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解蔽农民和农户对于读书功用性不同分层认识的基础上，“读书无用论”在中国村落内部的流行并非是一个被媒介故意渲染起来的伪命题，而是实实在在愈来愈冲击村落社会的真命题。在城市中国越来越步入知识社会和开放社会的当下，乡土中国的“读书无用论”思潮日益凸显。对新“读书无用论”解蔽，需要回归到中国社会结构框架中，揭示“单位制解体”、“就业方式改变”、“流动人口政策变迁”以及“乡校撤并”等容易被忽视的政治社会学因素。
关 键 词 底层村落 读书无用 社会分层 调查
中国村落社会崇文传统考析
中国村落社会历来有尊崇读书和尊敬读书人的历史传统。笔者认为，这源于“皇权不下乡”的传统中国村落是一个依靠“礼俗”来维持社会运转的公共空间，蕴藏于其中的“内在”和“外在”两大控制系统都需要依靠传统文化力量来维持。“内在控制系统”是个体基于对村落共同体中，宗族长老权威和传统风俗规定的习惯性服从和内在性遵守，是以教化方式达成个体社会化的；“外在控制系统”则基于村落共同体中的外在惩戒与舆论力量，来迫使个体规定性的实现行为自我控制与约束，但这种惩戒和舆论力量作为柔性规范，决然不同于法治社会中以行政法规为基础的刚性控制。正是中国乡土社会尊崇传统，这样的一套柔性礼治方式才能够维持中国村落的千年稳定。因此，无“法”的乡土社会所依靠的“礼”必须有赖于共同体成员对传统的高度认可和尊崇。
但传统究竟是什么呢？费孝通在《礼治秩序》中谈到：“传统正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1]这种不断传承下来的经验，不断沉淀后形成了传统，村落共同体中的成员只有在遵循传统之下，才能确保在村落生活中获得安全感和丰富性。其一，遵从社会关系的生活传统，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社会麻烦（无讼）和获得村里人的帮助（互助）；其二，遵从外在自然的生产传统，才能在季节的周期性重复中采用最优的耕种技术获得物质的丰收。因此遵守传统对于村落人来讲就意味着能够在现实中更好地生存与生活，对传统的神圣性塑造和仪式化确认当然就是村落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大事，传统在这种集体的确认与运用中自然逐渐演化为文化。
如果说文化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物在村落中被尊崇还略显抽象的话，那么谈到“长老统治”这一作为传统村落治理形式就显得相对具体了。[2]长老之所以能够在村落社会中成为公共权力的集中者和公共事务的决定者，源自于其作为活着的传统文化象征符号而得到村民认同，正是因为其对传统文化的经验性积累相对于其他人更有优势，因此才拥有了村落的教化权，而教化权即是村落“无为而治”格局中最大的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不同于权力的其他几个来源，如通过社会冲突中的“横暴”或社会合作中的“同意”而获得的权力，这种以教化为本的政治权力来自于社会继替。社会继替得以发生必须依赖于村落认同机制环节上的两大“不言而喻”：一是对待传统文化的神圣性与尚古的虔诚性成为村落共同体成员不言而喻的集体共识，而这种共识的形成有赖于村落社会自身的稳定性和传统文化帮助应对村落日常生活的有效性；二是“长幼有序”和“尊卑分明”的道德原则是村落中不言而喻的社会运转法则，长老得以在这种法则中成为实施教化的不二人选，同时长老也确实能够通过经验的积累，而更为合理地处理和协调村落中各种内外部公私事务。长老统治的本质尽管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其遴选逻辑却与村民对遵循传统文化能够直接带来宁静日常生活的认同度相一致。因此，长老越是尊崇和推广传统文化的神圣性和有效性，其基于等级教化而形成的政治权力就更为巩固。故在传统村落中，长老一般都会作为榜样带动村民一起尊崇读书和尊敬读书人，因为这本质上与长老统治内在文化机理一致，即都是基于对文化这一稀缺资源的极大垄断而获得社会权力，若长老统治政治结构下对读书和读书人采取鄙夷的态度，则本质上就是动摇长老统治政治遴选机制本身合法性。
中国村落空间内部
关于“读书无用”观念的结构性真相
由上可见，中国农村社会素有“鲤鱼跳龙门”的文化观念。但是，时至今日，中国村落社会中“读书无用论”社会思潮又开始日益凸显，针对这个命题的真伪，产生了诸多争议。当前有关“读书无用论”的学术研究陷入到了两大困局之中：一方面，关于“读书无用论”的定性研究多被搁置于宏大叙事的社会大结构这一单一向度中被讨论，研究者在价值上容易首先预判“读书无用”的不合理性，并由此生发出对村落内部“读书无用论”道德主义式的批判分析和总体性解决策略，缺乏对微观社区细致的参与式观察和对农民自身的主体性理解，缺乏基于完整行政村落内部日常行为逻辑和思维方式的长期细致观察，从而在不同观念主体者理解缺位的前提下泛泛而论。另一方面，有关“读书无用论”的定量研究对象因为方便原则而多局限于农村学校内部的学生与家长，缺少对一个完整的行政村内部全体农民作为调研样本的全员调查，数据统计结论很容易被问题设计和研究方法所误导，比如部分研究者的问卷直接表述为“您是否认为读书无用”，从而导致被调研的家长和学生绝大多数都选择“不认同”，研究者就会在数据面前貌似客观地得出“读书无用”在村落中只是极少数观念的结论。笔者通过在四川省芥县云乡雍村这一完整的行政村驻村考察发现，当下社会上新一波的“读书无用论”并不是一个伪命题，其背后隐藏着一套复杂的新社会结构逻辑。
