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首部反家庭暴力法已进入正式立法程序。前不久，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立法意见稿，对涉家庭暴力犯罪行为可及时发现、及时启动诉讼程序;而任何组织和公民对家暴行为，也都有权劝阻、制止、报案。这有助于全社会逐步形成“家庭暴力不是私事”的共识。
每个家庭都可能隐藏“家暴”
“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美籍妻子遭打、女演员白静因家庭纠纷被丈夫残忍杀害、北京女子董珊珊新婚不久被殴打致死……近年来，类似可被贴上“家庭暴力”标签的“家事案”频现报端。但或许不久后，这些“家事”将有专门的法律来“管”。
2015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分别从基本原则、案件受理、定罪处罚、其他措施等4个方面分二十五条对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办理提出了指导。
也是在这一天，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说道，反家暴立法反映国家对弱者的关心，用立法的形式表明，哪怕是在家庭成员之间也不允许暴力行为。这部法的讨论出台能够提高全社会公民意识，也凸显了政府责任。据悉，我国首部反家暴法（草案）将于今年8月份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有多少家庭正在被“家暴”阴影笼罩？“家暴”是不是不可外扬的“家丑”？国家为何要立法管“家事”？
殴打、限制人身自由、性暴力、精神暴力、经济控制……中华女子学院教授蒋月娥告诉记者，这些都是“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
家暴的阴影不仅笼罩着妇女，在一些家庭，未成年子女和年迈父母，也是家暴的“牺牲品”。
虎妈、狼爸，如今打骂孩子作为一种“教育手段”颇有根基，而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被虐待、遗弃的事件，也日益增多。近年来，深圳公务员殴打父母，四川一名4岁女童因教育问题而被家长一掌打死、云南一家长因孩子没写作业而将6岁儿子活埋……类似儿童被家长殴打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的事件，屡见报端。
“在中国，家庭暴力现象具有普遍性，受害者不仅是妇女，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儿童和老人。”据蒋月娥介绍，虽然没有全国性统计数据，但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的抽样调查显示，家暴在普通人群中的发生率为34.7%。“而且，家暴的施暴者不受年龄、性格、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影响，任何家庭，都可能隐藏‘家暴’。”她说。
据悉，从2004年起，妇联系统受理“家庭暴力”的投诉数量，年均有4万到5万件，目前占到婚姻家庭类投诉的25%。其中，反映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来电，占家暴来电的5.4%，反映老年父母遭受子女暴力的占2.2%。
家庭暴力不仅是家务事
尽管家庭暴力人人喊打，但蒋月娥坦承，真要为它单独立法并不容易。其中，思想障碍是第一道“必须迈过的坎儿”。“有人认为家暴属于个人家庭内部的私事，国家不应当干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世洲说。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则认为：“家庭暴力是对个人和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绝不是家庭的私事。”
“目前，世界各国已经普遍建立了专门的负责妇女、儿童、老人权益的政府机构，制定了专门的法律，甚至还制定反家庭暴力的国际公约。在我国，家庭暴力也已经导致了严重社会问题。再不采取有力措施，就会犯‘见事迟’的错误。”王世洲说。
“家庭暴力早已不是个人私事，制定反家暴的专门法律，将使中国4亿多家庭中的成员获得公权力的保护。”蒋月娥表示，“困难首先在于，一些人对制定专门反家庭暴力法的必要性还有疑虑。
而实际上，“禁止家庭暴力”的提法已经在不少法律法规中出现。在《意见》出台前，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保障法以及《全国妇联等七部委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等都有涉及，全国绝大部分省（区、市）也出台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90多个地市制定了相关政策文件。 “这些散见于相关法律的‘反家暴’条款，倡导性多于操作性，难以‘事先预防’，大多只起到警示作用。只是在家暴升级、后果严重时，才依据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介入。”蒋月娥直言，“地方性的法规缺少上位法的支撑，对解决‘反家暴’实践中的问题，难以作出实质性规定。”
“目前，司法实践中处理家暴案件的基本状况是：很高的证据认定标准，中庸的解决方式，很轻的处罚措施。”蒋月娥进一步指出，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即使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对家庭暴力案件的理念也都存在分歧。“有的警察认为丈夫打妻子、父母打孩子是家务事，警察不能干预;有的家暴行为，警察认为是故意伤害，而检察官认为是虐待;对‘以暴制暴’的杀人案件，法院判决差别也很大。”蒋月娥说。
“在《意见》出台之前，对 ‘以暴制暴’案件的办理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法官判刑尺度不一，有的轻，有的甚至是畸重。《意见》刚出台就能够进行很好的指导，说明《意见》能关注司法审判中很多很重要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意见》的出台对各地以暴制暴案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很实用。”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李莹律师认为《意见》的出台将为反家暴法的出台奠定基础，可以进行司法尝试。
记者了解到，《意见》的亮点包括，以暴制暴的家暴受害者可减轻处罚，区分虐待犯罪和致人重伤死亡，家暴主体范围将同居关系也纳入在内。李莹律师直言，除了立法推动，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庇护方面，管理、理念都没有跟上，保密措施也不够。她建议进行多机构合作试点，各方共同合作起来完成这件事。
定义、取证、量刑都是难题
在全国妇联看来，对“反家暴”而言，现有的法律规定只是一种临时性、过渡性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制定国家级的反家庭暴力法。
“目前，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家庭暴力进行了专门立法。”蒋月娥表示，“我们的反家庭暴力法，首先应当确立‘国家干预家庭暴力行为’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干预机制，建立包括预防、制止、救助、惩罚在内的一整套制度措施。”
但蒋月娥同时表示，给家庭暴力这个“家事”单独立个法，一路有不少“拦路虎”。
如何界定“家庭暴力”、调查取证困难、适用罪名有争议等，是目前反家暴立法中另外几道较难解决的坎儿。
“哪些行为算家庭暴力？国外通常认为它应该有四类：肢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而国内对肢体暴力和性暴力普遍认可，但对其他形式的暴力有不同意见。”据蒋月娥介绍，哪些人群适用反家庭暴力法？国外认为通常包括三类人：一是有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家庭成员，二是有亲密关系的恋人，三是前配偶。目前，国内对此也有分歧。”
对这类“家事”调查取证，也是个挑战。“家暴一般发生在私人场所，隐蔽性较强，如果当事人自己不承认则难以被司法机关认定，证据很难收集，证据认定及举证责任分担也是立法需要解决的难题。”蒋月娥说。
家暴案发生后，如何合适地定罪量刑是立法同样需要解决的问题。“刑法中，与家庭暴力有关的罪名涉及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虐待罪、遗弃罪、强奸罪。在法国等一些国家，对家庭成员犯罪，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会受到比对他人实施犯罪更重的处罚。但在中国，对这类犯罪通常有较高的容忍度，司法机关定罪时往往‘就低不就高’，这对保护受害人极其不利。”蒋月娥说。
据悉，2009年，因家暴死亡的北京姑娘董珊珊，其夫就是以虐待罪定罪量刑，最后被判刑六年。
蒋月娥表示，反家庭暴力法如获问世，最大的亮点可能在于“人身保护令”。但这也可能是立法亟待解决的难点之一。据悉，“人身保护令”参考了国外的经验，是指施暴者在限定时间内，除了不得继续施暴外，还禁止以电话、网络、信件等方式骚扰受侵害人，是一种更为周全、彻底的保护。
“‘人身保护令’是国际公认的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最有效的措施，尽管最高法院应用法学所正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目前还没有相关规定。另外，违反这一措施后的法律责任，还涉及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问题，实践中这个问题还没能解决。”蒋月娥说。
