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流氓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的一个复合型概念，是无产阶级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概念符合“流氓”与“无产阶级”的西方语义传统，但马克思以此所指与能指的群体范畴并不稳定。初创的语义仅指社会底层群体；定型时明确指代阻碍历史进程的消极群体，以此反衬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后来逐渐扩展到文化、经济与政治领域。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引起争论，主要表现为肯定、否定与重构三种立场。这些争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复兴，但当代西方学术界无法准确动态地把握流氓无产阶级的完整内涵，其原因有三：概念本身的动态多变性；争论者部分理解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脱离该概念在马克思时代的历史语境。
关 键 词 流氓无产阶级 工人阶级 马克思 当代争论
所有概念都需要置于特定时空语境才能准确理解其特定语义，新语境不仅产生新语义，而且还改变概念的所指与能指范畴，从而引出概念歧义和学术争论。流氓无产阶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金融贵族，也涉及到如何恰当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该概念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而绽放魅力，在托洛茨基、毛泽东等人的理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使是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诸如弗朗兹・法农、卡布拉尔、亨廷顿也开始使用该概念，甚至对其进行再界定以分析相关理论。197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兴，流氓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该概念的使用也变得混乱起来”，理论家之间甚至产生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旨在以概念史视角考究“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的多层含义，以此回应当代西方学者关于此概念的争议。限于篇幅，不涉及该概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近代中国革命史、非洲反殖民斗争史等语境中的语义嬗变状况。
“流氓无产阶级”的语义合成
“lumpenproletariat”一词的词根“proletariat”历经辗转，在概念演变上始终存在着一种倾向：倾向于指代社会底层的从事破坏活动、制造社会动乱的落魄成员，是他们构成了社会的不安定、不和谐因素。这种指代倾向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尤为明显，这种倾向甚至在恩格斯早年的写作中仍有体现。这些因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新的概念语义提供了理论环境。巴萨德明确指出，“proletariat”起初是一个饱含负面内涵的概念，在16世纪到19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内涵逐渐丰富化，既有正面内涵，又有负面内涵，而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开始走向正面化。[9]换言之，马克思着眼于当时上层社会对社会底层群体所持的一种负面的态度，并利用当时既定的“无产者”概念创造出“流氓无产阶级”这一新概念，然后用于描述和分析社会底层中的非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群体，从而与有明确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区分开来。 所以，“lumpenproletariat”的最初语义是强调该群体与现代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差异，其目的在于突出无产阶级是积极力量。
马克思的经典解释
这种情况随后也体现在恩格斯的《德国的制宪问题》和《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在《德国的制宪问题》（1847年）中，恩格斯指出：“无产者，即vulgo（一般所谓的）工人阶级怎么样呢？工人分成雇农、短工、帮工、工厂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流氓为了两个塔勒就可以在资产阶级、贵族和警察彼此发生摩擦时替他们做打手。”[13]可见，“流氓无产阶级”在此被理解为“无产者”，并且首次详细指出该群体在社会冲突中充当的负面角色。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恩格斯援引了当时德国的一首诗，[14]形象地描绘了流氓无产者，初步显现“补锅罐、磨剪子、磨刀、偷盗、酗酒”等各种谋生方式及其日常生活状态。该群体的行为特征在随后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中有进一步的阐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述早期文献中的描述与分析，为后来明确界定“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内涵奠定了基础，而在《共产党宣言》中，“流氓无产阶级”已经明确区分于“无产阶级”，是该概念走向成熟的标志。无产阶级是与资产阶级相伴随而产生的，而“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15]。至此，流氓无产阶级无论是所指代的社会群体范畴及其行为特征，还是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都已经完全明朗化，并且在《共产党宣言》之后，被频繁用于分析德国和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的政治斗争状况。
当代西方的三种争论
《共产党宣言》中的“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这个定义，成为众多西方学者重新理解该概念的主要依据。然而，德雷伯却指出，流氓无产阶级通常被认为是从原所属的阶级中排挤出去的一群人，这是对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误解。因此，德雷伯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三个角度对这个概念进行再解释：首先，马克思笔下的“流氓无产阶级”不仅仅指“危险的阶级”和“暴民”，还指“社会糟粕”，也就是说，流氓无产阶级是从社会各个阶级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次，虽然流氓无产阶级是社会底层的腐化物，是社会排斥的结果，但社会上层的某些群体也是流氓无产阶级。[26]另外，德雷伯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涉及到隐喻，以金融贵族为例，在马克思那里，污秽和血被用于描述金融贵族，“血”意味着暴力、谋杀，甚至是性侵犯；“污秽”意味着兽性和不义之财。[27]换言之，作为流氓无产阶级的金融贵族表现为富人道德的贫困化。可见，德雷伯对该概念的再阐释是在《共产党宣言》基础上的升华。