按子女接受不同教育层次和阶段的家庭划分来看，笔者按照子女已完成高等教育、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仅完成高中教育、正在接受高中教育、仅完成义务教育、正在接受义务教育以及无子女或义务教育段子女即辍学的农户家庭七个层次来划分雍村家庭，其中如果有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都按照其第一个子女所受教育状况来确定。
从表1可见，如果按照分类的家庭户来研究村民对读书有用性与否的看法，则可以发现：
2.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子女接受教育阶段越高，农户家庭对教育有用性的认同度占比越低。尽管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户家庭对于读书有用性认同度的绝对数不低，但较之子女正在接受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农户家庭组内占比而言，其认同比例则是最低的。
3.在子女已完成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对读书有用性认同度最高的反而是无子女或义务教育段子女即辍学的农户家庭，其次是子女仅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最低的则是子女仅完成高中段教育的农户家庭。
（二）家庭收益对土地依赖程度越高，越认同“读书无用”
如果按农户与土地结合关系状况来划分，可以将雍村的农户划为五大阶层：即完全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农农民阶层、在村兼业农民阶层、普通农民阶层与农村少地贫弱阶层。
通过将农户家庭按与土地结合关系的程度分层，进而观察不同阶层农户家庭其不同的读书功用性看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土地依附关系与读书有用与无用之间构建起内在关联。家庭收入结构中越依附于土地收益的农户阶层，其认为读书有用的组内占比越低，认为读书无用的组内占比越高。少地贫弱阶层农户家庭对读书有用的认同度最低（22.2%），而完全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反而对读书有用的认同度最高（90.5%）；同时，少地贫弱阶层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的认同度最高（68.9%），而完全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反而对读书无用的认同度最低（4.8%）。换言之，村落里家庭收入结构越依赖于土地收益的农户阶层，越认为读书无用，而家庭收入结构越脱离土地收益的农户阶层，则越认为读书有用。
（三）农户越富裕，越认同“读书有用”
（四）权力和活动中心越趋向单一的家庭，越认同“读书有用”
家庭结构类型与读书功用性观念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权力和活动中心越趋向于单一性的家庭类型，其对于读书有用性的组内占比认同度越高，而对于读书无用性的组内占比认同度越低。
作为村落主导家庭类型的“核心家庭”，事实上也是中国主要的家庭类型，其家庭内只有一个权力和活动中心，具有人数少、结构简单的特征。此类家庭对于读书有用性的组内占比最高，达到了70.3%，高出所有家庭结构类型对读书有用性的平均认同比例（48.9%）20多个百分点，高出居于其次的“主干家庭”读书有用性认同组内占比（50.8%）也近20个百分点，可见无论从绝对数还是从相对比例来看，“核心家庭”都是村落中读书有用论认同的绝对主体。“主干家庭”相比于“核心家庭”而言，其家庭内部不仅有一个主要的权力和活动中心，还有一个权力和活动的次中心存在；而“联合家庭”则不仅家庭内部存在一个主要的权力和活动中心，同时还存在多个权力和活动的次中心；其他家庭在社会学意义上相对于前三类家庭而言凸显非主流性和边缘性，其家庭权力和活动中心结构具有碎片化、任意性和分散化的特点。从“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一直到“其他家庭”，读书有用论的认同度逐渐降低，无用性的认同度逐渐提高。
笔者研究发现，“读书无用论”在村落内部空间中的话语表达和行为表达存在明显的隐性悖论，而当前学界关于“读书无用论”的研究往往因为研究的局限而忽视了对这层悖论关系的解蔽。雍村中存有这样一批农户家庭，他们尽管在问卷调研中对教育有用性表达了认同，但在访谈中却发现对其子女教育多采取顺其自然的不作为态度和行为，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态度是“读的出来就读，读不出来就早点打工或者嫁人”。事实上，相对于高度重视教育和具有多元化教育选择机会的城市家庭而言，农村这种表面上顺应子女教育自然发展的日常消极行为表达，客观上导致了农村内部底层的阶层循环。更何况，处于农村社会内部分层结构中越底层的农户家庭，其对于读书无用性的认同比例越高，因此其代际之间因教育而发生的社会流动率可能性也就越低。
