期的俄国岁月有着因果关系，即动荡不安的社会和混乱的意识形态对帕氏的散文创作所起到的作用：
尽管那个年代有着意识形态上的混杂……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成就很大部分却要归功于那个特殊的时代。这一点体现在他的创作中，他不但用创新的手段持续不断地消除着客体存在，而且重建了艺术语法。
这就是说，雅可布逊一方面肯定了帕斯捷尔纳克散文中不可回避的客观语境功能，另一方面也发掘出帕氏散文所反映的另一个诗学事实，即散文的诗化及被诗歌文化浸染而呈现出的独具一格的文学性。这意味着，帕氏的散文艺术在消除或模糊客体的存在，拒绝让环境成为主导因素，拒绝让符号服从于现实。 雅可布逊认为文学家并不情愿受到外界所指的控制，而是自主地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符号和指称的关系。而对于巴赫金来说，文学家在非文学语境中“找寻自己的方向”，批评家就要找寻这样的方向，把语境因素融入到语言艺术的解释中。巴赫金的观点实际上肯定了语言对环境的服从。雅可布逊则认为：我们当然可以去寻找不同现实层面之间的一致性，也可以从一个现实层面的真实情况推导出其他层面的状况――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多维现实投射到一个平面上去。但是如果把投射结果当作现实本身，或者忽略单个现实层面上的特征结构和自主运动，那就是错误的。
我们以为，雅可布逊的诗学理论和巴赫金的小说理论在现实和文本关系研究上发生着交叉。我们可以在不同风格、不同派别的作家作品中找到重复出现的主题，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都以童年为主题，阿米斯的小说和拉尔金的诗歌都以社会伦理道德为主题。但是我们却无法确定究竟是体裁特征决定了文本一语境关系，还是诗人生活或者非文本状况起到了关键作用。但雅可布逊关于艺术和现实的论述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3 艺术和现实的关系
雅可布逊在不止一篇文章中表达了以符号为中心的创作原则和现实屈从于符号的观点。其中“神话”一词就是最能说明他对（艺术）符号与现实关系看法的关键词之一。在《普希金诗歌神话中的雕像》（1937）一文中，关于神话的特性，雅可布逊这样写道：一种恒定的具有组织功能、凝结功能的因素，在诗人作品中充当了多样的一体化的工具，并且在这些作品中打上了诗人个性化的印记。
这意味着，神话作为一种艺术符号，更多表达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它不具有现实性。以普希金为例，诗人对雕像的迷恋形成了关键的基点，从这个点向外扩散，衍生出一系列的作品。雅可布逊称这种因素是文本中的主导性因素，它对文本结构的形成和文本的诗性功能有着掌控作用。并且由于神话因素的存在，使得个别文本和诗歌总体语言之间总是保持着某种关系。
雕像对于普希金而言是一种复杂的符号，是生活轴和创作轴的交接点。雕像的建成往往伴随着政治和军事事件，而在普希金的时代政治事件频繁，因此雕像即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雕像的长期存在使这种纪念性的符号显得既稳定却又生动。雕塑符号在普希金的创作中恰好反映了象征（诗性）意义和指称功能之间的对抗。从这点而言，雅可布逊对赫列勃尼科夫的评价似乎可以同样运用到普希金身上：赫列勃尼科夫对象征世界的贯彻非常全面，因此对他而言，每一个象征、每一个造词都具有完全的独立现实性。也因此，它和任何外界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这种客体的存在问题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很明显，雕像看似反映了现实，但它更大的作用却是消除了符号的内在二元性，继而模糊了符号世界和客体世界之间的边界。18世纪的彼得借助后人为他塑造的铜像得到“永恒的沉睡”，在此二者之间有着等同关系。而在作为凡人之身转瞬易逝的彼得和彼得雕像的恒久存在之间有着矛盾关系：等同关系和矛盾关系同时作用，让人感受到雕塑人物的生命在纪念雕像中得到了延续。
雅可布逊独具慧眼地发掘出普希金对雕像的处理手法，并肯定了这种符号的独特意义：它关系到把一种文学体裁――诗歌转化为另一种艺术模式――雕像。一座雕像、一首诗，甚至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一个特殊的符号：关于雕像的诗歌就成为了关于符号的符号，或是关于图像的图像。在关于雕像的诗歌中，符号（能指）成为了主题或所指的客体（所指）。
普希金诗歌作品中雕像的象征意义时至今日还对俄国诗歌发生着影响，这种符号以其自身的表达而指向其自身。令人赞叹的是，雅可布逊用含蓄的方法而不是硬性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动荡的时代，会涌现出大量的诗人和文本，这些文本突显了符号的具象性和不易变更性。在此我们看到了雅可布逊以诗歌为基础的语言艺术发展史观。
结语
雅可布逊与巴赫金关于语言艺术的探讨同始于20世纪20年代。他们对语言艺术的本质、文学演变和发展历史，以及文学体裁与话语、文学内容与形式、艺术符号与语境的关系等方面的看法有着许多差异。巴赫金与雅可布逊关于文学语言的争论看似是一个学派取代了另一个学派，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对另一个的延续。而且，在两种理论之间存在着观点上的相通性和互补性。我们以为，对雅可布逊钻研的独白话语理论和巴赫金青睐的小说对话理论进行对比考察，厘清二者的差异及其相互关系，同时发掘这两种语言艺术观念的共性特征，对于理解雅可布逊和巴赫金两位理论家在世界诗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具有启示性意义。
法国学者托多罗夫在总结巴赫金和雅可布逊的学术生涯之际曾对他们的生活背景、性格因素及由此衍生的不同世界观和诗学观念进行过有趣的对比。在此，我们也不妨借用托多罗夫对二者的评价来补充说明20世纪里诗歌和小说两种语言艺术理论的差异性及互补性：巴赫金的文学研究主要围绕小说体裁、尤其是小说中各种意识之间的对话和语言的狂欢化而展开，但他在个人生活中，却因为政治和生活原因没有什么朋友，为了安全他尽可能把自己隐藏在众人之中，满足于边缘化的生活，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对话，也不参与任何实际的狂欢；而雅可布逊则钟情于独白的诗歌，因为诗歌不面对任何具体读者，它不在意回答和应和，而是等待鉴赏和沉思。在个人生活中，雅可布逊却常常是各种聚会的召集人，在热闹喧嚣的酒吧里与朋友的交流常常激发了他思想的火花。这两位俄罗斯思想大师的生活与学术构成了某种奇妙的对应和补充关系，他们的学术不仅仅是文字的工作，而且是生命状态不可或缺的另一半。总之，雅可布逊的对话的、交往的、全身心面对他人的生活，恰好补充了他的独白和物化的言语和文学观；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补偿并照亮了他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