然而，“流氓无产阶级”内涵的界定还远不止如此。原因有二：第一，流氓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的理论当中时常以不同的面孔出现，上至金融贵族、路易・波拿巴，下至社会最底层的流浪汉、妓女等都是这个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者；第二，在政治斗争中，这一阶级时而以强势的姿态展现在其他阶级面前，时而又成为一个被压迫和被打压的阶级。这为该概念的争论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所以，尼古拉斯・托伯恩通过追溯“无产者”内涵的历史演变趋势，在对比“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过程中，从历史的、生产的、政治行为的以及无政府主义的角度阐述此概念的多元内涵。[28]首先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托伯恩通过将法国1789年革命与1848年革命进行比较，认为流氓无产阶级起到吞噬革命成果的倒退作用。因此，流氓无产阶级是反动的、保守的。其次是社会生产状况的结果。托伯恩指出，流氓无产阶级脱离生产活动，即处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金融贵族以投机取代正常的生产，扮演着“社会渣滓”的角色，因此也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范畴。最后，流氓无产阶级随时都可能被卷入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但其立场摇摆不定，可能为某些阶级所收买，成为反革命力量。
那么，产生之初的“lumpenproletariat”和“proletariat”之间的关系如何？彼得・斯塔利布拉斯指出，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眼中腐化的“无产阶级”一分为二：一个是纯粹的工人阶级，即后来的“无产阶级”；另一个则是诸如乞丐、罪犯等类似群体的人，即“流氓无产阶级”。因为，在马克思之前，“无产者”多为一个负面、贬义的概念，虽然是有指称工人群体的情形，但也只是作为“无产阶级”这个概念的一个附属含义而存在。所以，在马克思的笔下，“无产阶级”的内涵逐渐用以指称产业工人群体。[29]然而，尼古拉斯・托伯恩却指出，“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首要作用就在于，将资产者眼中的无产阶级“沸腾的暴民（a seething rabble）”形象清理掉，正是通过将“无产阶级”这一概念所囊括的具体对象转移到“流氓无产阶级”这个新的范畴内，才使得马克思理论中的“无产阶级”内涵发生历史性的转变。[30]所以，在托伯恩看来，原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内涵被转移到了新概念“流氓无产阶级”上。换言之，在马克思之前，“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眼中的“无赖阶级（knave class）”；在马克思笔下，“流氓无产阶级”才是无赖阶级。
通过对“proletariat”概念语义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无产阶级”的语义内涵具有阶段性，其充满贬义色彩的内涵一直存在，同时也被赋予新的内涵。正因如此，古罗马意义上的无产者才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为“从来没有超过流氓无产阶级的水平”，因而才出现托伯恩所理解的“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关系。同理，在工业文明时代，“无产阶级”概念曾一度出现含混状态，其语义杂糅，才会出现彼得・斯塔利布拉斯所理解的“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关系。
马克・卡宁也赞同波文科克的观点。马克・卡宁依据《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总结出流氓无产阶级的五大特征：第一，流氓无产阶级是人们所认为的“危险的阶级（dangerous class）”；第二，是从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分离出来，或者从先前所属的阶级中被排挤出来的群体；第三，是不愿意通过正常劳动谋生的人；第四，是犯罪的源泉；第五，流氓无产阶级构成复杂，金融贵族也是构成流氓无产阶级的群体之一，他们与流氓无产阶级拥有共同的道德水准和生活方式。[33]在此基础上，马克・卡宁认为该概念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34] 首先，流氓无产阶级的群体范畴不够稳定。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某些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难以确定。那些因圈地运动或其他原因失去土地而进入城市的农民，如果倾向于出卖劳动，就有可能成为无产者；如果流浪乞讨，则成为流氓无产者。换言之，成为无产者还是流氓无产者只因立场的差异而论，无关乎与生产方式的关联。第二，挑夫、拣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等底层群体的阶级定位难以确定。该群体通过自身劳动谋生，且工作形式易于采用，也易于抛弃，所以被定义为流氓无产阶级。但是，如果他们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那么就可能从流氓无产阶级转向无产阶级。第三，马克思关于金融贵族的论述也存在问题。马克・卡宁认为，金融贵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挥巨大作用，将其简单地定义为流氓无产阶级并不合适。
其次，流氓无产阶级的历史角色值得商榷。马克・卡宁指出，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的人往往是那些失去土地的人，以及在工厂从事非正常、不人性的劳动的人。所以，革命不是出现在那些工业化已经成熟的国家，而是那些正在经历工业化的新兴国家。俄国是典型案例，那些熟练工人支持孟什维克，而新兴工人却支持布尔什维克。卡宁认为，正是那些失去土地、没有固定工作的人群扮演革命的积极角色。