中国村落社会“读书无用论”观念
社会性因素诠释
在解蔽雍村农民和农户对于读书功用性不同分层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读书无用论在中国村落内部的流行，并非是一个被媒介故意渲染起来的伪命题，而是实实在在愈来愈冲击村落社会的真命题。为什么在城市中国越来越步入知识社会和开放社会的当下，乡土中国的“读书无用论”思潮却日益凸显呢？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有三个因素亟待正视。
（一）中国“单位制”解体与“就业方式”的改变，使缺乏社会关系网的农村读书人陷入就业困境，并影响村落社群对读书效用的传统观念
“贱农主义”是当代中国舆论社会中的主流话语，但凡与农沾边，似乎就意味着次等和落后。这与20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的兴起直接相关，城市社会的兴起本质上在满足国家现代性和工业性发展需要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凋敝。19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通过人为压低农业产品的收购价格从而为城市中的工业化发展积累资金，将本来属于农民的收入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中通过“剪刀差”转入到城市的工业部门中，同时又通过建立户籍制度进一步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空间的自由迁徙，从而使城乡二元结构被固化，教育、参军几乎成为了农村人跳出农门获得国家干部身份仅有渠道。但因为政策性因素，教育、参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成为比拼先赋因素的成分之争和比拼社会关系的人情之争，普通农村家庭事实上很难获得教育、参军的机会。更何况，众多的知识分子也在这场国家灾难中沦为知识无法改变命运的最好注脚，而参军指标的稀缺性和过程的复杂性，也使众多村民向城市流动无望。但是，捆绑在城乡户口上实实在在越拉越大的差距，使农村人仍然要想尽办法成为城市居民。
1978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大量农村的年轻人通过努力考大学而进入到城市中，获得城市居民粮本进而改变农民身份。这种阶层上流渠道的畅通性和直接性使读书成为了极具功用性的身份改变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1999年高校实行扩招以后。尽管1980年代因为城市市场的限制和农村经济的放活以及1990年代初“下海潮”的兴起，脑体倒置也催生了一轮读书无用论，但此时的读书无用论主要发生在城市和城乡结合部，对于身处封闭性村落社会中的人来讲，努力读书从而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跳出农门依然是其不二选择。所以在1990年代中，“知识改变命运”一类的口号，几乎成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中最深入农民内心的公共话语。
这种改变的能力，随着大学毕业生从国家“统包统分制”到个人“自主择业制”的就业方式转变也有所降低。“统包统分制”核心在于，以文凭为中介通过文化资本转换实现职业身份的转变，并获得国家体制性的终身福利保障，即“铁饭碗”，“铁饭碗”无疑是农村人看到读书具有强大功用性的背后深层理据。而“铁饭碗”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有赖于“单位制”排他性的利益分配结构与对社会稀缺资源的控制能力。单位作为政府控制社会的组织手段和个体获得固定性国家经济分配、进入政治生活的主要渠道，相比于原子化和分散化的农民职业来讲，捆绑在单位工作岗位上的收入稳定性、高额的福利回报以及畅通的身份晋升渠道无疑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因此，通过读书而获得“单位制”中的“铁饭碗”从而改变命运，对于农民来讲具有直接的可视性和现实性，这种身份上的巨大转型绝不可能被其他方式所差异化替代。
而随着1990年代后期单位制的逐渐解体，稀缺性资源不再被国家单位所垄断，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政治型供给体系逐渐被多元化的市场型供给体系所取代，多元资本创造了层次高低完全不同的复杂就业体系，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就业方式在被彻底终结的同时，个体自主择业成为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唯一选择。日益规模庞大和渐趋分化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在自主择业中，无疑会进入到高低等级序列完全不同的就业体系之中，有的得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有的进入到次要劳动力市场，有的则会失业而不得不自主谋生。农村家庭子女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关系网，同时也缺乏社会就业体系中完全异于知识体系中的文化习得，因此很多最后都不得不进入到次要劳动力市场谋职或者失业回乡。由此，村落中口耳相传的读书人形象，无疑被进一步固化为本村落中在次要劳动力市场谋职和失业回乡的大学毕业生形象，这种现实可及的例子与以前读书能获得铁饭碗从而改变命运的例子截然相反，“读书无用论”观念逐渐萌生。
（二）中国城乡人口流动政策不断开放，抵消了村落人传统中只有通过读书才能实现身份转换的功效性
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分割与农村人口向城性流动限制的逐步放开，也加剧了村落中“读书无用论”观念的形塑。事实上，中国流动人口管制政策的开放程度与读书功能性大小之间存在明显的反向关系，即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管制越严，读书的功用性则越大，反之则越小。1984～1989年，政府对流动人口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公共政策，而这种宽松政策空间的形成正是得益于1983年中央以一号文件形式出台的《当前农村经济改革若干问题》文件精神。自此，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乡镇工商业逐渐繁荣，从而为更多的城郊农民提供了岗位和商机，大量城郊农民也切实通过“离土不离乡”的经商和打工方式进入到乡镇中并日益获得财富，财富渐进的积聚过程不断强化了农民获得城镇户口的内在动力和外在诉求。
但在2000年以后，城乡户籍制度逐渐松动，随着国家民生型的政策原则的导向，各种惠农性政策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与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中逐步全面实施与深化，曾经阻碍和隔离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务工时所设立的“流动人口就业证制度”、“收容遣送制度”等各项限制性措施和歧视性政策也得以废除。[5]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城市建设用地日益吃紧，由于国家年度下达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被总量控制，且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三级城镇体系中供应不均，内在扩容空间与难度极大，故主要由地市一级统一调剂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需求旺盛，[6]且通过“宅基地复耕”、“以租代征土地”等多种方式将边远村落与中心城镇深入联结起来。由此，通过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而获得直接实惠，不再仅仅是城乡结合部村落中拥有农业户口的农民专利，远郊农民也能在政府安置集中居住以实现宅基地复耕而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商业投资项目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尤其在2005年农业税费减免后，中央政府对农村由“汲取型”政治转换为“给予型”政治，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负担切实得以减弱并在城乡自由流动中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打工、做生意等）而逐步富裕起来。相比于城镇中下收入水平的居民而言，农民因其“进可入城从商、退可回乡务农”的优势反而成为了城镇人羡慕的对象。以前农民想方设法也要将户口迁入城镇以获得捆绑在城镇户口上的国家福利，而现在那些曾经花钱实现“农转非”的城镇居民基于当前不断扩大的农村利益想再“居转农”而难为。以前农村家庭希望子女通过考大学的这一教育方式跳出农门而获得城镇户口，而现在诸多原籍是农业户口、因上学户籍转为居民户口的中大专（技校）毕业生纷纷回原籍办理“居转农”手续，恢复农业户籍。这种“居转农”的“反流”现象，无疑是因为城乡利益大小不同的导向性选择。有研究显示，当前74%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愿意在城市长期居住但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而自由的人口流动政策无疑有助于农村人口此梦想的实现，同时逐渐趋于善治的农村公共服务[7]，也使另外26%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愿意回村。因此，村落中曾经只能寄希望于读书才能实现的流动理想，现在则有了多元化的替代性选择方案，更何况读书在村落中曾经所能发挥的类垄断性地位升迁渠道优势也渐趋弱化，农民的实用理性则会在这种“成本―收益”投资决策中从行为上强化“读书无用论”思维的形塑。