此外，巴萨德甚至直接指出，到《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止，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内涵历经了由简到繁、不断丰富化的变动过程，所涵盖的群体范畴逐渐增多，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期理论中却弃之不用。这反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最贫穷的、社会最底层的、声名狼藉的群体存在一种矛盾心理。马克思对那些进取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存在一种理想化的态度，以及对流氓无产阶级所持的立场，其实是马克思前后思想变化的反映，而不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描绘。他们对这一底层群体的立场变化使之将这一概念置于不重要的、不成熟的理论范畴境地。[35]
基于马克思对1848年前后法国阶级斗争的描述，彼得・海斯指出，流氓无产阶级以如下三种面貌出现。[37]首先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1848年革命之后，流氓无产阶级及其组织从法国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政权，最终赢得了统治权，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最后阶段，无产阶级最终将从流氓无产阶级手中获得政权。所以，流氓无产阶级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其次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受害者。作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受害者，具体表现有二：第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血腥的立法”所创造的新环境催生了流氓无产阶级（诸如乞丐，强盗，流浪汉），其产生本身就是受到资本主义体制迫害的表现；第二，流氓无产阶级和其他底层穷人一同成为工业生产的常备军，受资产阶级的剥削。②最后是被责难和仇恨的对象。流氓无产阶级总是与革命中的暴民活动（即暴乱）联系在一起，所以该概念更多是因暴乱活动而成为一种贬义指称，体现对其所指群体的非难和指责。
彼得・海斯在此基础上以有无财产、是否处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和是否堕落三项标准，构建了一个包括流氓无产阶级、过剩人口、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金融贵族六个阶级（阶层）的环形阶级结构模型（图1）。[38]这一模型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线性阶级结构模型显然不同。
马克思从欧洲工业化的背景出发，深刻地洞察到，西方世界在经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产生一个可以与资产阶级对抗的无产阶级，而且大量涌现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排斥的城市贫民。他们也属于社会的无产者群体，但在社会行为、政治立场与价值追求等各方面都明显区别于由产业工人组成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只能冠之以“流氓无产阶级”这一称谓。马克思创造的“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这个复合型概念，一方面完全符合“lumpen”与“proletariat”在西方文明语境的语义变迁史，另一方面又可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科学分析古罗马、中世纪、近代西方各阶段产生的无产者群体，并以此考察工业革命后被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淘汰的城市贫民，以及阻碍革命进程的堕落群体。而创造该概念的目的就在于囊括消极、负面的社会底层群体，以此捍卫完全由产业工人组成的无产阶级，惟此才是正面、积极的推动历史进程的革命力量。当然，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诸多文献中，流氓无产阶级概念从提出到运用是一个不断完善和扩展的过程。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首次提出该概念，那么，《共产党宣言》就为之确定完整的内涵，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此后，该概念逐渐扩展运用到文化、金融、官僚等上层领域的其他社会群体范畴，覆盖所有那些维护旧体制并阻碍革命进程的社会角色。显然，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是动态发展的，但在运用时却又是高度语境性的。 当代西方学术界重新解读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经典文本，对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再讨论，为之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扩展了其认知空间，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复兴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该概念的创造与运用一开始就具有动态发展与高度语境的特征，后来兴起的再讨论又是在一种全新语境中展开，是依据于新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因此，当代西方学者对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讨论有着高度的选择性和目的性，并不能完全把握该概念的原意。惟有总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问题，研读其相关的重要文献与动态发展的思想体系，才能准确把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
注释：
① 虽然巴萨德从词源和文本的角度对“lumpenproletariat”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是他认为，该概念仍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当中的一个不是很成熟的概念。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把巴萨德的理论归结为第二类分析，但其分析中也不乏肯定性的解释成分。
② 海斯认为，流氓无产阶级被描述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受害者，更多的体现于《资本论》中，这一点与马克思对法国的描述有着显著的差异。因为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认为，流氓无产阶级及其头目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革命中，通过各种手段最后一跃成为法国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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