（三）乡校的大规模撤并使村落社会沦为文化荒漠，“读书无用论”思潮在底层的流行顺理成章
如此大面积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对村落社会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曾经作为村落文化中心的学校逐渐远离村落，村落从此逐渐沦为文化荒漠。[9]在这种变迁中，村落中处于中上层的社会阶层反而更容易在城镇化导致消费结构变化的前提下，[10]被激发起择校热。因为他们将子女送入到位于乡村学校的成本与他们将子女送入到县城中的成本相比，反而后者更低。因为他们可以在县城中租房获得更多的务工机会，而在乡里却完全无法获得此经济收益，同时又能照顾到子女。
但是，村落中处于底层的社会阶层却没有足够的教育选择性消费能力，他们只能在政策性的社会变革中顺应这种变革，从而承担更多的经济成本，并为此花费更多的精力去接送和照顾子女。乡里的学校越来越成为村落中下阶层，特别是底层阶层子女聚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发端和延续于村落底层家庭的各种次文化习惯和思维在相互交叉的环境中不断积累和创生，进而被互相标榜为合理性的习惯与榜样[11]，凝固性的底层文化逐渐成为乡学校难以更易的文化常态，从而进一步迫使更年轻的具有教育选择性消费能力的村落中上阶层溢出村落。学校底层文化特质越来越明显，底层子女更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中表现出不理想的学业成绩和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更易于在过于强大的底层次文化坚守不良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而难以纠偏。底层家庭在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基础上，一旦得到子女表现不佳的结果时，自然也就更轻易地倾向于读书无用的话语表达和行为选择，进而在不刻意的文化认同中完成底层的阶层再生产，这无疑导致新一波“读书无用论”逐渐以各种方式在边远村落空间日益蔓延。
注释：
① “雍村”位于四川省农业县――“芥县”的西南部，地处该县的偏远山区，海拔为600～900米，幅员面积6.96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75%。芥县域经济对雍村辐射和带动较小，雍村所在的云乡是芥县目前唯一不通公交的乡镇。
参考文献：
[4] 尹德挺，黄匡时.改革开放30年我国流动人口政策变迁与展望.新疆社会科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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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尹德挺，苏扬.建国六十年流动人口演进轨迹与若干政策建议.改革，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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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松.那些局促的小城镇――小城镇“地荒”压力调查. 半月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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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欧世平.基于善治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探析.江淮论坛，2013
（3）.
[9] 杨东.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参与主体的近代嬗变.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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